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娃哈哈到少林寺，是不是民企？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娃哈哈们的产权加持
1、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
2016年，正式开启国企混改。
2、娃哈哈的股份比例，杭州国资委控股46%，宗氏家族持股29.4%，职工持股24.6%。法律上属国有控股，实际运营由宗氏家族主导，经营模式属官办民营。
3、综观长达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但凡其中涉及民企与国企诉讼，民企几乎输多胜少，说明法律次序高低，对刑民辩护效果影响巨大。
少林寺、娃哈哈、华为(专题)、格力、海尔、万科等混合所有制企业，都安然走过了民企的“十年周期”，说明产权加持拉近了民营与国有经济主体的法律血缘关系。关系越近，越符合法律制度差序格局的安全定义。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机制，就属于司法制度改度下单一服务领域的改革范例，截止今天，也是民营经济和民企发展成功的特例。
二、少林寺的产权属性，红帽子与黄袈裟
1、禅修供奉场所，社会团体范畴，非营利性质，受宗-教事务部门管理，隶属于佛教协会，由僧人自行管理。
2、官办民营、混合所有制的商业实体企业，企庙一体，富庙富方丈。
其一、国有部分：土地，建筑，如塔林、初祖庵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二、商业部分：行政任命少林寺管理团队，方丈兼CEO于一身，享有宗-教团体法人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拥有部分商业资产。如注册的数百个商标，以及通过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等（注：租赁权也是产权。用益物权不同于租赁权，或与华为模式稍同）。
3、收入分配：核心区门票70%归政府，30%归少林寺。用于寺庙维护、僧人工资及日常开支。
小门票收入：归当地佛教协会，再由佛教协会与少林寺按约定分配。
信徒捐赠和宗-教活动收入通常由少林寺自行管理，但需遵守《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规定，建立内部财务制度并报备登记管理机关。
在土地产权和私有物权缺失的前提下，正确辨识纯民营与官办民营、混合所有制和纯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是推进产权平等，实现法权平等的前提。
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安全
1、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持续多年发布《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 在（2023-2024）版本的“国企、民企犯罪在各个类罪中的占比”项下，在企业性质明确的3686 件案例中，国企、民企犯罪分别占比 5.91%、94.09%。
国企、民企犯罪比例如此悬殊，除了企业外部的制度性偏差和营商环境所致，其它任何理由都很难说服人。从民企犯罪领域看，以知识产权、计算机网络、环境资源、涉税等为主——因为判定弹性较大，正负阙值之间时，则取决于司法喜好，民企专属犯罪并不意外。
同时，传统的挪用、骗贷、行贿、非吸、涉黑、非法经营，在宏观经济式微前提下，并未减少。
2、坊间专门议及行贿罪，却少谈受贿罪，明显是坐歪了屁股——没有权力的明暗示索贿，或环境倒逼养成的习惯（所谓原罪），何来民企主动行贿？
至于研究民企内部犯罪，更是多此一举——企业治理有外部市场和内部规章的自净功能，外力介入过大，只能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纯属放屁脱裤子。
刑事辩护就是硬碰硬，但在刑事辩护要面对法律差序格局的巨大落差时，律师再硬的死嗑作风也拗不过科长级一个隐晦的暗示，法律的天平开始倾斜。
3、《民营经济促进法》尽管着眼于民营视角，但《民促法》中民企的隐形潜在对抗主体，显然是更大范围内同台竞技的长子、大哥们，即国企。
产权保护，多年不力，盖因土地私有产权阙如，地上物私权无保证，民企没有与国企博弈的法律资本。“只促不有”，是民营企业市场和法律主体地位先天弱势的体现。即便在民民诉讼中，最怕的仍是权力这个外力介入，导致博弈失衡。剔除权力，从来是最大痛点和难点所在。民营企业家合规经营难度极大，有时不犯法即无盈利，这也是“原罪”之源。民企从始至终都在国企与外资的夹缝中艰难、顽强求生，从来没有、也不需要保护，只需要公平的市场和法治环境。
以公平促发展，比名义保护更有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