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长上任，德国外交有哪些变化.....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5月6日，德国基民盟主席默茨历经两轮议会投票成功当选总理，德国重归由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时代，内阁团队就位。其中，外长由基民盟资深议员瓦德富尔担任。他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也是默茨的忠实政治盟友。传统上，外长应由执政联盟中较小政党出任，而默茨为“自己人”争取这一职位，意在成为外交型强势总理，掌握外交实权。此次人事任命形成了自1966年来德国总理与外长首次出自同一政党的局面，将改变朔尔茨时期总理府与外交部在对外政策上的对峙状态，减少内部分歧。面对欧洲安全失序与国际秩序动荡等挑战，德国外交政策或将做出更多务实性调整。
以“魏玛+”模式引领欧盟防务
面对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迟疑，德国持续军事援助乌克兰、加强自身与欧盟防务能力、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是必然趋势。
即使美国斡旋俄乌和谈，俄欧对抗型秩序短期内难以改变。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德国已成第二大对乌军援国，新政府将继续援助乌克兰，并推动欧盟层面加大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度。不同于朔尔茨政府的犹豫态度，默茨政府在是否向乌克兰提供射程500公里的远程“金牛座”巡航导弹上持开放态度。若此事达成，意味着从乌克兰发射的导弹可直达俄罗斯领土，增加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乌克兰危机的风险。
德国积极投资国防，促进欧盟军工市场协同发展。为增强国防能力，德国修宪突破财政“零赤字”原则，未来国防、民防、情报部门以及网络安全上的开支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440亿欧元）时可以举债。德国还积极推动欧盟建立共同军工市场，支持欧盟协同军备生产与采购机制，加强对欧洲军工企业融资。不过，因为担忧共同债务会加剧欧盟内部财政失衡，削弱市场对财政稳定的信心，并干扰欧洲央行的通胀政策，德国尚未许可设立欧盟防务共同债务。
出于对纳粹军国历史的反思，德国坚守“不单独行动”原则，在欧洲共同防务上奉行“魏玛+”模式，以德国、法国、波兰为核心，吸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协调欧洲外交、安全与地缘政治策略。默茨上任后第二天便访问法波，随后和法英波三国领导人来到基辅，四国表示坚决支持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同意无条件30天停火，威胁对俄实施第17轮制裁。
2025年5月15日，德国新任外长瓦德富尔与乌克兰、法国和波兰外长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晤，各方表示将继续与美国合作，努力确保乌克兰及整个欧洲实现长久和平。
对美适应与制衡
特朗普(专题)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交易主义”色彩，特朗普将国际关系视为一系列交易，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盟友，美国均需要取得及时性物质收益，去意识形态化与去制度化特征明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在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作用下降。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上明码标价，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经贸上发动关税“闪电战”，欧盟也未能幸免。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若美欧互征25%的关税，德国是受冲击最严重的欧盟国家，其GDP将在第一年下降超过0.6%，这对已连续两年陷入经济衰退的德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如此情势，默茨政府在组阁协议中仍将跨大西洋关系定位为优先级，强调美欧在北约机制内防务合作的重要性。虽然德国助力欧盟提高防务能力，但欧盟防务嵌入北约机制的原则并未改变，二者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交易主义”外交，德国一方面制定适应性措施，做好与美国持续谈判与妥协让步的准备，毕竟德国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700亿欧元。默茨计划尽快访美与特朗普会晤。除了安全议题，他还将试图推动美欧就关税问题达成新协议，提议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德国通过发展多元伙伴关系制衡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其合作网络覆盖欧洲邻国、加拿大(专题)、中国、印度(专题)、新加坡、墨西哥、巴西和东盟等，通过深化经贸纽带、技术协同和资源互补，分散对美依赖并增强战略自主性。
对华更加务实
德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经贸和投资领域。德国在组阁协议中延续了对华“去风险”战略以及“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同时瓦德富尔强调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德国将基于所谓“规则与对等原则”展开对华竞争，并尽快拟定《对外贸易法案》修正案，阻止在关键基础设施与战略领域所谓“有损德国国家利益”的外资，此举针对中国之意明显。
但与此同时，德国在组阁协议中删除关于人权、西藏、新疆的叙事，还废除了《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此法案要求德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审查人权和环境标准，中国供应商由此面临更苛刻的合同义务。默茨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见面时还建议欧盟也取消相关法案。这看似前后矛盾的举措恰恰反映了德国新政府基于本国企业利益和经济竞争力的现实考量，促其对华政策中呈现更多务实色彩。
中德产业链深度互嵌，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2024年中国在德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不降反升，达到11.9%，且在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和化工产品等领域联系紧密。这种深度融合使中德贸易额在2023年逆势突破2500亿欧元大关。一旦中德关系出现重大变动，德国经济界难以承受损失。
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德国企业展现出高度的战略定力。《2023/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九成德企仍计划扎根中国市场，它们通过本地化生产推进“去风险”战略，而非退出中国市场。近期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等超100亿欧元级投资项目落地，印证了德企将中国市场视为创新试验场和价值链枢纽的战略判断。中国德国商会最新调研指出，超八成会员企业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替代的节点，其本地采购率达67%，带动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中德产业协作网络。
政商协同的加强正在塑造对华政策基本面。在华德企联名呼吁德国强调与中国的伙伴而非竞争关系。联盟党内有很多经济界人士和中国联系密切，他们通过产业纽带与政策影响力，持续塑造德国政府的对华路线。今年基民盟党团名单中，汽车、机械等行业头部企业代表占据关键席位，其所在集团的对华业务占营收总额比例较高，这种深度利益绑定使其在政策制定中拥有实质话语权。通过行业游说和利益纽带，他们推动政府在出口管制、供应链调整等议题中保留弹性空间。经济界维系市场收益的重要诉求促使政府重视对华经济关系，使务实性成为对华战略的核心支撑。
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背离传统联盟政策，将对欧洲的安全保障视为账单交易，而非联盟义务。德国虽致力于维护对美关系，但与美在价值观与国际秩序上的认知分歧加重。基于中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德国仍将尽力劝说美国重拾联盟政策。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德国将留有对华战略回旋空间，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应对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和美国部分退出全球治理后的资金缺口。不过，面对欧洲安全挑战与美国极限施压，中德关系改善空间有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