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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远洋捕捞”背后的司法失衡与创作寒冬

京港台:2025-6-3 04:22| 来源:另类叙述 | 评论( 2 )  | 我来说几句


兰州“远洋捕捞”背后的司法失衡与创作寒冬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行动,将矛头指向了在台湾(专题)服务器运营的“海棠文学城”上撰写耽美小说的中国大陆作者。多区县警力联动,数百名年轻女性创作者——她们大多是挣扎于贫困线的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寒门学子——被传唤乃至拘捕。冰冷的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其下却难掩现实的荒谬:许多人提现不过数百数千元,甚至是为爱发电的免费写手,仅靠零星打赏支撑创作热情。如今,她们却头顶着“情节严重”的指控,面临动辄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重锤之下,尽是脆弱之躯。这些年轻的书写者,在现实的夹缝中显得如此无力:为筹“退赃”款项,有人被迫贱卖维系学业或生存的唯一电子设备;毕业季的学生,在收到退学通知与拘留通知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几近崩溃;更有身患抑郁者,手捧诊断书绝望远赴兰州,哀问“这能减刑吗”?自费跨省配合调查的沉重代价,将公权与私权间的极端鸿沟暴露无遗。警方将免费创作强行归罪于“为平台引流即属牟利”,对低盈利者也拒不让取保候审的做法,更是显露出程序上的蛮横与苛待。

  司法标准的滞后与错位,铸就了荒谬的铁壁。警方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竟是2004年《两高司法解释》——彼时互联网方兴未艾的“5万点击量”构成“情节严重”(刑期3-10年),“25万点击量”即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等标准早已与当前动辄百万、千万级的网络流量现实脱节,一个微博热搜就能轻松碾压的“天文数字”,如今却成了作者们通往漫长刑期的冰冷阶梯。更为荒诞的是,面对有着复杂情感叙事与人物塑造的耽美作品,警方仅以粗糙的“感官刺激”标签进行一揽子定罪,将文学价值探讨排除在外;而将“引流”等同于个人牟利意图的逻辑,更是在根本上突破了刑法规制故意犯罪的基石,使该罪沦落为可随意装填的“口袋”。

  量刑的失衡,更是扎向公众法治直觉的尖刺。当耽美作者的刑期(如那位因同类罪被判10年6个月的知名作者)远超众多暴力犯罪,“写小说比强奸判得还重”的痛感已然成为不言自明的社会情绪。反观个案:安徽绩溪案中,“云间”获刑四年半,“辞奺”或因“未退赃”面临五年半;而现实中,多少造成实质肉体创伤的犯罪者,其惩罚远轻于此?当抽象虚无的“社会风化”被置于个体血肉之痛及切实人生毁灭之上,司法的公正性与人道底色已被严重侵蚀。

  这场“围猎”的深层危机,在于刑法功能的彻底异化。涉案者多为涉世未深、无案底的低风险年轻群体,其行为本可通过行业自律、平台分级管理或较轻的行政处罚得以规范和矫正。然而,最严厉的刑罚却被轻易祭出。一个刑事案底,足以将这些寒门学子永久钉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考公无门、灵活就业受限(送外卖、开网约车等)、阶层跃升的通道彻底堵死。这与最高检大力倡导的“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道而驰,更是对《刑事诉讼法》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刚性条款的粗暴违背。

  耗费巨大警力资源跨省追猎这些低社会危害性的书写者,同时那些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恶性案件却未能得到充分侦破与重视——这种执法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将“点击量统计”置于“血肉伤害调查”之上的扭曲价值序列暴露无遗。更令人担忧的是:要求无获利写手“三倍上缴款项”、在追缴“赃款”之外叠加高额罚金的模式,使得冰冷的法律条文散发出“财政创收”的味道。法律本应是守护公平的最后防线,在此却滑向加剧贫富鸿沟的推手,经济利益驱动之嫌,难以洗清。

  审视历史,当下的荒诞更显刺眼。即便在森严的清代律法中,“淫词”犯罪的打击虽覆盖创作、印刷、售卖乃至阅读,最高刑不过三年徒刑(同期强奸罪可判死刑)。今日耽美作者面临的十年起步重刑,其严苛远超封建王朝对同类“风化罪”的惩戒尺度,而清代对“同性之爱”甚至并无特定禁忌。两相对照,何尝不是法治进步的讽刺?

  破局之道,唯有回归法治本义。

  首先,必须废弃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司法解释。依据当下互联网生态重置合理的点击量量化标准,刻不容缓。对文学作品增设“文学价值评估”机制作为豁免考量因素,防止“淫秽”标签滥用。严格限缩“牟利”认定范围,限于直接经济收益,排除“平台引流”等模糊关联。其次,针对学生、初犯、低盈利等低社会危害性作者,大规模启用社区服务、训诫、罚款等非刑罚替代措施,切忌“办一个案子,毁掉一生”。

  长远看,建立明确的创作合规指引,引导亚文化创作进入阳光地带,远比高压封堵更接近善治。法律并非裁决一切道德争议的终极法庭,在艺术表达的模糊地带,它应当成为自律审慎的守夜人,而非挥舞道德大棒的判官。

  莫忘世上苦人多。当兰州警方以“远洋捕捞”的架势围猎这些手无寸铁的书写者时,当寒门女孩呕心沥血的文字梦想被碾作案底上的尘埃,当一张抑郁诊断书竟成为减刑的渺茫寄托,我们怎能不问:那被悬在重刑之上的司法利剑,是否已然遗忘了真正的恶魔?

  刑法的谦抑性并非是对恶行的妥协,而是权力对自身的约束。它当守护最纤细的生存希望。给创作留一扇窗,就是给无数在困顿中执笔追光的年轻人留一条活路——因为司法的尊严,永远扎根于它对最脆弱生命的深刻悲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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