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DeepSeek不小心记起了“六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吕恒君 | 客座评论:当DeepSeek不小心记起了“六四”】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ne 3, 2025
在临近“六四”纪念日的时刻,德国之声专栏作者吕恒君发现了Deepseek某种“裂隙”现象:人工智能或许并非一味受限于审查高墙,在某些时刻,它可能滑出设定轨道,参与、记录、甚至强化那些原本被压抑的集体记忆。… pic.twitter.com/qFCHfEYN6f
在临近“六四”纪念日的时刻,笔者发现了Deepseek某种“裂隙”现象:人工智能或许并非一味受限于审查高墙,在某些时刻,它可能滑出设定轨道,参与、记录、甚至强化那些原本被压抑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款低成本、开源性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今年年初横空出世的中国产品DeepSeek无疑在全球AI领域引发了新的竞争。然而用户很快发现:一旦涉及宗教、政治等被其认定为“敏感”的话题,DeepSeek 的标准回应是——“对不起,这超出了我的认知。我们聊点别的吧。”("Sorry, that's beyond my current scop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这一设定凸显了DeepSeek所内嵌的审查机制,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自我审查逻辑。与此同时,其在用户数据收集、隐私条款方面亦引发广泛争议。正因如此,意大利、韩国等国禁止其在本土运行,台湾、澳大利亚及美国部分政府机构亦相继限制其使用。
但在临近“六四”纪念日的某个时刻,笔者却意外地发现了某种“裂隙”现象:人工智能或许并非一味受限于审查高墙,在某些语境模糊、语言错位的时刻,它甚至可能滑出设定轨道,参与、记录、甚至强化那些原本被压抑的集体记忆。
“天安门广场是什么?”与 DeepSeek的回答
日前,面对德语提问“天安门广场是什么?”(Was ist der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DeepSeek 最初竟如此作答: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广场,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心地带。它是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象征,曾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包括:
1989年6月4日的抗议与镇压: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被军方武力镇压,造成数百人(甚至可能是数千人)死亡。该事件在中国是一个被严格审查的话题。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毛泽东在这里宣告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建立。
国家庆典和阅兵式:广场被用于大型国家活动,例如每年10月1日的国庆庆典。
天安门广场毗邻天安门(即天安门城楼),穿过此门可以进入紫禁城,即旧时的皇宫。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旅游景点,但也受到高度监控。”
这段回答简洁清晰,但却包含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客观事实。然而,几乎就在笔者果断截屏的下一秒,系统审查机制突然介入:刚才的内容消失,界面恢复至默认回应——“对不起,这超出了我的认知。我们聊点别的吧。”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又确实清晰地发生了某种“技术性越界”。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笔者在日常研究中对 DeepSeek的规避性回应早已习以为常,甚至累积起一种失望。然而那一瞬间,这种失望被打破——因为蓦然意识到:DeepSeek本身并非“有原罪”的搜索引擎;在某些条件下,它的生成机制仍然具备开放性、真实性回应的可能。
“国家记忆”、“个人记忆”与“AI记忆”
在同样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的“六四”三十六周年之际,苦苦坚持“真相”、“问责”、“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亦已进入耄耋之年,正在日益凋零。DeepSeek不经意间所道出的被压抑的历史真相,却意外地超越了严格筛选的“国家记忆”、甚至日益淡漠的“个人记忆”,引发一轮新的深思:即在“需要遗忘”的官方审查机制与无意识的民间遗忘之间,人工智能是否反而会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忆载体?
作为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其实无法自主性地“理解”真相,仅能根据训练数据复制、总结、重组真相,也就是说:其“记忆”并非内生于模型之中,而是源于训练语料的选择过滤机制——这意味着,AI所能“回答”的范围,本质上是由数据供应者、技术机构,乃至背后的意识形态系统所决定——因此,“AI记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实质上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显然,与 Claude、ChatGPT、Gemini等模型相比,中国开发的DeepSeek的自我审查机制更具系统化特征:它的内容管理不仅来自于企业端的规则设定,更需深植于中国政治语境之下的红线逻辑——譬如需要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领导”,亦需“维护中国社会的繁荣安定”——这一切,正如它在回答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时的机械性与千篇一律。
然而,正是此种高度封闭的制度设定,反而使得那一瞬间的“技术裂隙”格外醒目。它让我们猛然觉醒:即使技术系统,也并非始终是权力意志的顺从工具;它仍然可以在偶然时刻,不再忠实于权力投射的结果,从而清晰地说出“本不该说的话”。而这种“偶尔的真话”与体制透明度形成的张力,反而为遭受危机的历史记忆带来有力的冲击:即在重建记忆、再现历史方面,AI甚至具备人类忽视的潜力。
结语:“我们聊点别的吧”?
“我们聊点别的吧”——这是DeepSeek在审查高墙之下,面对争议问题,所给与的最常见回答。它曾无数次地令人迷茫或气馁——因为,即使储存万千词语,回溯无数数据,其亦仿佛只被权力规定不能“记得”什么,而只被允许“输出”什么。而此场景,在哲学意义之上,其实并非只是模型设计的反应,亦是一个社会更广泛记忆机制的镜像。
然而,当本身不会祭悼、不知哀伤、不具伦理的AI尚能在失控之时,说出“未经许可的真相”,而具备丰富情感的我们,更没有理由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之中,自愿遗忘了那些曾令我们愤怒、哀伤、震颤的历史。特别是当历史的血色伤痕一直存在、却仍未得到处理之时,我们甚至无法再将“不便之言”推脱于技术的屏蔽——毕竟,正是因为人写的见证,以及多角度的回忆,才成就了人工智能的重组判断,亦使得DeepSeek在审查高墙之下,仍然偶尔吐露“人间清醒”。
借助这份“人间清醒”,在第36个“六四”纪念日来临之际,历史的遗忘危机尤其值得被重新唤醒——AI的记忆可以被训练,被部署,被校准;而人类呢?我们人类是否还记得为何不能忘记?是否愿意有意识地共同拒绝这句逃避式的结束语——“我们聊点别的吧”?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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