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半数城市人口下滑，这是什么信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根据城市财经的统计，去年中国337个城市中，有173座城市常住人口出现下降，7座持平，123座增加，另有34座未公布数据。
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中，人口减少的比例高达57.1%，超过半数。即便将未公布的34座城市全部视为增长，也至少有51.3%的城市人口在流失。
这一趋势，正在持续加剧。
回看过去三年的数据，可以发现：
2021年，公布的287座城市中有139座人口下降，占比48.4%；
2022年，公布的268座城市中有143座人口下降，占比53.4%；
2023年，公布的270座城市中有157座人口下降，占比58.1%。
在全国范围的人口负增长大环境下，城市人口流失不可避免。
去年全国常住人口减少139万人，这是自2022年人口首次下降以来，中国已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
那么，哪些城市人口还在逆势增长？又有哪些在不断流失？
最让人意外的是，去年人口增量冠军，并非常规“金字塔”尖端的广深杭等东部强市，而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省会——贵阳。
作为贵州省会，贵阳GDP仅约5000多亿元，尚未迈入万亿俱乐部，排名全国50名开外。但这座“普通”城市已连续四年实现超过10万人的年增量。
相比之下，现有人口600多万的贵阳，增量成绩令人侧目：规模不足深圳的1/3、成都的30%、重庆的1/5，却稳居各地前列。
这并非中西部省会首次逆袭东部强市。
自2021年以来，人口增量榜首便一直由中西部省会摘得：2021年武汉、2022年长沙、2023年合肥。
回顾近三年增量前十城市，中西部城市表现同样抢眼，分别占据七、八、六席；2024年，七座增量超10万的城市中，四座位于中西部。
这种“逆向流动”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孔雀东南飞”格局。
转变的出现与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引领下，高铁、高速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等新理念又加速了产业转移，中西部正成为新的承接地。
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年全国20多个GDP万亿城市，中西部已占三分之一；18座千万人口大城市中，省会城市占9座，其中7座在中西部。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正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转移等挑战，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导致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东南沿海-中西部省会”人口回流现象。
最为典型的是2022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变化。2022年，四大一线城市均出现人口负增长，合计减少27.5万人。今年，北京和上海依然负增长，合计减少9.79万人。
这些变化表明，中西部省会的吸引力正持续攀升。
中西部省会崛起，离不开“强省会”战略的助推。
去年七座增量超10万城市中，唯深圳非省会，其余六座均为省会城市。
梳理各省数据发现，在多数人口减少的省份中，省会人口却持续增长。
比如，山东去年常住人口减少42.8万，降幅全国居首，可省会济南人口增长7.8万；河南常住人口减少30万，降幅全国第三，而省会郑州人口逆势增长7.8万。
此外，贵阳对贵州、南昌对江西、长沙对湖南、武汉对湖北等，皆是如此。
省会人口高增长与全省人口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清晰展现出：省会城市正成为中西部省份人口的 “蓄水池” 与 “护城河” 。
它们肩负双重使命，对内留存本省人口，对外代表全省参与人才争夺。这是中西部省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选择。
市场经济里，人才流动遵循 “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对多数人而言，若不在家乡考编考公，往往会选择到高工资城市打工。要是家门口缺少能挑大梁的核心城市，全省青年劳动力极有可能被其他地区 “虹吸”。
河北、安徽、江西等都是典型案例，自身产业薄弱又紧邻经济强省，大量人才被周边省份瓜分。
在此背景下，中西部省份纷纷布局 “强省会” 战略。成都、长沙、石家庄、贵阳、太原、南宁、武汉、郑州、昆明等城市，均已提出 “强省会” 或中心城市建设战略。
中西部省份寄希望于集中手上的有限资源，优先打造一个“能打”的头部城市，与东南沿海地区来打擂台。
而从实际成效看，“强省会”战略在当前颇为成功，在人口整体减少的大环境中，中西部省份借省会力量，正逐步实现 “人口回流” 。
集聚发展是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产活动被全球陆地面积的1.5%所囊括；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以5.15%的土地面积吸纳了30%的人口，贡献了41.3%的经济总量。
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很多省份无论是面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甚至是大国。
这为各省通过“强省会”战略打造中心城市和新城市群提供了可能。
四川成都便是“强省会”的典型案例。
作为幅员辽阔但人口分布不均、且在改革开放中属于内陆后发地区的省份，四川曾长期面临劳动力外流困境，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 “劳务输出大省”。
而自率先推行 “强省会” 战略以来，成都已跻身全国十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及新一线城市行列，常住人口突破两千万，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引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辖市的发展困境：曾凭借先发优势辐射周边，如今在区域经济均衡化趋势下，吸引力逐渐减弱。
今年数据显示，四大直辖市中天津人口持平，其余三市均出现负增长，前景不甚乐观。
然而，“强省会”并非万能，其负面效应同样突出。
省会在“虹吸效应”的加持下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大量进入到省会就业，导致其他城市缺乏人才，没有岗位，也形成不了产业。
产业不行，经济发展不起来又会导致更多人背井离乡，而省会城市的规模有限，就必然会导致人口继续向省外跑。
从各省市统计局数据看：
河北去年减少了15万人，11个城市中6个城市减少，占比54.5%。
山西去年减少了20.03万人，11个城市中10个城市减少，占比90.9%。
内蒙古去年减少了8万人，9个城市中7个城市减少，占比58.3%。
贵州去年减少了5万人，9个城市中人口减少的有5个，占比55.6%。
江西去年减少了13万人，11个城市中9个城市减少，占比81.8%。
河南去年减少了30万人，17个城市中15个减少，占比83.3%。
湖南去年减少了29万人，14个城市有13个城市减少，占比92.9%。
广西去年减少了14万人，9个公布的城市中8个减少，占比88.9%。
可见，中西部省会的增量远远不足以弥补全省的人口流失。而深层原因在于：中西部省份普遍缺乏副省级城市作为区域支点，难以扩大 “人口回流” 的覆盖面。
这就造成一种矛盾局面 —— 一方面是中西部省会成为人口竞争的局部赢家，另一方面是省内其他城市却陷入发展颓势，人口不断持续流失。
因此，尽管中西部省会在全国排名中异军突起，但若将视野放大到省域层面，真正“人口增量赢家”仍是广东、浙江等东南强省。
未来，中西部省份若能在省内培育出具备竞争力的副省级城市，或可扭转 “人口流失” 困局；若仍依赖单一省会支撑，则全省人口持续外流的趋势恐难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