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全民基本收入吗？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无论你的财务或社会地位如何，每月都会收到一笔固定金额的现金，这样你会变得更懒吗？德国最近进行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结果为其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论点。它具有广泛性吗？https://t.co/Cd7H3Jg6r1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April 29, 2025
试着想像一下，无论你的财务或社会地位如何，每月都会收到一笔固定金额的现金。
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补助金”（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ant, UBIG）的本质，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讨论这个概念多年。这个概念也成为了许多社会实验的主题。
在德国，一个位于柏林的非营利组织“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跟踪了122人三年，每人每月无条件地收到1,365美元。
研究发现，并没有减少人们的工作意欲，事实上每个人都保持全职就业。然而，相当高比例的受访者因感到安全而可以转换工作。他们亦回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并花更多时间进修。
图像来源，JustGiving，肯尼亚的补助金受助者卡迪（Kadi）表示，该计画给了她“归属感”
另一项由非营利组织“直接给予”（GiveDirectly）资助、在肯尼亚进行的大型持续研究初步显示类似结果。计划在当地两个县的295个村庄，通过移动支付方式向个人发放为期两年至十二年的补助金。
总体而言，劳动力供应没有显著下降，但许多参与者离开了领薪工作，转而开始自己的生意或成为自雇人士。一些人甚至集资并轮流分享收益。
肯尼亚一名没有稳定收入的寡妇卡迪（Kadi）说，“知道自己不会挨饿的心安，是我深深珍惜的。”
作为临时工，她是该计划的受益者，每月从“直接给予”非营利组织获得34美元的转账，她表示自己完全依赖这些款项，“已成为我唯一稳定的希望来源”。
“这个计划给了我归属感，也让我有机会一次过获得一笔可观的资金——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像过的。我计划在轮到我时购买耕牛。”
掉进安全网的“缝隙”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许多符合资格申请国家财政支援的人，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获得补助
这些研究结果有多令人惊讶呢？
南非经济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Justice）资深研究员凯莉·豪森博士（Dr Kelle Howson）表示，结果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任何根据收入不平等，来进行援助的努力都会失败，”豪森告诉BBC。“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试验来证明全民基本收入不会让人们退出市场。相反，它使人们能够创办自己的企业并促进地方经济。”
她指出，相比之下，任何基于资产审查的收入支援（而非全民普及）总会涉及某种程度的排除。总会有些人“掉进缝隙之中”。
例如在南非，申请收入补助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有效地使用电脑的技能，而约20%的人口无法上网。
受助人士还需要拥有一部具有高质量相机的智能手机，以满足生物识别身份要求。豪森表示，结果许多符合条件的人从未获得任何财政支援。
在印度，持有“贫困线以下”身份证明的公民有资格获得政府救济，但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贫困人口没有这张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普拉纳布·巴尔丹教授（Prof Pranab Bardhan）于201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以非正式就业为主、主要依靠自雇、缺乏正式帐目或收入数据的环境下，经济状况调查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识别贫困人口可能是昂贵的、腐败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
正面影响
图像来源，Alex Plavevski/EPA-EFE/REX/Shutterstock，研究显示，资助为受助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
德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结果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验相似？这些理念在国际间又有多大影响力呢？
诺贝尔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包纳吉）在内的一组经济学家在2019年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论文。班纳吉表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其他的基本收入实验，包括印度中央邦、纳米比亚村庄以及伊朗2011年推出的全国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以抵消取消食品和燃料补贴的影响。
他们表示，很难从这些广泛的例子中得出结论。
然而，补助金似乎给予受益者一定的灵活性。换句话说，他们将支出集中在最适合自己生活的领域，无论是食品、生育治疗还是避孕措施。
豪森指出，在贫富差距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尤为显著。但她补充说，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横跨不同的政治立场。
左派的论点基于收入是一项基本权利的信念，自由主义右派则以不同因素支持其推行。
例如，亿万富翁商人和政治顾问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曾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在面对日益增长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时，能够保持消费需求。
豪森补充道，“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强大的发展工具。理由可能因不同背景而异，但论点保持不变。”
豪森另指出，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还有其他潜在益处，除了数据显示对心理和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外，还有对教育率的影响，因为接受补助金的家庭的孩子往往会在学校待更长时间。
她还表示，参加肯尼亚和印度实验的女性报告说，她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她们不再依赖家庭中的男性提供金钱。在某些情况下，它使女性能够摆脱虐待关系。
确实，有些人认为很难从德国的实验中得出普遍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娃·维沃特教授（Prof Eva Vivault）领导了一项在美国德州和伊利诺伊州进行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
参与者每年接受12,000美元现金补助，持续三年，人们平均每周少工作1.3小时，与德国的实验相反，他们的年收入减少了1,500 美元。
她告诉BBC，“低收入国家往往显示出更正面的影响，高收入国家表现较为平淡的结果。”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
“这只是推测，但在低收入国家，人们比较缺乏现金，金钱的效用较大。在高收入国家，人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难用现金来解决。”
会影响税收吗？
豪森博士指出，普遍存在一种观点，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会助长“依赖症”，而且随着税基缩小，资助那些不能——或可能不愿——工作的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澳洲悉尼大学的弗洛拉·吉尔教授（Prof Flora Gill）对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她在2023年为《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博客撰文说，“如果人们想工作，他们应该能够工作。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之前，我们需要确保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吉尔担心，资助普遍全民基本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税收。她认为该资金将“远低于最低生活水平”。
“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大量的税收注入，而这些税收目前并未在我们的经济体中流通，”她写道。
然而，豪森博士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实现了相反的效果。
“在像南非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扩大税基的方法是首先解决食品贫困和饥饿问题，让人们踏上第一阶梯。然后你才能解锁人类的创造力和企业精神。人们希望更有生产力。”
与其让税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资助全民基本收入，“资金将通过消费、增值税（VAT）或新企业的成立回流至政府金库。这是对经济未来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耗。”
其他考虑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补助有潜力，但一些研究人员仍然对其引入表示担忧。例如，如果人们没有工作动力，劳动力可能会缩减。
通货膨胀是另一个问题。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伊朗在2011年推出的全国性现金系统支付的金额未随通货膨胀调整，因此受助者的实际收入随着国家生活成本的飙升而大幅下降。
专家们表示，社会结构或凝聚力也可能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总的来说，维沃特教授表示，这取决于政府有多重视给予人们选择权，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在短期内，这在高收入背景下大规模实施，是政治上不可行的，因为成本非常高，”她说。
“政策制定者（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改善医疗或教育的某些结果。如果这些是你的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计划可能更有效。现金的问题在于，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用途花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