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一个「完美中国家庭」的告别与回归

《四个春天》:一个「完美中国家庭」的告别与回归

　　《四个春天》之后的故事，有告别，有回归，也有歌声。

　　2019

　　2019年春节，住在贵州独山县迎春巷的一家人正在准备过年，小儿子在家门口贴春联。有两个陌生人走了过来，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兴奋地跑来合影：「就是这家，这家就是《四个春天》！」

　　2019年1月4日，陆庆屹执导的纪录片《四个春天》正式上映。这部影片记录了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日常，也让无数观众认识了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父亲陆运坤、母亲李桂贤、姐姐陆庆伟、大儿子陆庆松、小儿子陆庆屹。

　　父亲陆运坤是物理老师，喜欢音乐，精通各种乐器；母亲李桂贤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大笑，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歌来；女儿陆庆伟和大儿子陆庆松都是山里最早的大学生，陆庆伟上世纪80年代毕业分配去了沈阳，后来又风风火火下海做生意，2014年因为肺癌去世；陆庆松10岁便被选拔入京读音乐预科，作曲系毕业后20岁就在清华大学教音乐，后来从清华辞职，「隐居」在距离北京市中心四十五公里的地方；陆庆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最淘气的孩子，常常闯祸，高一时就离家出走了，当过矿工、踢过足球、在酒吧唱过歌，也做过广告公司职员，后来，一直换工作的他迷上了摄影，《四个春天》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

　　无数人通过这部影片认识了这个家庭，记住了他们的生活细节，在厨房做饭，在天井里唱歌，父亲陆运坤喜欢燕子，因为燕子让他想起自己各奔东西的孩子们，过年的时候，他会指着天井的角落，对回家的孩子笑，眼睛里闪着光，「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

　　《四个春天》记录的最后一个春天是2016年。剪辑片子的一年时间里，陆庆屹一遍遍看着日子的改变，从姐姐哥哥回家过年的热闹，到2014年姐姐离世，父母也在一天天变老。姐姐去世后的那一年，父亲第一次住院，他患上了脑血管狭窄，总是感到眩晕，难以忍受。那段时间的陆庆屹有一种紧迫感，总想早点把片子剪出来，他说自己的作品是「给爸妈的礼物」。

　　陆庆松，陆运坤，李桂贤，陆庆屹（从左至右）

　　《四个春天》第一次公开放映是2017年12月底，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陆庆屹把父母接到北京，参加了影片的首映，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这部作品。

　　这次来北京，他们还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去看望大儿子陆庆松的老师阮寿宁。陆庆松十岁半到北京读音乐预科，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还差点被退回贵州，阮寿宁是当时教他小提琴的老师，坚持认为这个孩子能成才，把他留了下来，不仅教会了他音乐，还经常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阮寿宁一直都是陆庆松在北京最亲近的人。

　　拜访阮寿宁的那一天，北京特别冷。那时候的父亲陆运坤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走路，走得很慢，但到了小区，三位老人从远远看到就激动地跑了起来，跑着去迎接对方，站在后面的儿子一直在哭。

　　那天夜里他们每个人都说了比平时更多的话，喝了比平时更多的酒，大笑了很多很多次。没有人说出口，但每个人心里都知道，那年阮寿宁90岁，陆运坤80岁，李桂贤73岁，在疾病和衰老把他们彻底困住之前，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长途旅行，事实上，这的确也成了他们三个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另一个心愿则是去北京天坛医院为父亲看病，这也是北京之行最重要的目的。但医生告诉他们，父亲的脑血管狭窄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年龄，已经不适合手术了。

　　父母从北京回到了独山，余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那栋纪录片里有天井的房子里，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他们最后一次离开独山是《四个春天》上映前，影片在贵阳路演，主办方把两位老人接了过去。那一天是陆庆屹的生日，现场留下的照片里，看到爸妈的陆庆屹一直在哭。

　　《四个春天》是2019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华语纪录片，但在这个家庭里，很少有人提到这部作品，他们都没有离开自己的生活，父亲的眩晕越来越重，母亲也日渐年迈。陆庆屹接受了很多采访，认识了很多人，拿了很多奖，然后回到北京，像之前一样工作、挣钱。哥哥陆庆松则继续住在自己的京郊小院里，工作日在家练琴、种花、读书、作曲，周末出去教琴挣钱。

　　那栋房子也变老了。雨水沿着墙壁的裂缝落下来，墙皮泡坏翻开了皮，一家人不得不决定把天井封上。没有了回家的路，燕子还会不会飞回来，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直到2019年底，这个家庭才又一次迎来热闹——陆庆屹结婚了。

　　哥哥陪着他去杭州迎亲，一路唱着歌回到了贵州，在独山办了婚礼酒席。姐姐的儿子佟畅也赶来参加了舅舅的婚礼，他是家里最小辈的孩子，平时闷声不说话，但婚宴当天，他挨桌去敬酒，跟几乎所有宾客碰杯，把自己喝到断片，喜宴结束后谁也找不到他，后来是医院打电话通知这家人，他摔倒在路边，被人送去了医院。

　　婚礼的日子距离过年不远了，大部分人都选择继续留下来过年，但佟畅有事要先回沈阳一趟，临走前说好了过年再回来，他要吃姥姥做的肉丸子。但谁也没想到，一周之后，武汉封城，新冠疫情爆发，佟畅没能再回到独山。

　　这个春节仿佛为时间划出了一道分界线。陆庆松和陆庆屹大年初三就匆匆回了北京，小陆有了新家，从哥哥的小院里搬出来。哥哥在疫情中搬了几次家，最后住在了顺义的小院里，小院里还有弟弟留下来半间屋子的行李，他一点点收拾，一个人生活。佟畅住在沈阳，也一个人。后来的两年里，他们都没能再回独山过年。

　　天井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何日君再来

　　2021年初春，我第一次去陆庆松的小院，那次见面最终促成了发表在《人物》的文章《螺丝不肯拧紧》，后来又办了一场「安顿春天」音乐会。这是陆庆松人生第一场面向大众的独奏会，一个没有名气的人，在一个没有流量的时间段，演奏没有点击率的古典音乐，它本会是一个没有波澜的平淡夜晚。但是，超过五万人观看了他的演奏。音乐会后，陆庆屹一直没有看节目回放，他说他不敢，「太美好了，总怕是一场梦似的」。

　　再次见到他们，是2022年秋天。我们一屋子人挤在厨房包水饺，小陆拿着一只小音箱，先是对门口的花盆高歌，沿路又跟院子里的多肉、槐树、水龙头挥手，最后巡回到了厨房，拿着擀面杖假装麦克风，拖着尾音向我们喊话，「包饺子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来来来，跟我一起唱！」

　　陆庆松新得了一本李叔同曲谱，里面有许多如今已经没人唱的曲子。包完饺子扑腾完满身的面粉，饺子在锅里煮着，陆庆松在弹琴，其他人围在他旁边，和着琴声合唱李叔同的《忆儿时》。

　　《四个春天》中的那种美好，似乎还在延续，但那段时间，陆庆松经常需要回到独山。有时候陪父亲住院，父亲变瘦了很多，每一天都在头晕。有时陪母亲住院，看着父亲生病着急，母亲的身体也出了状况，因为严重的胃出血在医院住了很久。母亲一直还保留着不服老的大嗓门，可是有天听到父亲咳嗽，她心里着急，赶过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必须做手术。

　　那是疫情最后的那个冬天，手术排期很棘手，医院里的人陆陆续续开始感染新冠，包括母亲的主刀医生和护士。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陆庆松的电话，他说妈妈手术成功了，顺利出院。但手术后，母亲总是喊疼，她曾经那么喜欢的花一盆一盆全送了出去，她也没能再站起来。

　　陆庆松说，母亲出院回家的那天，刚回到房间，他看到早就没法走路的父亲在护工的搀扶下走了过来。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厉害，「他当时经常拿一把梳子顶着自己的额头，想要对抗脑袋里的眩晕，只要活着就无法停止的晕」。即便这样，父亲还是坚持走了过来。这一幕一直留在陆庆松的记忆里：父亲默默拉着母亲的手，母亲开始唱他们年轻时喜欢的《拉兹之歌》，两个人就只是握着手，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边笑一边流眼泪。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后，兄弟俩交接班，弟弟陆庆屹回来陪父亲。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去世，享年86岁。陆庆屹伏在父亲身上痛哭了一场。哥哥很快回来了，姐姐的儿子佟畅也回来了——此时距离2023年春节还不到一个星期，疫情结束了，他终于买到了回独山的车票，却是来参加姥爷的葬礼。

　　佟畅和姥爷感情很深。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姥爷曾去沈阳陪他生活了一年。他看着一个人明明跑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行李里居然带了一个手风琴和一把小提琴，明明根本不是那种「大东北能来事儿的人」，却很快交到了一大堆新朋友，下楼遛弯还加入了合唱团，自告奋勇担任乐器演奏。佟畅老把自己关在屋里，姥爷就拉着他出门，让他陪自己上街买乐谱，从乐器店出来递给外孙一个盒子，这是姥爷的礼物，一把28孔的口琴。

　　后来佟畅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实习，两个舅舅当时一起租住在北京郊区的小院里，他时不时就跑去看望他们。他在那里看到一种新的活法。当时，他跟舅舅们喝酒，说自己向往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听就笑了，纠正佟畅，真正应该向往的是你的姥爷。

　　姐姐陆庆伟去世时，父母给她选的坟地很大，够五个人排在一起，陆庆松在坟前跟姐姐告别，说过以后要来陪她。但老家的土葬政策的改变，父亲去世后，没能葬在那片坟地，而是按照现在的殡葬规定葬在了镇上的公墓。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两兄弟一起把母亲接到亲戚家里。2023年春节，这家人第一次没在独山过年。但春节依然热闹，弟弟和堂兄弟们一起唱歌，陪她晒着太阳看远山。

　　他们很少再回到独山，关于那栋老房子，一家人的记忆停留在了父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母亲是在隔壁房间知道了丈夫去世的消息，因为术后疼痛一直都在，那时候她已经不能走路了，也没能去站起来见他最后一面。守灵的第一晚，丈夫躺在堂屋中央的棺材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两个人之间只隔了一道墙。房间里静悄悄的，突然，陆庆屹听到了母亲的歌声，她唱的是《何日君再来》——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眉笑，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这是母亲在这栋房子最后一次唱歌，一个老人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永别。

　　再一次告别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2024年夏天，老家打来电话叫兄弟俩回去，因为妈妈状态不好。陆庆松开车去找弟弟商量，两个人在小区花园里抽烟。弟弟说新的纪录片忙得焦头烂额，哥哥说自己最近弹琴时经常头晕，两个人只聊了一根烟的时间，掐灭烟头告别的时候，弟弟嘱咐哥哥要去医院看看。弟弟回去剪片子，哥哥回老家看望妈妈。

　　坐在妈妈面前时，陆庆松知道这很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不知道会是哪天，但妈妈很快就要走了。后来他常想起妈妈那时候的表情，他读出来的意思是，去意已决。那一刻的妈妈有点陌生，平时那么爱讲话、每次见面都要唱歌的妈妈，竟然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你看着她，都是很慈祥的表情，之前不管怎么帮她她都疼，她终于不疼了，我想她已经进入一个很幸福的状态，脸上没有挣扎了。」陆庆松说。

　　他本想再多留下陪她几天，但他必须回去了。他的头晕越来越频繁，开始有点难以忍受。他不想让妈妈发现这件事。往常每次告别，他都会和妈妈一起唱歌，就算打电话，妈妈也会唱一两句。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唱歌，他和妈妈最后的聊天，她讲的都是童年，讲她的妈妈，她想妈妈，她想回家，她记得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有一大片的油菜花。

　　回到北京，他从机场开车到服务区休息，停车后他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眩晕，全身的血往头上冲，眼前一下子模糊了，第一次感觉自己没办法站起来。事实上，在这次眩晕之前，他已经感觉到了一些异样——他在拼命练习贝多芬的《黎明》，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子练琴的时候两只手总是对不齐。他回复信息越来越慢，有时候句子会有奇怪的错别字。他忙着给弟弟的新纪录片做片头曲，但进度缓慢，做事比平时更吃力。他开始频繁地提到「累」。

　　他决定去做检查，但第二天醒过来又犹豫了，又上了两天课才去了郊区医院。医生看了片子告诉他，你得做更精密的检查。他也看了检查报告，没觉得有什么，告诉女朋友，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们是异地情侣，不常在一起生活，但女朋友还是渐渐察觉到了危机。陆庆松发来的短信开始出现语句颠倒，后来见了本人才发现，他的手指已经不能准确点击屏幕上的点了。他们找出来了他的检查报告，上面写的是「脑内多发异常信号，考虑转移」。兄弟俩看了都觉得没事，他们说了同一句话，「考虑转移，那不就是没确定吗？」只有家里的女性角色在看到结果后立刻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她们也没有医学背景，但照顾亲人的经历让她们明确纠正了兄弟俩，这很可能就是癌症的意思。

　　检查报告上的真相是，陆庆松患有肺癌，且肿瘤已经进展到了四期。除了肺部的多发病灶，他的全身还发现了大量的肿瘤病灶，脑部肿瘤数量尤其多，大的病灶超过十个，小的病灶数不清，最大的接近2厘米，连腰部肌肉都有转移灶。除了尚未出现骨转移，这已经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最坏的状态了。治疗也很棘手，除了化疗，他可能还要接受全脑放疗，这将给他带来神经功能的损伤，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弟弟中断出差赶回来，佟畅也来到北京帮忙，所有认识的朋友、学生、同学都开始想办法帮助他。家人聚在一起讨论治疗，周围的人问他，你现在理解你的疾病了吗？他坐在弟弟家一边剥橘子一边说，「我知道——我不能再弹琴了。」

　　陆庆松摄影尹夕远

　　现实纠正了他的理解。癌症四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不能弹琴。症状开始逐一出现：恶心，呕吐，无法入睡，脑水肿，耳鸣，畏光，颅内高压，视野狭窄……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身体失灵，不再能转动脖子，不再能阅读，不再能打字，眼睛不再能对焦。从急诊回到弟弟家，刚出电梯就眩晕到站不住，只能趴在门框上，等弟弟和佟畅一起扛着才能进门。

　　确诊癌症前的最近一次个人演奏会上，主办方问陆庆松怎么写自我介绍，是纪录片《四个春天》里的哥哥，还是曾经的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老师，抑或是一个长达30年的自由职业者，他认真地想过以后的答案是——练琴人陆庆松。但在人生的第57年，练琴人陆庆松不得不接纳一个新的身份：肺癌四期患者。

　　准备住院前一周，他和妈妈打了一次视频电话。通话之前，两个人的状况都不太好，母亲的意识越来越微弱，而陆庆松的手已经没办法长时间握住手机了。但当他们在屏幕上看到彼此，疾病短暂失效了。两个在意识边缘的人涌出了本能般的热情，儿子跟妈妈飞吻，母亲隔着屏幕亲亲，互相大声说着「再见、再见」。母亲自始至终不知道他的病。

　　那是2024年的中秋前后，那一年的桂花还未盛开，回巢的燕子也还没开始南飞。通话后的第二天，母亲李桂贤去世，享年80岁。

　　姐姐

　　母亲去世消息传回北京的时候，陆庆屹哭了，哭完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哥哥知道。他躲在厨房里打电话，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哥哥，结果走出厨房，看到哥哥正坐在餐桌旁边听电话。

　　从那以后，哥哥不怎么说话了。周围人判断不出他的沉默是因为悲伤，还是疼痛。他住进了医院，仅仅3天时间里，他从还能坐轮椅，到完全不能起身，他一直在病床上闭着眼睛，陪护的家人只能看到他的手指一直在不自觉地弹琴。

　　他的脑水肿越来越难以控制，需要打一种名为「甘露醇」的药物进行缓解。每次输液前，护士都要跟他确认，「陆庆松，打甘露醇」，这总让他想起，在姐姐的病床前也听过几乎一样的对话，「陆庆伟，打甘露醇」。

　　姐姐陆庆伟很早离家，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去沈阳工作，在那里结婚、安家、生子，然后辞职下海、离婚，自己做生意。她是个很新潮的人，热爱生活，早在1997年，就给父亲买了一个小DV让他记录生活。那一年，父亲正式退休，和母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独山师范的集资楼，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姐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几万块的积蓄。一年后，《四个春天》里那栋有一个大大天井的房子终于建成。

　　《四个春天》的第一个春天，2013年，陆庆伟在爸妈金婚纪念日的前一天从沈阳回到独山，她讲着回家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问她是不是80后，然后哈哈大笑，她是一个一出现就能让场面热闹起来的人，很像妈妈，爱笑，也爱唱歌。

　　陆庆松、陆庆屹、陆庆伟

　　第二个春天，2014年4月，姐姐和两个弟弟一起回到父亲的家乡罗甸，探望生病的二伯，之后一家人去附近的山里郊游，影片中记录了那次出游，是一些无声的镜头：姐姐在山谷里向远处的弟弟挥手，姐弟三个人坐在河边，姐姐一人看着河水，然后是一群人的合影……再下一个镜头，时间来到了这一年的10月3日，肺癌晚期的姐姐躺在贵阳医院的病床上，妈妈摸着她的头，说：「爸妈也爱你，弟弟也爱你。」姐姐闭着眼睛，答：「我一直努力想回报父母，但是却是这样的结果……」

　　姐姐临终前的日子，陆庆松一直陪着她，他记得姐姐一直在挣扎，她的脑水肿也让她疼得难以忍受，她从喊着「我不想死」渐渐变成「别管我了」，最后的日子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给我甘露醇。」

　　十年后，陆庆松躺在病床上，脑部大大小小的肿瘤挤压出严重的脑水肿，那种剧烈的疼痛挤压在一起，像一直在爆炸的雷区，「那时候我想到了我姐，我在想她那时候的挣扎，那种炸裂的感觉，她当时的疼是不是就是这样」。

　　2014年11月3日，姐姐陆庆伟去世。这个天天唱着歌的家庭，第一次面对来自内部的死亡。姐姐去世后，家里吃饭的桌子上多了一副空碗筷。陆庆松说，他常想起送别姐姐的情景，当时他对她说，姐你安心走吧，我们以后都来陪你。陆庆屹也常常想起这句话。他留下了姐姐常用的充电宝，一直带在身边。哥哥也留着姐姐送的刮皮刀，每次做饭时都能看到。安葬姐姐后，父母每隔几天就会过去陪她说话，给她的墓前放一杯水，他们害怕过来吃草的牛会弄坏坟地，还小心地在坟前种了辣椒。他们经常在那儿一待待一下午，在女儿的坟前唱她喜欢的老歌，下雨的时候撑着伞，笨拙地跳着她活着时候喜欢的舞。

　　陆庆屹记得，姐姐去世时他一直哭，哭得在追悼会上昏了过去，是哥哥和妈妈叫他站起来，帮姐姐拿着花圈，跟着一家人陪着姐姐下葬。后来父亲生病了，他已经知道要提前准备爸爸的遗像，也知道要准备最后的衣服。妈妈去世后，亲友们留在北京陪哥哥看病，他赶回独山料理后事。关于一个人死亡之后要做的事，所有细节他都知道，每一个流程都记住了。

　　母亲的告别仪式，要绕棺三天三夜。作为儿子，他一天要跪12个小时在门口，给来客行礼磕头，每隔半小时定一个闹钟，爬起来给妈妈上香，看着那根香一段一段地燃烧，变成灰烬。周围的人看到他的眼睛一直是肿的，但他不太记得自己哭过。他只记得第一天到妈妈的床前，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失控，当时哭晕了过去。后来他只觉得有眼泪在流，但感觉不到自己在哭。

　　老家的厨房空空荡荡。一家人曾经最喜欢在那里做饭。妈妈经常笑着说，明明盖了那么大的房子，有那么多房间，五个人老是一起挤在厨房里。厨房有太多回忆了。姐姐教他刷碗，妈妈教他怎么淘米，家里缺什么物件，爸爸和哥哥就自己动手造，在厨房磨工具，一家人凑在一起各自忙活。他们五个人还总有说不出来的默契，一个人开始哼，「池塘边的榕树上」，另一个人会主动接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最后整个房间弥散着米饭的香味、腊肉的味道，开锅热腾腾的水汽混合着他们合唱的旋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厨房里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姐姐走了，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哥哥，但哥哥躺在病房里。很多回忆对他来说就像触电一样，一碰就想逃，大家一起为哥哥开治疗会议时，他总是听到一半就要逃走，躲到厨房里去，在不需要吃饭的时间淘米、刷碗、准备食材。

　　安顿好母亲的葬礼，他一直在老家收拾旧柜子。那里面是父母活着时的回忆，他们读过的书，家庭相册，爸爸的手工作品，还有他小时候送给妈妈的一块蜡，再想到姐姐，他想不通死亡这件事，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人明明活得那么明亮，有这么多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竟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段时间，陆庆屹最喜欢的就是工作电话，谁打来的都可以，打来要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比以往更疯狂地投入工作，开会，谈事，跟进拍摄进度，没日没夜地剪辑，他把自己全部扔进工作里面去。仿佛这样做，死亡就可以移入后台，中场暂停。

　　姐姐陆庆伟和爸爸陆运坤

　　哥哥

　　在贵州老家料理妈妈后事的那几天，陆庆屹最害怕的时间是每天晚上11点，那个时间段他会收到妻子发来的消息，告诉他哥哥治疗的进展。一开始都是坏消息，他们计划着帮哥哥转去专科医院，但医生把家属叫到一边，说哥哥的脑水肿非常严重，一旦移动随时可能发生脑疝，而那将意味着脑死亡。女朋友开始讨论哥哥的后事怎么办。

　　第五天晚上，陆庆屹再次收到妻子发来的消息，哥哥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医生看了一眼报告就笑了，「他说没事了，吃药就行了。」

　　医生口中的药，是一种名为「布格替尼」的靶向药，专门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携带ALK突变的人群。对大部分肺癌患者来说，肺癌四期的生存预期非常差，五年生存率只有9%，而在靶向药出现之前，ALK突变又是肺癌治疗结局最差的一种状况，病程进展极为迅速，又没有药物可以有效控制，晚期患者生存中位数只有6个月。2017年，布格替尼问世，2022年在中国进入临床应用——据2024年的统计，60%的ALK突变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靶向治疗后回归接近慢性病患者的生存状态，无进展生存期超过5年，响应最好的患者甚至可以实现更长时间、更高生活质量的长期生存。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ALK突变的发现率非常低，只有3%到7%。无药可医的时期，这是令人避之不及的噩运，但靶向药出现后，这种突变开始被称为「钻石突变」——它意味着，100个晚期肺癌患者中，最多只有7个人能从死神手里拿回生存期，享有相对平静的余生。

　　「听到我哥可以吃靶向药了，那一下我就跑到房后边那个小山上痛哭了一场。」陆庆屹说，「之前我那种悲伤是恐惧，特别恐惧。我想我们家五个人，突然之间就剩我一个了，原来那么和美的一个家庭，只剩我一个人了，当时就觉得人生挺悲凉的。我爸妈还算是自然地老去，怎么会对我姐、我哥是这样？」

　　但现在，医学进步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样子呈现在哥哥陆庆松身上。亲友们最喜欢讲的一个细节是，他刚被送去肿瘤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他是高危病人，稍微碰一下都可能脑疝，用担架抬着进的病房，女朋友在楼下办住院手续时，陆庆松在楼上吃到了第一粒靶向药，等女朋友办完手续进了病房，看到陆庆松已经能自己坐起来说话了。

　　晚期肺癌患者不同的生存曲线里，最好的那一条发生在了陆庆松身上。吃药的第三天，他第一次重新下地站了起来，隔了一天，他尝试练习了走路。那些一度被死亡收走的能力——站立、阅读、行走、打字、思考——一个一个回到了他的生命里，再一次能转动脖子，再一次能自己上厕所，再一次能阅读文字，再一次能自己刷牙……吃药的第七天，佟畅陪陆庆松下楼散步，他已经不再需要搀扶，可以一个人迈过台阶。

　　陆庆松摄影尹夕远

　　恢复阅读能力后，陆庆松把手机里的消息全看了一遍。为了帮助他找到医院，亲友们建立了一个救治群，他看到群里有一句话，他的肿瘤实在太大、转移太多，最好的结局顶多能缩小一半。中途得到的结论是，就算有靶向药，也得结合放疗，这一劫是逃不过去的。

　　但和预想完全不同，他根本不必进行放疗，只是口服靶向药，肿瘤就得到有效控制。出院后第一次复诊核磁显示，他的脑部肿瘤大部分都在缩小，最大的一个从2厘米缩到了0.6厘米，在后续检查中，脑水肿也一次比一次好转，远端的肿瘤甚至完全看不到了。他去查了什么叫做「钻石突变」，「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我的运气好到这个地步」。

　　重新恢复打字的能力后，陆庆松在手机上给帮助自己的亲友们发了第一条信息：「我好转很多啦，能感觉在继续转好，真是奇迹啊。多谢你们大家全力跟死神拔河拔赢了，我也会继续加油的。」

　　出院后，陆庆松过上了一种极为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9点，他会准时吞下靶向药。根据药品的说明书，他不再晒太阳，不再抽烟，不再吃葡萄柚。医生提醒他不能弄破手指，但他还想要照顾花，于是买了很多手套，放在房子的各个角落。过去他喝咖啡没有节制，也不分时间，一时兴起大半夜也会泡咖啡，这个习惯也消失了，现在他会在晚上10点定时睡觉。

　　现在的生活里，死亡变成了一个日常话题。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时候，陆庆松自己聊起自己的身后事。女朋友一边洗菜一边说，她不想买寿衣店的衣服，想准备纯白色的棉布衣服，干干净净的一身白衣。陆庆松笑着回答，「要我说，什么都不穿，我是山里的孩子，泥巴裹裹就好。」说完他继续洗菜，边洗边说，「这在现实中是不是太为难了，到时候还是依你吧，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晚饭后一个人刷碗，他想起了姐姐。小时候弟弟缠着他玩，他喜欢缠着姐姐玩，也是姐姐教他怎么刷碗。碗刷好了，一个一个摆进架子上，他心里空荡荡的。

　　出院后没多久，陆庆松还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那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小蛋糕，上面插着数字「1」。如果不是因为ALK突变有了靶向药，一个癌症四期、随时可能脑疝的病人此刻更大概率的结局是死亡。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他说他要珍惜这一切。这是他重生的第一年。

　　陆庆松摄影尹夕远

　　弟弟

　　陆庆松出院后，很少能见到弟弟。兄弟俩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是哥哥复诊做检查时到弟弟家暂住，看到弟弟一整天窝在餐厅剪片子，晚上直接躺在沙发上睡觉。陆庆松心疼弟弟的忙碌，早上起床吃药的时候，还会帮他做早饭。

　　陆庆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现在的他，整个人弥漫着一种生存的焦灼感。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今年的目标是完成两本新书的写作和出版，同时还给一家出版社当评委，要在3个月内阅读86本书，所以他每周阅读时间接近80个小时。他在哥哥确诊后预约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体检，但在我们聊天的那天，他一口气抽了9个小时的烟。

　　谈起哥哥时，这种焦灼感会变得更加强烈。他迫切地希望哥哥赶紧作曲，赶快写出一部作品，让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同时，他又回避见到哥哥，再也没去过小院，也很少和哥哥联络。他对哥哥的状态知道得很少，他是通过看哥哥的公众号，才知道他最近在经历什么。

　　哥哥的余生有3个愿望——开一场音乐会，写自己的故事，为更多人留下礼物。他都不赞同，觉得演奏会只是让哥哥出丑，也不赞同哥哥写作，「那些东西根本不算作品」，礼物的想法让他生气。「这太中二了，太抬举自己了，这世界不需要你最后的礼物，那无非是一个自我安慰，自我感动。」

　　陆庆屹说，哥哥的生病让他重新思考了生命价值，「出作品」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真的，除非你拿出作品来安抚人心，不然你算什么？」他说，「之前他能给人安慰的，就是他的生活态度而已，花花草草，人生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滑稽的。你不能平白让人认识你这个人，你得对得起他们。只有精进自己，提升自己的水平，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你把你的生命力发挥到最大，这才叫礼物。」

　　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小陆的急迫，但也想告诉他另一种的感受。

　　我告诉了他一个对我意义很重的细节。2022年年底，我的妈妈癌症复发，她的生存期非常有限，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不敢告诉她真相，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就是在那时候，我接到了陆庆松的电话。那正是他的父亲去世几天后，电话那端的声音非常疲惫，他说他一直在连轴转地忙着联系火葬场，好不容易能安顿下来，就想到要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一直无法面对妈妈即将到来的死亡，他说他想把他的经历告诉我。

　　他讲起父亲去世前去看母亲，两人拉着手唱《拉兹之歌》的那一幕。他说，母亲手术出院的日子，房间里乱糟糟的，又冷又潮，贵州冬天的阴雨天，房子的窗户一直漏风，他怎么修也没修好，一会儿要整理母亲的床铺，一会儿要找起子修窗户，正手忙脚乱的时候，一转头看到了父亲，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总觉得父亲那天是预感到了什么，坚持要走去看母亲，他们握着手流泪的时候，恐怕早已知道那会是永别，「也许在外人看来，这是悲凉的死亡，可是看着他们两个人拉着手唱歌，永别的一幕好像有了光。」陆庆松说。

　　我记得他当时告诉我，自己总觉得父母早就私下谈过这件事，他们也许早就约定过他们的告别，「那种美好流逝的感觉是很遗憾，但美好也一直在涌来，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把生命理解为一条河流，「美好一直在消逝，但你也一直在拥有。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一直在流淌。这么美好的一生，如果不去珍惜就特亏」。

　　这通电话之后，我和妈妈认真地谈论了死亡，也在告别时好好地拥抱过。在我妈妈的告别仪式上，现场响起的不是哀乐，而是陆庆松弹奏的李叔同写给自己妈妈的歌曲。我给到场的亲友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凋零也是一种美。

　　我告诉小陆，我会永远珍惜他哥哥的这通电话。一个刚刚失去至亲的人分享了自己最深刻的体会，明明他还在自己的哀伤中，却仍想要先去帮助他人。他的善意让我深深震撼。死亡是唯一一项人类无法学习的未知领域，活着的人是没有死亡经验的，面对死亡也是一种艰难的考验。陆庆松分享给我的力量是真实存在过的，这的确是一个珍贵的礼物。

　　听完这段话，小陆开始抽那天的第二盒烟。他坐在一栋外企大楼门口的咖啡馆，语速越来越快，「我哥对这些东西，没心没肺。当时那些纷乱什么的，他都没经历，他要经历了，他打不了这么个电话。」

　　陆庆屹记忆里的死亡，是生活的辛苦。哥哥在家照顾父母二十多天后，临近春节换他回去，他刚回家第二天，父亲就走了。当时家里很乱，到处都是旧东西，他得忙着安顿父亲，找车找人，在堂屋里腾出空间，把父亲的棺材停在中央。那时候母亲躺在隔壁房间，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米多，隔着一堵墙。但母亲没办法走出房间去看望父亲。这是他记忆里的父亲的死亡，里面全都是急躁、悲哀、生气和伤心。

　　父亲和大陆小陆除夕在独山城东的花坡看全城烟花

　　他是在生活的艰难和苦涩里摸爬着长大的，他埋怨哥哥是少小离家的游子，不懂得持家的心酸，「你要是想起人生来，它就不是一个唯美的状态」，陆庆屹讲起哥哥治疗时艰难的找人、挂号、碰壁、转院，在这样的现实里，另一个人的真诚、纯粹、善良的确会显得格外刺眼。

　　作为弟弟，陆庆屹当然了解哥哥的纯粹和善良。他讲起在老家时，和哥哥一起在河滩上走，哥哥会因为发现了几块粗糙的石头兴奋得要命，背在包里沉甸甸地扛回去，晚上到家都八九点钟了，他还在兴奋地跑去烧热水，给父母泡脚，拿石头给他们磨脚皮。当时他脸上的那种幸福感，他的同龄人大多只在拿到年终奖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理解的他就是很天真，他极其善良，这一点是真的。」但他也因此抱怨哥哥和社会打交道太少了，活在自己的空中楼阁，很多想法是「沙滩上的城堡」，不够现实。他最懊恼的是哥哥太容易安顿自己，哥哥经历过的很多事，明明是创伤，明明是被欺负，他总有办法安抚自己，所以再大的仇恨、愤怒、伤害和不公平，在他心里都很快消散了，这固然让他活得自得，也让他失去了拼命向上的驱动力，「作曲，我觉得他天资比较高，他应该出了作品以后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只有作品能长久地安慰人、陪伴人，这才具备真正的价值。他曾经一天晚上写了十首歌，他作曲的才能是很强的，但他就是老被其他事情勾魂了，什么爬山啊。一直想跟他说这个，一直就跟他说的是这个，他TMD也不当回事，后来我就懒得说了。」

　　原本，生活依旧可以在这对兄弟间维持某种平衡，他们对彼此保留异议，并不过多干涉，两个人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死亡的危机打破了这种平衡，陆庆屹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可能出现的结局——哥哥的存在可能会变成一场落在海上的大雨，活得毫无痕迹，在没人看到的地方轰轰烈烈地降落，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情绪一直持续到黄昏。天色黯淡下来，他开始讲了另一些往事。小时候过年玩鞭炮，爸爸买两毛钱的100响，兄弟俩一人一大把鞭炮，在楼梯拐角后面扔着玩。哥哥玩得疯，一上午就用完了100响，老要找他借。他一边给他一边嫌弃。有一天，100响刚扔了没几个，哥哥就炸到了手，他把剩下所有的鞭炮都给了弟弟，一个人回房间。弟弟一开始守着满满一兜的鞭炮高兴，结果扔了没几个，看着鞭炮一炸一阵烟过去，他也不玩了，跑回去看哥哥。

　　「我拿着一大堆鞭炮，突然觉得毫无意义，特别难过，难过透了。我一个人干嘛呢？没意思。」陆庆屹说。

　　这样的瞬间在陆庆屹的人生中不止出现过一次。90年代父母来北京看望他和哥哥，他给他们在清华拍了一组照片，他在镜头背后偷偷伤心。「当时我特别悲伤，我想哎呀，有一天我爸妈肯定要离开我的，我一个人我搁这儿干啥。」

　　他讲起送别父亲的那个晚上，母亲唱起《何日君再来》的瞬间，想起自己的一家人，其实都是「赞美型人格」，不是赞美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赞美生命，赞美生活，感恩自己拥有生命，哪怕它没那么长，依然感激自己存在过，「确实挺唯美的，但我就是真的……特别伤心」。

　　哥哥生病后，陆庆屹哭过很多次，得知哥哥可以吃靶向药、他跑去小山上痛哭的那次，宣泄的也并不只是自己对于哥哥离去的恐惧，「我特别痛苦的一点在于，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其实生活都挺困难的，好像一家人所有的幸运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就当时特别痛恨我自己。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偶尔到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

　　陆庆屹

　　不哭的人

　　《四个春天》里，在独山县迎春巷的那个家庭中，还有一位成员——姐姐陆庆伟的儿子佟畅，他出现的画面不多，一直在角落里沉默。

　　妈妈去世那一天，佟畅和姥姥、姥爷、两个舅舅一起坐车送妈妈回家安葬。车上他一直背着身一个人坐着，他记得下车的时候，姥姥拉住他问，你怎么不哭呢？

　　那一年，佟畅只有24岁。自从妈妈去世后，他很少在人前哭，平时也不那么爱说话。家里人说他太闷了，他也怀疑过自己这样是不是不对劲。但是，这个不哭的人记住了发生在他身边的所有事，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在所有讲述后续故事的人中，只有佟畅能够准确讲出客观事实、具体时间、不出错的事件顺序。

　　讲起这些事的时候，佟畅也一直在抽烟。他是在妈妈的病房外学会抽烟的。2014年他刚毕业工作，6月份还带着妈妈一起去韩国旅行，那是他第一次带妈妈出国旅行。几个月后，他接到电话，说妈妈生病了，再次见面是在贵州老家医院的急诊，妈妈躺在走廊的病床上输液，周围是她所有的亲人。姥爷过来跟他说，不能一直哭。他找舅舅要了一根烟，在妈妈住的医院大楼外面，抽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根烟。

　　这次陆庆松生病，佟畅负责开车、陪床、推轮椅、去门诊找医生问问题，在舅舅突然要倒下的时候，负责扶着他站稳。关于陆庆松的家庭会议上，小陆听到哥哥病得重，崩溃到哭了起来，家人谈到后事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掉眼泪，但佟畅没有哭。

　　陆庆松病重到只能躺在病床上时，佟畅负责定时去叫护士来打甘露醇。他知道这种药的用量一天有上限，最多每天只能打四次，所以生病最后的日子，每天的生存就是盼着药来。直到死亡把人带到一个临界点，过了那个临界点，甘露醇也不再能止住疼痛，一整天都没有盼头，那前面才是真正的终点。

　　这是佟畅的死亡经验，也是他从来不愿意跟人说起的话。但后面的事情，他一直都没有学会。他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出告别，也不知道亲人逝去后的哀伤到底该如何安顿。他从死亡那里只记住了一件事——不要哭。

　　佟畅说，他现在把死亡理解成「命运」，「我觉得所谓的命运还是有的，这东西是科学解释不了的，我们只能归咎成命运，人这一生在固定的某一刻，就要经历某一件事，在固定的节点和固定的人说再见，可能不是死别，也可能是生离。时间走到这儿了，就要在这儿停，对吧？要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他至今不能解释自己遇到的很多事。明明前面的每一天都疼得拿头撞墙，为什么妈妈去世前一天变得突然有了精神，跟他说了好多话，还跟他开玩笑，说他怎么现在胖成这样啊，拉着护士推销自己儿子，想赶紧帮他张罗找对象。临走前那天早上，妈妈还吃下了一大碗西红柿牛腩。他只能把这一切解释成「命运」，不然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他们本想接妈妈回家，给妈妈叫的救护车12点到，舅舅们从北京赶回来也是12点，一家人围在妈妈的病床前跟她告了别，12点35分上车，她在上担架的一刻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某种意义上，那辆车真的最后送妈妈回了家。

　　舅舅镜头中，佟畅和病中的妈妈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没有妈妈之后，他有好多话找不到人说，好多疑问没办法解决，只能跟大舅陆庆松说。但不见面的日子，他的哀伤埋在更深的地方。他心底里有好多后悔，从小父母离婚，他到了14岁才和妈妈一起生活，但留给妈妈的大部分相处经历都是叛逆，不爱回家，总是顶嘴。

　　14岁之前，佟畅一直生活在传统的东北家庭，一家之主安排好了他从小到大的人生，14岁，他开始跟妈妈的一家人生活，他才知道一个人可以去做任何事，过任何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妈妈考学、分配、离婚、辞职、下海，风风火火过了一辈子。但等他长大真正理解了妈妈，妈妈已经去世了。

　　陆庆松说过，他看得出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姐姐去世后一直锁着自己，原本，他希望自己的病是一个契机，把佟畅拉出来，他希望佟畅可以留在北京开启一种新的生活。治疗期间，陆庆松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但佟畅还是没有留下来——真实的死亡留给他的是一个永远都不会长好的疤，他的方法是把记忆藏在最底下，用一件又一件的事摞在上面。这种方法很好用，唯一怕的就是回忆，有时候发呆，有时候路上遇到跟妈妈有关的物品，还有睡不着的晚上，一翻身就会翻出来，摞再多的事情都没用，哗啦啦全掉了，埋在最底下的那个疤依然是鲜红色的口子，和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疼。

　　陆庆松出院后不久，佟畅结束了陪护，回到了沈阳。

　　佟畅今年35岁，在沈阳的一个两居室里，他依然睡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那是14岁跟妈妈一起生活时妈妈买给他的床。他的房子里有妈妈的艺术照、家庭相册，还有妈妈结婚时的嫁妆樟木箱子，全是回忆。他就住在那个房子，一个人生活。他知道吸烟有害身体健康，但他不打算戒烟。想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抽出一根烟——直到今天，他只抽一个牌子的烟，就是当年在妈妈住院的大楼外，第一次抽的那个牌子。

　　姥爷送给他的那把口琴找不到了。他又买了一把，在妈妈去世后，他有好几年把自己关在屋里，就像小时候那样，但这一次，音乐像姥爷那时一样一直陪着他，最终把他拉着走出门去。那段旋律是姥爷教给他的曲子，《友谊地久天长》。

　　佟畅说，他知道妈妈最在乎两个舅舅的婚事。看到大舅有了女朋友，二舅结了婚，他也跟着放了心。2019年年底的那场婚礼，在婚礼酒宴上喝到断片，他是特意这样做的。他其实不会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但那天他想起了妈妈，他知道妈妈的脾气，她这辈子天天操心两个弟弟，如果她还在，看到弟弟结了婚，她一定会高兴得到处敬酒，是整个酒席上最开心的姐姐。那天的佟畅喝了远远超过自己酒量的酒，「我想代替我妈喝她弟弟的喜酒」。

　　2014年春天，姐弟三人最后一次出游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2025

　　2025年的春节，陆庆松本想去沈阳陪佟畅一起过年，可是春节恰恰也是流感高发期，坐火车有感染风险，他犹豫了一阵子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留在北京的小院，一个人过年。

　　现在的佟畅不过节日，因为节日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至少不再有快乐的意义。今年春节，他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过的。除夕晚上，他给陆庆松打了一个电话，听到大舅的声音很有精神，就安心挂了电话。剩下的时间过得就像每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一个人吃饭、睡觉、收拾房间，坐在窗口抽烟。煮水饺的时候，他在水开了之后又加了一次凉水，这是妈妈教给他的方法。每次加水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妈妈，也会忍不住笑起来，他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独门绝技」，直到陪护陆庆松的时候，看到其他人做饭他才知道，这是中国家庭煮水饺的通用办法。

　　春节过后，陆庆松的老师阮寿宁去世，享年98岁。陆庆松去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很多细节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位老师的一辈子起起伏伏，他结过婚，有过儿子，但人生大部分日子里，他一个人守着自己过日子，直到临终前，依然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每天一小杯二锅头，自己给自己做点吃的，教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学琴，过生日和学生们吃蛋糕。陆庆松说，其实老师是悲剧的主人公，有才华也有傲骨，拥有过一切也失去过一切，但他一辈子活得很洒脱，直到最后都和音乐生活在一起，最后由跟他学琴的学生们陪他走到最后，为他安葬。

　　送别了老师，很快就是清明，但由于新冠再次流行，陆庆松也没能回老家扫墓，他跑去了水长城，看妈妈喜欢的山桃花。

　　2025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日。在自己重新活过来的第一个春天，陆庆松回清华参加了校庆日。这是他过去从没做过的事。回到学校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清华很多路都变了样子，只有夕阳照在西操上，看上去和过去一样。

　　他带过的第一届学生是1990年入学的零字班，今年是他们的毕业30周年，很多人在校庆日返校，他见到了那些多年没见过的面孔。他们中大部分人不知道陆庆松的病，重逢讲得更多的是各自的新鲜事，讲孩子上学，工作升迁，听着这些，陆庆松很高兴，他还听到一个学生说，她终于在台上不紧张了，陆庆松说：「我听了我真的心里为她高兴，也庆幸我还活着，能够看到她第一次不紧张了。」

　　在陆庆松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今年的二月兰长得最好的时候，我去到小院看望陆庆松，坐在客厅泡茶时，他正在挑春天最好喝的茶叶，突然感慨，「偶尔我会想，哎呀，我不是本来应该死掉的人吗？我现在还能活生生地，看到这一切，感受到活着，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再次见面时，我看到谱纸上已经写了新的曲子。那首曲子里有一个奇妙的构思，大部分的曲谱末尾会从渐慢进入休止符，但陆庆松写了一个特别的结构，音乐进入渐慢后，停顿了一个空拍，在那短暂的休止之后，音乐又回来了，像是一个远去的朋友扭头走回来，脱帽向你挥手打招呼。在这段回归的渐强中，曲子才真正走到了尾声。

　　陆庆松摄影尹夕远

　　后来在小院里，我听到了这首新曲的试奏，陆庆松还在试奏中加入了一小段即兴，曲终后抬起手，他转过头来笑着说，这首曲子叫做《回归的致意》。

　　和陆庆屹交谈的那天，尽管他抽了9个小时烟、表达了很多不认同、说了很多气话，但最后讲起的哥哥，他红了眼睛：小时候追哥哥跑的时候看到他晒在麦子上的影子；离家出走那天哥哥把整个北京站找了个遍，在候车厅门口一把抓住他，把他抱得紧紧的；还有不管出去玩跑多远，只要夕阳把整个天空染成金色，远处就会传来父亲的声音，「庆松、庆屹，回家吃饭」……

　　姐姐走了，父母也不在了，老房子的天井早就封起来了，那里不再是家，燕子也不知飞去了哪里，但至少，哥哥回来了，哥哥还在。

　　告别时，陆庆屹和过去一样，走了一段路送我到了地铁站——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和哥哥依旧保留了一个城市里很少见的习惯，每次家里有人做客，他们总会出门送客，一路送到路口。陆庆松甚至会开车三十公里，把朋友一路送回家。

　　陆庆屹不会开车，他就一路陪着走。有年冬天在他家做客，外面刚下完雪，路上又滑又冷，他还是换了衣服下楼送我们。告别是一条很长的路，等到车开远了，小陆还站在原地，一直到车子驶出路口，再也看不到。

　　那天陆庆松也在，告别的路上，兄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起他们家的送客习惯。不管路多远，不管天气什么样，送别是一定要送到最后的。他们还说起每年过年的送别。母亲会从很早就开始给他们每个人准备带回去的东西，腊肉、辣椒粉、花椒油，还有一包一包大大小小的东西。临到要走的那天，母亲总会说自己不去送，砰的一声关上门，但他们都知道，妈妈留在家里一定哭了。车站离家6公里，爸爸会一路送，一直到车门口，在窗外挥着手告别，车开出去一段了，他还是会跟着车子前进，往前再送一段路，直到完全看不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会停下来，一个人往回走。

　　也是在认识他们之后，我才开始相信，人与人的告别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谈到那段路，陆庆松想起，小时候过年，3个孩子跟着妈妈一起去外婆家，告别外婆之后回家，也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而在陆庆屹的记忆里，是三姐弟离家时的一段路，「像一个童话」——天色已晚，开始下起毛毛雨，几个人默默走在路上，有那么两分钟没人说话。毫无预备地，像是心有灵犀一般，姐弟同时开口唱歌，「轻轻地我将离开你……」

　　一家人愣住了，惊讶迅速爆炸成一阵欢笑，他们同时唱出了同一个旋律，冷清的夜路一下子热闹了，他们淋着雨，在只有路灯的夜路上，边走边唱——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请别为我哭泣……」

　　贵州的冬天总是阴冷，雨天的大山里起了雾，有一家人唱起了歌。余生，他们还会有更多要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