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下班送外卖，为啥争议这么大？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近日，四川遂宁公职人员孙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送外卖引发争议。据报道，他经本单位批准同意后兼职送外卖，平均每天送3个小时，一天能赚100多元。
公职人员跨界当外卖员，身份反差引起大众好奇和争议。有人认同：靠双手挣钱值得尊重；有人质疑：捧着“铁饭碗”不该挤占外卖员的生存空间；有人忧虑：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
众说纷纭背后，有两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公职人员搞副业，为啥争议这么大？这一现象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与管理难题？
当公职人员穿上骑手服，穿梭于街头巷尾，舆论最先炸响的是一句质疑：公职人员收入稳定，为什么还要兼职送外卖？
有网友说得更直白：古人尚且懂得“伐冰之家不蓄牛羊”，而这位享受着稳定保障的公职人员，却跑来和靠送外卖养家糊口的人抢饭吃，还美滋滋地分享送外卖很惬意，香甜地“吧唧嘴”，这不是刺痛低收入劳动人群的心吗？
在大众认知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准时到账，福利待遇齐全；而反观外卖骑手，风吹日晒，多跑一单才有多一点收入的可能。在这样的职业反差下，“公职人员兼职送外卖”极易被解读为“既占着体制内的好处，又来挤压低收入群体的活路”，公众敏感的神经自然被狠狠触动。
但也有人提醒，当我们抛开情绪，深入公职人员群体内部，会发现大多数公职人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不差钱，特别是基层公职人员，一旦突如其来需要用钱，仅凭工资收入也同样捉襟见肘。
还有人担忧公职人员兼职会挤占全职骑手的订单，加剧行业竞争。孙先生日均送3小时外卖赚百元，在庞大的外卖市场需求面前，确实微乎其微。但公众的逻辑是，一旦大量的公职人员效仿，个体尝试演变为群体行为，或许真会挤压外卖员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争议背后，大众担忧的“公平失守”。尤其当社会就业压力较大时，这种担忧的情绪变得更容易被某一件事挑动起来。
说到底，靠劳动挣钱本身没错。但“公职人员”这个身份，让兼职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公共议题”。
一名外卖员正在送外卖。图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二
当然，除了“公职人员为什么要去送外卖”，人们还关心“公职人员能不能送外卖”。本质上，这是对“公职人员职业边界”的追问：副业与主业的界限在哪儿？公权与私利的红线在哪儿？
怕耽误工作。有人担心：心思都花在“外快”上，本职工作还能干好吗？这种顾虑很正常，任何职业都该守住“主业优先”的底线。毕竟，他们的工作连着政策落地、连着群众冷暖、连着急难愁盼。所以，兼职的前提必须是“把本职工作干到位”，这是基本的职业伦理。
怕公权私用。公职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哪怕下班了，“某某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会消失。如果有人借着“兼职”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又该如何监管？
公职人员搞兼职，关键就在于：合法合规、不碰权力、不碍主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明确，公职人员开展副业需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所在单位的管理制度及副业性质综合判定。
下班搞兼职究竟行不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写稿赚稿费、做体力劳动、种点农产品，这些“纯靠本事、不沾权力”的兼职，做好报备，做好时间管理，自然可行；但如果是挂证取酬、借“理财”名义违规圈钱、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哪怕在下班时间，也绝对不行。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为官的原则，也是从政的戒尺。
图源：视觉中国
三
当舆论场上声浪渐起，争议的关键，从来不是“能不能挣钱”，而是“用什么方式挣钱”。在合规框架下正视下班兼职现象，既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更是对公共治理精细化的考验。
平衡“堵”与“疏”的关系。避免“一刀切”，不能因“怕风险”就全盘禁止合法兼职，也不能因“尊重劳动”就放任不管。分类施策，疏堵结合，划定“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明确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既防范风险，又给正当的兼职需求留出空间。
分清“劳动所得”和“特权变现”。公权私用、分散精力等风险和担忧，恰恰需要用制度扎起篱笆和笼子。对兼职时长、收入来源划出清晰红线，对涉密岗位、领导职务等实施差异化限制，通过单位审批、纪委备案、公众监督形成闭环管理，这样更精细的管理制度体系既能消除公众误解，又能释放基层活力。
守住“主业”和“副业”的界限。如今，平台经济带来更多新业态新模式，也给了很多人体验“斜杠人生”的机会，让拥抱人生有了更多可能性。但，允许正当兼职不等于放任自流，公职人员搞副业的机制越规范，一放就乱的隐患越少，公众争议就越少。
当规矩更清晰可行、监督机制更有效，公职人员下班后送外卖，或许就不再是争议，而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自食其力的平凡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