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川普与鲍威尔之战：各自背后代表哪些势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川普总统 最新动态！专题：抄底还是跑路？美股最新动态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川普（Donald Trump）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冲突已成为2025年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随着川普强势推进贸易谈判和制造业回流议程，联邦政府大规模减税与财政刺激计划引发通胀回升压力。与此同时，美联储在上半年维持较高利率立场，意图抑制通胀与稳定市场预期。然而，这一策略与川普的政策路线发生根本冲突。
川普指责美联储拖累房地产与制造业复苏，称其“固执于过时的通胀教条”，而鲍威尔则在国会听证会上坚定重申抗通胀立场，强调货币政策必须独立于政治周期，反对“人为操控利率为政治服务”。双方言辞日益激烈，引发市场短期震荡，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4.5%以上，美元汇率波动加剧。
此后，尽管鲍威尔试图通过更中性的措辞缓和紧张氛围，并在6月议息会议中释放“视经济数据而定”的政策信号，但川普阵营继续利用社交媒体对美联储“施压”，并放话称若美联储继续“制造经济困局”，其政府将“全面重审货币体制安排”。川普甚至暗示要将鲍威尔提前解职，引发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官员、学者以及华尔街始终站在美联储一边，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却忽视了具备独立地位的美联储背后也有自己的立场和诉求。从立场上看，美联储作为美国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决策应当基于经济数据而非政治压力，但深入分析其人员构成和历史行为模式，不难发现这一机构并非完全中立。
在政治立场方面，过去25年的数据显示，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中竟无一人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更无人向共和党阵营提供政治捐款。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其内部根深蒂固的政治倾向。进一步观察美联储24,000名员工的政治捐款流向，92%的捐赠资金流向了民主党，这一压倒性比例远超普通政府部门的党派分布，足以证明其整体员工群体存在显著的政治偏好。
更重要的是，通过回溯美联储百年历史，其政策重心始终围绕金融体系与货币市场展开，而非普通民众的就业或收入增长。这一点在上世纪美国大萧条（1929-1939）时期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1929年股市崩盘后，胡佛政府最初采取有限干预措施，但美联储出于维护金本位的考虑未能及时注入流动性，反而维持高利率，导致信贷收缩与银行倒闭潮持续加剧，直至造成了大萧条。由于货币宽松政策的缺位，胡佛只能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坚持平衡预算和自由放任思路。特别是胡佛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关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但此举引发了全球报复性关税，进一步打击出口，加深了经济下滑。1932年设立的重建金融公司虽然试图向银行注入资金，但规模有限，未能根本扭转局势。
随着罗斯福上台，其主导的新政（New Deal）开启了一系列系统性改革。首先是1933年全国“银行假期”遏制了银行挤兑。随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划清了商业与投资银行业务界限，并创设FDIC，初步恢复了民众信心。
核心问题当然是金本位，美国于1933年开始实质性脱离金本位，放弃对黄金的刚性承诺，使货币政策获得更大灵活性，进而推动美元适度贬值、提振出口和通胀预期。这种变化也为现代货币政策的诞生创造了空间。此后，1935年《银行法》进一步加强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集中控制，赋予其更多调节利率和信贷的权力。财政方面，罗斯福政府通过大量公共工程刺激就业与消费，如WPA和CCC等项目直接注入资金至实体经济，有效拉动内需。同时，美国开始建立证券监管体系，《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分别规范发行与交易环节，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从制度上遏制金融投机，恢复市场秩序。
与美国两任政府积极的财政干预和制度改革形成鲜明对比，大萧条期间的美联储始终顽固地将金融稳定与资本市场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即便面对实体经济困境，其仍坚持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试图应对日益膨胀的股市泡沫和信贷过度扩张。然而，这一加息周期最终未能成功实现“软着陆”，反而被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导致1929年股灾及大萧条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从高利率的实施过程来看，自1928年初，出于对投机活动可能破坏金融稳定的担忧，美联储开始频繁加息，从当年初的3.5%贴现率（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贷款的利率）逐步上调，至1929年8月达到6%的高点，利率几乎翻倍。
与此同时，美联储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货币供应，形成双重收紧局面。在当时的金本位制度下，这种2.5个百分点的加息幅度被认为具有实质性紧缩效应。金本位意味着货币发行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货币政策必须兼顾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在这种制度框架下，高利率不仅压缩了国内信贷，还吸引国际资金流入，支持美元兑黄金的汇率稳定。然而，这也进一步削弱了美联储对国内经济的调节能力。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消费信贷放缓，投资者情绪逐渐转向谨慎。
最终，1929年10月，“黑色星期四”拉开了股市暴跌的序幕，美国资本市场由繁荣迅速转为恐慌，银行体系开始承压，实体经济亦随之下滑。
所以，美国当年的大萧条实际与美联储实施的错误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尽管市场已经崩盘并引发广泛的金融恐慌，但美联储固执己见，并未及时转向宽松。1930年至1931年间，在银行接连破产、流动性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美联储依旧坚持高利率和货币紧缩，以保障金本位制下的国际金融稳定。这种政策选择实际上形成了对经济雪上加霜的“二次打击”。在信贷渠道受阻、消费和投资需求剧减的背景下，持续的紧缩政策加速了银行体系的崩塌。数据显示，1930年至1933年间，美国约有9000家银行破产，数百万储户的存款化为乌有，金融信任机制遭到根本性破坏。随着经济恶化，美联储在1931-1932年开始降低贴现率，至1933年降至约2.5%-3%，但此时银行体系已严重受损，降息已无济于事。
随着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公众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信任急剧下滑，最终导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罗伊·A·扬和尤金·迈耶都因未能有效遏制危机蔓延黯然离职，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领导人。
罗伊·A·扬在1927年10月出任美联储主席，其主政期间正值美国股市投机泡沫不断扩大。为遏制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扬主导了1928至1929年的加息周期，将贴现率从3.5%提高至6%。尽管这一举措初衷是遏制投机，维护金融秩序，但在没有配套金融监管和市场预期管理机制的前提下，反而加剧了资金紧张，加速了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此后，美联储未能迅速提供流动性支持，导致银行挤兑潮蔓延，信贷系统冻结。在社会的谴责之下，扬在1930年8月辞职，显然与经济形势恶化下对其能力的质疑有关，他也因此成为承担危机责任的第一位“牺牲者”。
在扬之后执掌美联储的尤金·迈耶面对的则是一场全面失控的银行业危机与经济萧条。但与他的前任一样，迈耶也并未及时打破政策束缚，未能果断采取诸如降息、扩张货币供应或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系统注入足够流动性等措施。这样的紧缩政策结果造成大量银行在1930至1933年倒闭，存款人信心尽失，金融体系功能陷入瘫痪。事后，迈耶的保守政策广受批评，尤其在罗斯福新政即将登场之际，其被视为旧体制学究气的代表人物，后于1933年5月主动辞职，结束了同样颇具争议的任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金本位在美国已经成为历史，但掌握货币政策大权的美联储如今却仍存在重蹈覆辙的可能。当今的美联储，其根本职能依然深度绑定于资本市场，尤其在政策考量上，仍将金融体系稳定与资产价格的平稳运行置于首位。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政策倾向也体现出美联储及其掌舵人对大型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保护。华尔街在当前政治格局中仍保持高度活跃的游说行为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期频繁拜会川普，反映出金融资本对于可能重塑政策走向的政治力量依然高度敏感，力图在未来政策分配中占据有利位置。
如今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政策取向和所代表的利益方面，某种程度上与他的两位前辈也如出一辙。他在货币政策决策中，显然更多地倾听来自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声音，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给予优先关注，而对实体经济和基层民众的需求回应不足。他对降息的长期抵制，也成为川普政府与美联储关系恶化的重要导火索。川普推行的“关税促制造”政策，本质上依赖于低利率环境支撑国内制造业成本优势。如果制造业回流却因美元强势和高利率导致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其所谓的复兴就缺乏可持续性，所带动的就业也难以稳固。此外，利率政策直接关系到消费支出与居民财富效应，降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可支配收入，刺激经济内需。因此，在川普看来，鲍威尔无视整体经济战略，只维护金融精英利益，是对国家经济目标的背离。
综上所述，川普与鲍威尔的斗争并非单纯的货币政策意见分歧，实质上是国家发展战略与金融资本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下，美联储的独立地位无法成为美联储主席的免死金牌，能够撼动鲍威尔和美联储地位的力量也并非川普，而是美国民众对美联储及其背后建制派的不满情绪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与大萧条时期类似，当社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满加剧，甚至认为美联储主席需要为经济衰退负责时，留给鲍威尔的唯一出路也就只有同他的前辈一样被迫辞职。
最终分析结论：
如今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货币政策决策中，显然更多地倾听来自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声音，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给予优先关注，而对实体经济和基层民众的需求回应不足。而在川普看来，鲍威尔无视整体经济战略，只维护金融精英利益，是对国家经济目标的背离。因此，川普与鲍威尔的战争，不应被视作单纯的货币政策分歧，而是国家发展战略与金融资本利益之间的冲突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