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弃民：一个六四囚徒跨越半个地球的流亡生涯

大国弃民：一个六四囚徒跨越半个地球的流亡生涯

　　编者按：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虽已过去36年，但对当年参与其中并因此入狱的部分人士而言，这段历史仍如梦魇般挥之不去，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后半生。美国之音(VOA)稍早专访了曾因参与“六四”而入狱的流亡人士范士贵。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出狱后的艰辛生活以及跨越半个地球的飘荡历程。

　　鹿特丹 — 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汉堡店，62岁、来自中国湖北的范士贵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作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经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户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谋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历尽千辛万苦在欧洲十来个国家辗转，跨越半个地球，最终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虽然“润”出了中国，但等待他的是荷兰移民(专题)法庭的诉讼和不确定的未来。

　　鹿特丹，62岁的中国流亡者

　　目前生活在位于荷兰东南角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难民营的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在中国国内四处流浪般生活了30年，其中近20年是没有户口的流民状态。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参与了1989年那场学潮，然后被判刑5年。在那之前，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省工会教师。在那个时代，他可以算是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出狱之后，他沦落草根，一年365天为糊口和活命而挣扎。

　　迫于生计，范士贵2017年去了柬埔寨，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卖馒头的生活，然后“润”到欧洲，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再途径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来到荷兰。虽然经历了万里逃亡，但他现在的身份和居留依然未定，案子尚在移民法庭诉讼中。因为《都柏林公约》有关在申根区第一入境国申请避难的规定，他可能面临遣返他国。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滞留在波黑和塞尔维亚一带，没有生活来源，也无法一家人团聚。

　　从脸上的皱纹以及稀疏而纷乱的头发里似乎可以看到他几十年经历的风雨和艰辛，但他依然能够绽开满脸的笑容，好像没有多少烦恼。在社交平台X上较为活跃的范士贵说，自己信主，相信明天会有自己的一块面包，因而并无忧愁。

　　他说，他经常来这里的唐人街买面条、辣椒等中国食品，可见就算逃离了那片土地，饮食习惯还依然难改。从弗利辛恩难民营来唐人街大约100多公里，坐火车要两个多小时。他说自己只坐周末火车，因为他办的这种火车卡周末免费。

　　曾经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因“六四”入狱

　　范士贵出生于1963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小庙村人，父母都是农民。沙洋县曾是湖北省乃至全中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沙洋农场所在地，但童年的范士贵压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关进劳改农场。

　　1984年，他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是那年沙洋县唯一考进人大的学生，主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北省工会干部学校当教师。

　　范士贵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证(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1989年学潮期间，武汉的学生不断上街游行。范士贵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于是和省工会的同事用床单写了个横幅，上街了。一看省工会也上街，一些工厂工人和市民便跟着他们上街，成千上万的人从紫阳路一直走过武汉长江大桥。5月中下旬，他在中南财经大学食堂墙壁上，以 “狼的嚎叫” 为题，每天书写对学潮进展的评论。在学运期间，他总共写了10多篇小字报。1989年11月，他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他的判决书上说：

　　被告人范士贵在小字报中宣传煽动: “各校学生自治会速印制各种宣传品广泛散发，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学赴生产第一线，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独裁、求民主的抵抗运动，全体人民一致行动，把邓某某、李某赶下独裁宝座。”

　　范士贵的判决书第一页(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判决书没有直接写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总理李鹏的名字。当年的审判长赵端，目前已经是武昌区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贵还在继续承受着这次判决带来的后果，仍在流浪天涯。

　　从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一劳改支队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间，范士贵回忆说，他和号子里的犯人们每天糊火柴盒，一天2000个，完成任务的话，每周有一碗蒸肉吃。因为和一个死刑犯，也是“号霸”贵四佬相处得不错，范士贵没有挨打。

　　他回忆说，没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贵四佬指使人打死了一个学潮进来的武钢工人，因而对因学潮而进来的人心怀愧疚。

　　范士贵的判决书(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他说，看守所里最难忘的记忆，是父亲的来访。他父亲没出过远门，从荆门乡下数百公里坐错了很多车，才赶到看守所看儿子。按规定，范士贵不能会见亲友，一位郭姓看守可怜他，说你听一下儿子的声音吧。他便大声喊范士贵的名字，范士贵在里面应了一声“到”，父亲就从门洞给他塞进来几件旧衣服。

　　对于范士贵来说，看守所里最温馨的时光，是每天晚上糊完火柴盒后囚犯们坐一起聊天、唱歌。他说，号子里的囚犯们留下来很多囚歌，有的犯人能唱几十首。囚犯们给“号霸”唱歌、跳舞，也是号子里日常的重要内容。

　　在看守所煎熬了半年多，判刑后的范士贵被送到了湖北省第一劳改支队，即那时的汉阳县新龙镇，在长江边上。对外它又叫新生砖瓦厂和新生塑料厂。现在那里叫武汉蔡甸监狱。从谷歌地图上能看到一圈高墙电网以及墙上的岗楼，通过距离测算，高墙内的监管区大约有10万平米，生产区和办公区面积约为监管区的两倍。

　　范士贵说，他被分在六中队，曾在砖瓦厂的高温大窑里搬了好几个月的砖。他记得窑里大约60摄氏度，塑料鞋都是软的，为了降温，鼓风机吹得无法呼吸。一天活干下来，全身一层黑灰，认不出谁是谁。

　　他回忆说，后来，来的政治犯越来越多，他们被集中到五中队，并和刑事犯分开关押。那时范士贵主要是在塑料车间干活，在300摄氏度的辊上翻卷融化的塑料。他说，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承担了犯人夜校文化教员的工作。

　　当年和范士贵一同在五中队劳改过的蒋品超现在旅居美国洛杉矶(专题)。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因学潮期间参与组织湖北学生运动被判了四年，从江陵送到第一劳改支队。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一起，五中队，是塑料车间劳动。那里是把塑料粉末，有毒的，用辊轴等碾压成片，再切成小片，制作胶皮、胶袋等产品，或吹成塑料薄膜。”

　　蒋品超说，他出狱后就没有再见过范士贵，但是曾帮他呼吁捐款。

　　范士贵表示，自己不愿意在监狱里和管教们对抗，觉得没有意义，所以他选择妥协，屈服。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不出卖也不伤害其他难友。

　　“我没有认罪，但我服法。”他说。

　　他因此被减刑半年，提前在1993年12月出狱。而这也正是有些难友质疑他“叛变”的原因。

　　出狱，进入一个更大、更惶恐的监狱

　　出狱后，范士贵觉得自己成了一片没有根的叶子。原单位湖北省总工会已经在他刑事判决下来后，于1989年12月发文将他开除了。

　　湖北省总工会开除范士贵的文件(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他的户口也没有了。范士贵解释说，按规定，户口随原工作单位走，他去原单位所在派出所--首义路派出所(后来的紫阳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户口必须你原单位同意。他又回去找湖北省总工会，总工会说我们早已开除了你，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你别找我们了。从此后的20多年里，范士贵一直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也就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人口。

　　范士贵此后就凭借一张坐牢前的身份证，行走人间。后来官方更换带芯片的二代身份证，他就无法出行了--无法坐车，无法购票，无法去银行办事，几乎什么事都无法进行。他就去派出所门前静坐，闹了很久，派出所勉强给他换了身份证。户口还是一直没有下落。

　　他是学国际共运史的，出了体制便没有了别的生存依靠，只好给别人跑推销，拉广告挣钱糊口。

　　范士贵说，推销非常难做，但更难的是来自武汉国安的骚扰。由于他在监狱里“服法”，国安认为他可以利用，要求他为他们做线人。范士贵对他们说，工作可以，那就要给工资，给工作身份。他说，这些人见他不肯为他们做事，不肯帮他们打入政治犯群体，刺探情报，便每天派出小混混，只要他一上街就殴打，辱骂，身上的钱全部抢走。到了晚上，国安就来问他，“怎么样，有没有人找你麻烦?”

　　范士贵说，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天天如此，总计被打多少次，他已经不记得了。

　　他感叹说，这是他人生里最痛苦、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比坐牢还痛苦。在牢里，他没怎么挨过打。他心里因此落下了巨大的创伤，看到有人走近就会害怕，浑身发抖。

　　他说，后来武汉公安成立了国保大队，他们和安全局有矛盾。在他们的点拨下，范士贵写了一封长长的控告信后，逃离了武汉。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范士贵所说这些细节。

　　离开武汉后他来到北京讨生活。他说，他一开始在一个经营培训公司的人大校友那里帮忙糊信封、抄信封，每天勤快干活也能挣到一些钱，但是他说，后来这家公司被举报给各地贪官污吏提供公款免费旅游的机会，他也丢了这个饭碗。

　　范士贵与妻子及两个女儿在柬埔寨的合影(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之后大约十年时间，范士贵还是在北京给人打工。在这期间，他和来自黑龙江的“北漂”程静敏结婚，先后有了两个女儿。在这漂泊的十年间，范士贵先后失去父母。父母去世时，他都没有路费回家去见他们最后一面。他的大姐、姐夫和最亲的大外甥先后因尿毒症去世。在救援大外甥的过程中，教会帮助了他，他也从此成了基督徒。

　　户口之困，流亡九州

　　孩子逐渐长大，但没有户口，就无法在北京上幼儿园，更无法上学，连私立学校也不能。万般无奈，范士贵说，他和妻子在2009年回到了荆门沙洋县官垱镇小庙村。他说，当地官员对他说，你当初考上大学，户口就到了城里，他们没有办法。后来镇政府官员又说，你房子在哪里，户口就在哪里。范士贵后来好不容易凑了一万多块钱，买了官垱中学一套很破旧的二手顶层房，冬冷夏热，还漏水。当他拿着房产证去办户口时，当地政府还是拒绝给他办户口。

　　为了谋生，范士贵说，他还一度承包了村里大片土地，准备搞生态农业，但项目被当地公安叫停，导致他无法偿还一百多万元的欠款。2013年春节前，范士贵带着家人仓皇逃到云南。这笔债，至今还欠着。

　　出逃云南前，范士贵终于拿到了户口。他说，妻子和孩子的户口是和当地派出所交易的结果--范士贵答应离开，条件是给老婆孩子办户口。他自己的户口是因为省工会换了新领导，他也找了点特殊关系，总算办下来了。这大约相当于他一家人在母国的土地上飘荡多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居民身份。对范士贵自己来说，这个过程花费了20年。

　　2013年，范士贵终于拿到户口本(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云南昆明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后又辗转到山东青岛。

　　2016年，由于远在齐齐哈尔的老岳父重病不起，需要人照顾，他带着妻子女儿又漂到中国最北端，继续熬着。他说，老岳父是查哈阳农场的老职工，虽然他是中共建政前就入伍的老兵，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但多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专题)中关押过数年，退休前还是农场最底层的职工。

　　柬埔寨卖馒头

　　2017年，范士贵一个人再次回到北京讨生活。这时他遇见了从美国回来的牧师张前进。张牧师告诉他，他当年的狱友杨孝华在柬埔寨，也许可以去那里谋生。范士贵于是找人借了一万块钱，部分寄给远在东北的老婆孩子，部分做路费去了柬埔寨。

　　2024年7月“润”到美国目前暂居纽约(专题)的杨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是1989年在宜昌被判刑的，因为给一个境外朋友寄有关国内学潮报道的报纸，不料当局说那个人是国民党特务，于是我被以间谍罪判处了八年刑。后来湖北政治犯全部集中武汉，我就被送去了第一劳改支队，和范士贵他们关一起劳改。”

　　他说，他出狱后，在北京又遇到范士贵，两人都在同一个教会服务，相处过几年。

　　“2017年我去了柬埔寨，在一个国际学校教中文。范士贵也来了，他可能不太顺手，后来就没有教中文，做馒头卖。”杨孝华说。

　　范士贵说，刚开始，他在夜校教中文，但收入低，交了房租和水电费后，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0来美元。他把这些钱的大部分寄回去给老婆孩子，自己就只能靠吃白面条度日。

　　范士贵与他曾经工作过的柬埔寨国际学校(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教夜校之余，他帮人卖房子，挣到一点钱，就租了房子，把妻子女儿接了过来，妻子的二哥也一同过来了。后来他发现，这个生意也没法做，因为带着中国人看房，他们看完房就直接和房主联系，房屋中介就赚不到钱。无奈之下，看到妻子的二哥会做馒头，范士贵就跟着他学蒸馒头，然后在微信群里向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中国人卖馒头谋生。

　　范士贵说，金边中国人不少，他几乎天天骑摩托车给中国人经营的公司送馒头。他能看见他们几十人、数百人在办公室里，每个人一张桌子、一个电脑和几部电话，公司门外没有招牌。

　　范士贵做的馒头25美分一个，一天可以卖一两百，三四百个，月收入能有数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尽管金边的生活成本高，一家人的月开支怎么也得700美元左右，钱还是紧张，但总算可以过下去，他已经很满意了。

　　范士贵在柬埔寨出售的馒头(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但是好景不长，新冠疫情很快来临。金边的那些公司人去楼空，馒头一下子失去了买家。

　　范士贵一家再次陷入困境，后来实在挺不下去，他一度不得不在网上求救，一些基督教友伸出了援手。远在新西兰的网络政治评论人士朱万利曾邀请范士贵到她的YouTube平台直播。

　　从中国移民至新西兰的朱万利对美国之音说：“我对‘六四’受难者特别有感情。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的生活情况，并邀请他参加我的YouTube频道直播，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是2022年初，直播后我给他捐了200美元，黄河边看到后给他捐了100美元。自从我们直播后，我发现它的推号粉丝数量直线上升，三四个月就升到一两万了。”

　　“六四”学运领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主席周锋锁曾经也给范士贵提供了帮助。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最早得知老范的事情，应该是20年前了。那时，一位内蒙古的六四受难者叫严晏，可能是最凄惨的六四受难者，他去世了，我得知老范那时帮了他，是他们所在的基督教会提供了临终关怀。后来他在柬埔寨遇到困境，通过一个姓江的福建传道人得知了他的情况，我帮了一下。”

　　但单靠这些接济是无法维生的。范士贵想通过庇护方式离开柬埔寨，但是去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即使庇护申请得到批准，也没有接收国。那时候，“润”出中国的议题在网上讨论得很热闹，很多中国人以被称为“走线”的方式偷渡美国，还有的去了欧洲。范士贵说，他受此启发，开始准备离开他已经无法过活的柬埔寨。

　　范士贵的欧洲走线路径示意图(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北平制作)。 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汉堡店，62岁、来自中国湖北的范士贵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作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经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户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谋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历尽千辛万苦在欧洲十来个国家辗转，跨越半个地球，最终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虽然“润”出了中国，但等待他的是荷兰移民法庭的诉讼和不确定的未来。

　　走吧，去欧洲

　　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一开始没有打算“润”到欧洲，他最初的目标是美国。

　　近年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以他们所说的“走线”的偷渡方式，途经南美洲和中美洲，再通过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进入美国。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厄瓜多尔是偷渡者的一个热门跳板。

　　2024年7月，厄瓜多尔停止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今年4月2日发表的一份公告中警告说，前往美国边境的路途充满危险，违反法律、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不值得。

　　这份公告说：“犯罪团伙、贩毒集团和人口贩运者以非法移民为对象，对他们实施暴力、敲诈和袭击。许多试图走这条路的人从未抵达目的地。”

　　公告表示，美国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密切合作，执行移民法，打击危险的蛇头和人口偷运网络。公告说，自唐纳德1特朗普(专题)总统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国。它说，通过加强边境安全，美国不仅是在保护美国公民，也是在预防非法移民活动造成的苦难。

　　而早在这之前，范士贵偷渡美国的尝试就碰了壁。

　　“准备从南美洲到美国，买了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往返机票。从泰国转机的时候，他们不让我登机，不给我办登机牌，没办法，又返回去。那是2022年。”他说。

　　2023年，范士贵得知一个在柬埔寨认识的朋友走线去了荷兰后，也动了去欧洲的念头。在筹措到一些路费后，当年8月，他从柬埔寨飞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准备在那里乘土耳其的航班前往欧洲。

　　他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买了到泰国的返程机票，但是他在马来西亚也差点登不了机。

　　“马来西亚那里也是对我们华人(专题)，所有华人从东南亚往欧洲方向去的，他都查得很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他们盘问了我半个多小时。幸亏我在柬埔寨待的时间长，我有柬埔寨的长期签证，有柬埔寨的工作证，有柬埔寨的劳务证，那个劳工卡，有柬埔寨所有的能证明的东西。”他说。

　　范士贵途径伊斯坦布尔时的自拍照。(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范士贵退掉返程机票，再买了一张机票，直接飞到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跟中国建立了所谓的“铁杆友谊”。自2017年1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赴塞尔维亚旅游、经商或探亲，每次入境后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

　　范士贵说，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买了往返机票去塞尔维亚。出乎他预料的是，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机场，根本就没有检查，人家连护照都不看，闭着眼睛就给他盖了章。一路紧张的他这才略微放松了些。

　　他说，在塞尔维亚住了几天后，他乘长途公共汽车去了邻国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小时候他看过那部曾在中国很出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何曾想到有一天他会逃亡到这里。

　　花500欧元从网友手上买一个路线图

　　在萨拉热窝住了几天后，范士贵说，接下来该怎么走，他并不知道。他认识的那位“润”到荷兰的朋友是花了4000欧元包了一辆车，被人从波黑一直带到意大利，而他没有这么多钱包车偷渡。最终，他花了500欧元，从一个从波黑偷渡到德国的网友那里得到了一个简略的线路图。

　　范士贵说，他按照这个线路图，从萨拉热窝乘火车先到波黑最南端距离边境还有十几里地的小镇卡布吉纳(Capljina)，从这里入境克罗地亚。他在一家餐馆吃饭时请餐馆老板帮他找出租车送他过境。餐馆老板的一个朋友开车送他去到边境，但不愿过境，他只好自己穿越从波黑到克罗地亚的边境。

　　他事后回忆说，这500欧元花的还是很合算的。

　　“为什么呢? 一是他告诉了我这个路口；二是他告诉了我很多注意事项。例如，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带，把我的衣服也扔了，把我的包也扔了，就剩下我的手机、我的护照、我的钱，就这三样。”他说。

　　范士贵说，他来到波黑的边境小镇时，正好是下午五六点下班的时候。他在路上虽然遇到警车，但他跟着本地人走，只是自己一个人，又什么都没有拿，就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他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了边境，有惊无险的来到克罗地亚边境小镇梅特科维(Metkovic)。他在这里的长途汽车站买票上车，在次日早上七八点钟到了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到了萨格勒布，我就再问那个我买线的那个人，我说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他说到了萨格勒布，你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欧盟了，下面就不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了，下面你就自己找路线，往你自己你要去的地方走。我说那我也不知道往那个地方走啊，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要往克罗地亚东南角的一个什么地方，叫里耶卡(Rijeka)。”范士贵回忆说。

　　其实，里耶卡是克罗地亚西北角的一个城市，距离斯洛文尼亚边境还有二三十公里，从这里可以步行穿过铁路到达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欧盟国家，也是申根区和欧元区国家。

　　克罗地亚在那一年的1月正式加入申根区。邻国斯洛文尼亚警方表示，进入斯洛文尼亚的非法移民人数随后暴增。

　　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Frontex)2023年头四个月数据显示，沿着巴尔干路线检测到了22500起非法越境事件。该机构表示这是自北非地中海越境进入欧盟后，非法移民使用的第二活跃的路线。

　　深山走枕木，进入斯洛文尼亚

　　范士贵说，他乘长途汽车折腾到里耶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青年旅店住下，并买了一个包，因为他之前联系的那个网友说，进入克罗地亚以后，带行李就没问题了。

　　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谷歌地图，他查到有一趟去边境的火车。次日早晨四五点钟，他就去火车站，看到四个武装军警站在火车站门口，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庆幸没有人查他。火车6点钟出发，但那列火车并没有停在站台里，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它，赶紧登车。他发现，整个车厢居然只有他一个人。到了终点站，他才发现，那是在山里面，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有一间火车站的屋子，却明显早已停用，锁着门，门窗可见一层厚厚的积尘。

　　范士贵回忆说，那个时候才早晨7点，距离边境还远。旁边有一条窄窄的和铁路平行的公路，但没有前往边境的公共汽车。过往车辆开得飞快，拦了半小时也没人理他。不得已，他按网上有人给的建议，返回山间铁路，沿着铁路线，踏着枕木在山里绕圈。他后来意识到，其实那都是建在深山里的铁路桥，罕有人迹，基本都废弃了。

　　范士贵偷渡期间穿的皮凉鞋。(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他说，这些枕木是真正的木头，虽是夏天，但山里很冷，他的衣服在入境克罗地亚前都扔了，穿得很单薄。枕木上湿漉漉的，有些滑。他穿着老婆在柬埔寨给他买的一双凉鞋。那是他最好的一双凉鞋，花了7美元买的，他老婆说是品牌鞋。这双鞋，范士贵至今还在难民营里穿着它。

　　不知要走多久，他走一走，坐下来歇一歇，再吃点东西，走不动了就唱赞美诗。

　　“我觉得腿上没有劲了，我就唱赞美诗，我就祷告。”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

　　他估计自己大概在枕木上走了五六个小时，在中午时分到了斯洛文尼亚边境的一个隧洞。

　　“进入那个隧道后才发觉，那个隧道老长了，根本看不见底下的路。它是两个国家相隔，隧道中间的铁路啊。那个枕木都坏了，然后铁道上的石子啊，也都坑坑洼洼，我都没法走。我就只能打开我的手机的灯。”他说。

　　范士贵说，他用手机断断续续照明往前摸索，因为怕耗完手机的电，只能照一下就关掉。等他到了出口处，手机的电还是用完了。还好，他带有一个充电宝。

　　“然后出了那个口，看到一群穿那个黄色的像工作服，像铁路工人的人，向我走过来。我想这肯定是铁路工人，他们这么早就来干活啊。他们靠我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跟他们打招呼，我说good morning(早上好），他们没有回我，然后他们自动就分到两边，站在火车路两边，那个领头的号说了声good luck，祝我好运，我就走了。我还以为他们就是建筑工人，但是后来我进到斯洛文尼亚火车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警察，因为他们穿得跟警察是一样的。”范文贵说，

　　范士贵说，这些斯洛文尼亚的警察没有为难他，他在心里感谢上帝。

　　这一天是2023年8月26日。

　　同年10月21日，斯洛文尼亚对与克罗地亚的陆地边界重新实施了边境管控，这种临时管控不断延期。

　　在斯洛文尼亚政府通知欧盟从今年6月22日至12月21日继续实行临时边境管控时提到的理由包括：“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有组织犯罪对公共政策和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包括人口走私和武器贩运、恐怖分子通过西巴尔干地区渗透到移民流动中的风险......”。

　　绕道，走铁路线，爬进意大利

　　范士贵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后，沿着铁路线，继续在山里绕圈走枕木。他说，他估计又走了三四个小时，才遇到一条小公路。他顺着公路下了山。然后按照谷歌地图，又走了一段路，才找到火车站。

　　那是斯洛文尼亚边境小城伊利斯卡比斯特里察(Ilirska Bistrica)，距离边境约有五六公里。他回忆说，此时已经天黑，他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在一个餐馆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下，继续往小城中心走，想找个便宜的旅馆赶紧睡一觉。他找了三四个旅馆，都说没有床位，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客人，他猜想也许人家就是不想接待偷渡的人。在当地人的建议下，他打算去火车站的候车室过夜，但走到火车站后，发现有一趟火车去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的边境，他于是连夜乘车继续前行。在距离意大利边境还有一两公里的边境小城科日纳(Kozina)住了一晚上，次日天不亮就起床，查路线，但是接近边境的地方都有警察防守，而且有边境墙，或树林，他发现只能走远一点绕过去。

　　范士贵在谷歌地图上查到一条铁路线，可以到20多公里外另一个边境小镇塞扎纳 (Sezana)。他回忆说，乘火车赶到那里时，大约是上午10点多。下车后，他沿着铁路线往边境行走，呼啸而过的列车，好几次差点把他震倒。

　　铁路线在山间蜿蜒前行，大约行走了四五公里，范士贵来到了意大利边境小村奥皮奇纳 (Opicina)，一路上没有遇到边防警察。此时已是中午12点左右。

　　他说，他知道，距离这个村庄四五公里的地方就是意大利最东端的一个城市特里埃斯特(Trieste)。他希望找到公交车，去那个城市乘火车前往法国，然后去他的目的地荷兰。

　　范士贵发现，这里的公交车必须要公交卡，付现金司机不收，他请当地人帮忙刷卡也不行，他们说自己的卡只能自己用。他想租辆车去边境城市，也没人愿意。他猜测，这也许就是当地防范偷渡者的措施，有些“坚壁清野”的感觉。

　　他说，他记得他在那个村子磨蹭了一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辙，只好步行，而且一路都是下坡路，因为这个村庄是在山顶上，而且是在山间绕着圈下坡。

　　“这个是我走得最累的一次，尽管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长，但是那个下坡走得很累很累。你手必须扶着边上那个栏杆，你不扶着栏杆，腿稍微一弯你就得滚下去。不过它每一段不是太长。它是之字形嘛，它是那个地方拐个弯，拐个弯又是一个之字形。那个是我活了60岁，爬了那么多山，走得最难过的一条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很多高山我都爬过，但是国内的高山，它没有这种连续的这种陡下去。”范士贵说。

　　他估计，花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完这条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的山路，晚上七八点才来到山下的海边城市。他在这里花了四五十欧元在一家青旅找到一个床位住下来。他回忆说，尽管下山的路使他的腿肚子很疼，但他睡得比较踏实，因为总算进入了意大利。

　　从东到西，横穿意大利

　　到了意大利后，范士贵决定先去米兰，因为那里有一个他在柬埔寨被车撞伤时曾捐给他300欧元的网友。这个网友在一家餐馆做工，说他可以留在这里打工，但范士贵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去荷兰。

　　由于意大利北面是阿尔卑斯山，很难穿越，这位网友建议他走西南海边这条路，就是去法国尼斯的方向。范士贵于是又坐火车从米兰经停威尼斯前往意大利西部边境小镇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这一天，他从东到西横穿意大利，行程大约500公里。

　　小镇离法国边境线还有四五公里。范士贵决定凌晨三四点就动身，沿着海边凸凹不平的岩石行走，当时天未亮，到处黑黢黢，又没有路灯，在巨石之间很艰难的行走。大约六七点钟，天蒙蒙亮了，他总算走到了边境线附近。

　　法国就近在咫尺，他打算就这么从岩石之间走过边境，但他突然听到有一群警察在上面喊 ，要他上去。他只得上去。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份英文简历交给了警察，然后被带到一个地方登记后，关进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很小的一个房间，大概就只有十几平米，跟我这个集体宿舍差不多大，单里面装了总有上百人。不要说坐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他回忆道。

　　他估计这些是从非洲偷渡到意大利的人。

　　“这个时候我想拿出电话，给我老婆打个电话，顺便拍一下这个环境。那里头的人不让我拍，大喊大叫，拼命地吼我。外面的警察听到他们吼我，把门一开，把我拽出去了。他怕。他可能是担心那些人打我。把我拽出去之后，就把我单独放到一个小房子里。”范士贵回想当时的情景说。

　　他说，大约半个小时后，警察开门把他带出来，冲他喊go,go，go（走，走，走）。没想到他就这样被放走了。

　　法国、比利时、荷兰

　　范士贵说，过了法国边境线后，他步行了大约2公里，进入了法国最东边的小镇芒通 (Menton)。他从这里乘火车，很快到了尼斯，在这里又买了硬座火车票，前往相距六七百公里的巴黎。到了巴黎南站后，发现路上订的旅店下车后仍要走一两个小时才到。他次日早晨在巴黎北站买了9点钟去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但由于火车站太大，他没赶上这趟车，只好再买次日的票。

　　他回忆说，他次日早晨7点就起床去赶火车。火车从进站到发车只有10分钟，于是在人丛里仓皇挤进车厢。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途径比利时，除了一个查票的，并未遇到警察。

　　申请庇护，住进第一个难民营

　　范士贵说，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Schiphol)下了车，因为按网上指引，走线的或跳机的都是在这里找机场警察申请庇护。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就去飞机场找警察，警察根本就不理我。在阿姆斯特丹飞机场，我说我要申请庇护，他说你申请庇护你自己去申请啊，你别跟我说啊。我说别人说要找你们这里的警察，他说我们警察不管，这不归我们管。他说申请庇护找那个移民局，我说移民局在什么地方啊。他就给我写了个地址，就是那个Ter Apel。我说这个地址怎么去啊？他说你去火车站买票，别人给你票，你就按那个票就行了。”

　　买到的票是两张，一张火车票，一张汽车票。范士贵说，他坐火车先到兹沃勒(Zwolle)，再转车到埃门(Emmen)，之后又转公共汽车，总计走了大约一两百公里，终于到了特尔阿佩尔(Ter Apel)。到了之后他发现，这里根本就是农村，一个孤零零的小镇，看起来很荒凉，却有一个中国人开的薯条店。在别人的指引下，范士贵说，他又走了一两个小时，才找到小镇西边的移民局IND。

　　“进去之后，他们IND把身上给搜查一遍，把行李全部收走，然后给了一张牌子，拿在手里，那上面有号码。就把我推到一个像是候车室一样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等着。”他回忆说。

　　叫到号码后，他就拿着护照去窗口登记，登记完又给一个带号码的条子，缠在胳膊上，继续坐在“候车室”等着。

　　他记得，大约晚上八九点了，这些胳膊上缠着号码的人都被喊出去，坐上一辆大巴车。一两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了一个叫艾森(Essen)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厂房，就像中国那个方舱一样。厂房里头有一个个隔间，一个隔间里头有四个房，把我分到其中一个隔间。”他说。

　　他记得，屋子里的四个人，其他几个都是阿拉伯人。大家都刚刚来，似乎都很兴奋，那几个对他问东问西，很友好。虽然兴奋，但他疲惫极了，倒头就睡。次日早晨，同室只剩两个人了，有两个人不见了。

　　在这里不久，范士贵被送去荷兰南部的弗利辛恩难民营，开始了他的难民营生活。

　　六年逃亡路，行程18100公里

　　至此，范士贵“润”欧洲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

　　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始，历经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到达荷兰，如果算上空中越过的保加利亚，他在欧洲的“走线”经过了10个国家，总行程约为4100公里。

　　如果从他2017年去柬埔寨算起，范士贵“润”出中国的旅途历经了六年，经过了亚洲三国以及欧洲10国，总行程约18100公里。

　　他几乎绕了半个地球，去寻求一块他希望能够安心过几年幸福日子的乐土。

　　乐土何在?

　　但范士贵也许无法移民荷兰。在弗利辛恩难民营，他收到了移民法庭的诉讼。

　　他精心筹划，寻找路线，历尽千辛万苦“润”到了荷兰，事先却没有想到还有个《都柏林公约》。根据这个公约，难民只能在入境的第一个签约国申请庇护。荷兰移民和归化局认为，范士贵应该被遣返回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去。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但官司还拖着。范士贵依旧还是“悬”在荷兰，前路未知。

　　大批寻求庇护者的涌入已给这个发达的欧洲小国带来政治冲击。

　　范士贵是在2023年9月5日进入的荷兰，大约两个月后，荷兰的执政联盟因为无法就限制庇护的政策达成一致而瘫痪。在随后的选举中，右翼的自由党成为议会最大党。

　　而就在本星期二(6月3日)，自由党因为该党收紧移民政策的计划得不到采纳而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荷兰右翼政府破裂了。

　　在荷兰，范士贵等不来庇护身份，也等不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也已离开柬埔寨，来到了塞尔维亚。但是，偷渡是艰难和危险的，三个女人从未经历过在野外走山走水的事情。

　　目前，由于移民危机，包括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欧盟国家也都大幅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防范措施。据范士贵说，在他之后走同一条线路“润”到欧洲的中国人告诉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防备现在大为加强，空中有无人机监视，地面上有布置在树林里的摄像头监控。

　　范文贵说，娘仨也尝试越境，但多次被抓，被送回塞尔维亚。

　　范士贵困在塞尔维亚的两个女儿。（照片由范士贵提供）

　　由于中国公民可以在塞尔维亚停留30天而不需要签证，在波黑每180日停留最长不超过90日便不需要签证，她们现在只能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两个邻国间兜圈。

　　这一切都需要钱，而范士贵自己是个毫无收入的难民，娘仨的生活成了他心头最大的苦衷，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曾尝试去鹿特丹打黑工，但人家嫌他年纪大，不要。

　　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他的心里和脸上，似乎充满了问号。

　　半生流浪的范士贵，好像一直生活在问号里。他走线的路径，在欧洲大地上画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地球上也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