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国人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分析：美国人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早些时候他还承诺要将该地区“清空”，将巴勒斯坦人全部驱逐。但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减弱。https://t.co/vgBo1Xgtwd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May 6, 2025

　　那天我从白宫简报室一路奔跑，穿过西厢门廊，赶到我们在草坪上的摄影机位置，戴上连接演播室的耳机。

　　不久后，主播问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刚才现场发表的言论的看法。

　　我说，美国处理以巴冲突的政策立场经历了数十年来的根本性转变。

　　那是今年2月，特朗普刚刚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会谈——特朗普就任以来，内塔尼亚胡是首位获邀访问白宫的外国领袖。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早些时候他还承诺要将该地区“清空”，将巴勒斯坦人全部驱逐。

　　特朗普的提案加强了他的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颠覆了国际常规，违背国际法，引起全球瞩目。这象征着共和党当前与以色列关系的高峰——这种关系有时被形容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以来，此后美以联盟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战争期间，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向以色列提供约180亿美元（约135亿英镑）的武器援助，支持力度前所未有。然而，这段时间美国国内的抗议活动也不断升级，许多示威者是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这场争议演变为一场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激烈文化战争。我采访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频频将拜登称为“种族灭绝·乔”（Genocide Joe）——这个指控被他始终否认。

　　当时，特朗普称抗议者为“激进左翼疯子”，而他的政府如今打算驱逐数百名被指控支持哈马斯或反犹主义的外国学生，这一举措在法庭上面临激烈挑战。

　　但对拜登而言，作为民主党人，他原本可以让那些对他支持以色列而不满的选民投给自己。这份支持最终在政治上让他付出了以往总统——甚至包括特朗普——都未曾承受过的代价。

　　拜登政府中一位主导对以政策的重要决策者，至今仍对当时的决定感到挣扎。

　　“我最初的反应是，我理解这件事激起了阿拉伯裔美国人、非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极为强烈的情感，”拜登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Jake Sullivan）。

　　“当时有两个相互竞争的考量：一方面我们想在平民伤亡和人道援助流通的考量上限制以色列；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剥夺以色列对抗多线敌人的必要能力。”

　　他补充说：“在10月7日事件后的那段时间，美国在物质上、道义上和各方面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

　　然而，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减弱。

　　盖洛普（Gallup）今年3月的调查发现，仅有46%的美国人表示支持以色列，创下25年来最低，而同时有33%表示同情巴勒斯坦人，创下历史新高。其他调查也显示类似趋势。

　　这种转变主要出现在民主党人和年轻人之中，但也不限于此。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指出，2022至2025年间，对以色列持负面观感的共和党人比例从27%上升到37%，其中又以49岁以下的年轻共和党人改变最大。

　　自1948年5月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强大的盟友。虽然长期来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极可能延续，但这些舆论变化也让人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坚若磐石”承诺在实际政策上是否有界限，或是否会因民意变化而产生实质影响。

　　白宫办公室内的争论

　　对许多人来说，美以紧密关系似乎是地缘政治中牢不可破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一直如此，起初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人的决定。

　　1948年初，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必须决定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当时，巴勒斯坦在经历英国30年的殖民统治后，英方已宣布将撤离，犹太人与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宗派流血冲突日益加剧。杜鲁门对滞留在欧洲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所遭遇的苦况深感动容。

　　在纽约，一位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Golda Meir）传记作家的年轻女孩克拉格斯布伦（Francine Klagsbrun），记得父母在家中为犹太人的家园祈祷。

　　“我成长在一个犹太家庭，也是一个锡安主义家庭，”她说，“我哥哥和我会出去募捐，希望英国打开大门。我哥会在地铁上大喊：‘打开，打开，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

　　杜鲁门政府内部对于是否承认这个犹太国家意见严重分歧。中情局与国务院警告称，承认犹太国可能引发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甚至导致冷战升级。

　　就在英国预定撤出巴勒斯坦的前两天，白宫椭圆办公室内爆发了一场激烈争执。杜鲁门的国内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主张承认犹太国，而持反对意见的是时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位二战名将被杜鲁门视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人”。

　　这位备受杜鲁门敬重的人强烈反对立即承认犹太国，担忧此举将引发区域战争，甚至威胁说，如果总统执意支持，他将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拒绝投票给杜鲁门。

　　尽管当时局势极为紧张，两天后当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以色列建国而自己成为首任总理时，杜鲁门仍立即承认了这个新国家。

　　历史学者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出生于纽约的巴勒斯坦人，其家族成员在1930年代被英国驱逐出耶路撒冷。他表示，美国与以色列之所以紧密连结，部分原因在于两国在文化上的共通性。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在美国外交上始终处于关键性的劣势，他们争取民族自决的诉求，在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被边缘化。

　　“一方面，锡安主义运动由出身欧洲和美国的人主导……而阿拉伯人则没有类似的组织，”哈立迪说，“他们对那些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国家所处的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导阶层都不熟悉。如果你对美国一无所知，又怎么能与美国舆论对话呢？”

　　流行文化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1958年出版的小说《出埃及记》（Exodus），以及其后改编成的卖座电影。这部作品将以色列建国的故事重新诠释给1960年代的大众，电影版本更塑造出一个极具美国风格的拓荒者形象。

　　当时仍是政治活动家、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指出，1967年的战争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转变为今日这种深厚同盟关系的关键时刻。

　　那场战争爆发前，以色列连续数周面对邻国入侵的进一步威胁。最终，它在六天内击败多个阿拉伯国家，不仅将领土面积扩大至原来的三倍，还开始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超过100万名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实施军事占领。

　　“那是美国首次真正意识到，以色列在中东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从那时起，我们两国的基本关系彻底改变。”奥尔默特说。

　　不可或缺的关系

　　多年来，以色列成为全球获得最多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美国在外交上，尤其在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是双边关系的核心之一。历任美国总统也曾多次尝试斡旋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和平。

　　但近年来，这段关系远不如表面那样单纯。

　　我向沙利文提到，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对拜登与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发起抵制，原因是他们在加沙战争期间强硬支持以色列，这些美国人转而投票给特朗普。沙利文否认拜登因此失去了密西根州的选票。

　　但这样的政策立场，仍在美国社会某些群体中引发了明显的反弹。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的调查显示，有53%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负面观感，较2022年上次调查增加了11个百分点。

　　特殊关系正逐渐松动？

　　目前，这些民意变化尚未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重大影响。尽管一些普通美国选民开始对以色列转趋疏离，但在国会山，两党多数民选政客仍强调与以色列维持坚实同盟的重要性。

　　但也有人认为，若公众想法转变的趋势长期持续，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实质支持减弱，包括外交关系转冷与军援缩减。以色列国内对此尤其敏感。早在10月7日事件前几个月，以色列前军情局局长塔米尔·海曼（Tamir Hayman）就警告，美以关系正出现裂痕，部分原因是他所说的“美国犹太人逐渐远离锡安主义”。

　　以色列政治向宗教民族派靠拢是导火线之一。自2023年初起，大批以色列犹太人走上街头，前所未有地抗议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司法改革，许多人批评他正让国家滑向神权统治——尽管他始终否认。美国一些一向与以色列情感连结深厚的人，也开始对此趋势感到忧心。

　　今年3月，由海曼领导、位于特拉维夫的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已进入“危险区域”。报告作者西奥多·萨松（Theodore Sasson）写道：“美国的支持减弱，尤其是当它反映出长期且深层的趋势时，其潜在风险绝不可低估。以色列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需要这个全球超级强权的支持。”

　　虽然政策层面的支持数十年来不断加强，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来的民调也显示，舆论对以色列的态度曾多次出现波动。

　　曾与美国总统柯林顿（Bill Clinton）参与《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谈判的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表示，如今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越来越与国内激烈的政治分歧紧密相连。

　　“大多数民主党人对特朗普观感极差——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九成，”罗斯说，“因此，特朗普的强烈挺以立场，反而可能在民主党内引发更多对以色列的批评声浪。”

　　尽管如此，他仍预期华府会持续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与外交支持。他也认为，若以色列选民在明年10月前的选举中换走现任总理，改由中间派政府上台，可能有助于缓和美国内部的不满情绪。

　　罗斯表示，在那样的新政府领导下，“不会再有强烈推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冲动，也会更积极与美国民主党及其政界人士建立关系。”

　　那些认为美以关系正在松动的人，特别关注年轻美国人的看法——这是自去年10月7日以来，态度转变最明显的一群人。这批所谓“TikTok世代”的年轻人，主要透过社群媒体获取有关战争的资讯，而以色列在加沙攻势中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似乎正是美国年轻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对以色列支持度下滑的主因。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上月公布的调查，去年有33%的30岁以下美国人表示，他们完全或主要同情巴勒斯坦人；而只有14%对以色列人表达同样立场。年龄较大的美国人则更倾向支持以色列。

　　阿登国防与安全研究机构（Arden Defence and Security Practice）主席、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卡琳·冯·希佩尔（Karin Von Hippel）也认为，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世代分歧明显，甚至延伸至国会。

　　“年轻一代的国会议员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再那么直觉式地反射性出现，”她说，“我认为，包括年轻犹太人在内的美国年轻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也低于他们的父母。”

　　不过，冯·希佩尔对于这种舆论转变会在政策层面引发重大改变持保留态度。她指出，尽管民主党基层的看法正在变化，但可能在2028年参选总统的几位主要民主党人物，仍属于典型的亲以色列派。她举例说，包括密西根州州长魏美桂（Gretchen Whitmer，又译格蕾琴·惠特梅尔）和前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都是如此。

　　那么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在Instagram上声势浩大的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呢？冯·希佩尔直言：“我不认为像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的人现在有胜选的可能。”

　　在2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白宫记者会后的几周里，我问沙利文他认为美以关系将走向何方。他说，两国当前都面临各自民主制度内部的威胁，这些挑战将形塑彼此的国家性格，也会决定双边关系的未来。

　　他说：“我认为这几乎不像是外交问题，反而更像是两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将何去何从？以色列又将何去何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以关系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会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