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忧心, 中国小红书的一张截图

习近平忧心, 中国小红书的一张截图

　　去年，中国浙江省一名68岁的男子闯入当地政府办公室，说自己活不下去了。他声称邻居欺负他，并威胁要报复。

　　该男子曾有服刑记录。他经济拮据，与家人关系疏远，还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他属于中国有关部门所称的“五失人员”，即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五类人员。

　　相关部门迅速采取了行动。职能广泛的新设机构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安排了一项帮扶计划，延迟了该男子的部分债务偿还期限，并提供了心理疏导和其他福利。几周内，当地社会工作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宣称，这名男子的生活已重回正轨，但未作详细说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专题)用“社会工作”一词来统称中共为深入基层、触达落后社区和社会边缘群体而不断加大的努力。该计划虽然对个人有帮助，但其首要目标是确保这些问题不会演变成对公共秩序的威胁。

　　在此过程中，官员们正在开足国家监控机器的马力，以监测弱势和心怀不满的群体。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一些高层官员是从国家安全和公安系统抽调而来。该部的许多地方办公室由执法部门负责人直接管理或置于其监督之下。

　　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一名云南用户去年12月发布了一张截图，内容似乎是某工作聊天群里的一道指令；根据该截图，有关部门要求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筛查生活失意人员，核实其背景，并每半个月向上一级机构报送相关信息。

　　位于北京的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图片来源：JONATHAN CHENG/WSJ

　　根据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网上指令，企业也被要求监控那些被认为遭遇生活挫折的人。

　　有关部门还在利用中国的“网格化管理”体系，这种方法可追溯到本世纪初，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包含数百户家庭，由一名“网格员”负责。网格员定期走访居民，收集他们的生活数据，比如联系方式、就业状况和住房条件。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负责宣传政府政策，监测社会情绪并寻找潜在的安全威胁。

　　根据地方政府和媒体的报道，一些网格员被要求追踪因个人损失而陷入困境的人，并在问题恶化成更大麻烦之前上报。

　　习近平曾表示，基本原则是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在贸易紧张、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多重挑战的压力下，中国经济正步履维艰。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包括针对看似随机目标的持刀伤人案和驾车冲撞人群

　　事件，已引起全国关注，并促使有关部门紧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去年11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后，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门前的警车。图片来源：KYODO NEWS/AP

　　在中共的支持者看来，这些努力表明了政府如何积极响应民众需求，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但就中共的批评者而言，这提醒着人们，中共对社会控制有着绝对的需求，并愿意动用国家权力来压制任何动荡的苗头。

　　上海一名男子表示，这根本不是为了救助所谓的“五失人员”，而是为了控制。他去年破产了，在与前雇主的官司中败诉后资产被冻结。

　　他说，他担心被贴上“五失人员”的标签，因为这可能导致他的家庭受到更严密的监控。他说，这类人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和上述浙江省地方社会工作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该办公室删除了那篇关于其声称帮助过的68岁男子的社交媒体帖子。

　　不断蔓延的暴力事件

　　华盛顿的维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运营的平台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记录显示，去年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多，主要源于经济方面的不满。

　　警方披露的信息和当地媒体对过去一年发生的持刀伤人、汽车冲撞和其他袭击事件的报道，有时将行凶者描述为有经济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或家庭关系紧张的人。

　　去年11月，62岁的樊维秋在广东省珠海市驾车冲入人群，导致35人死亡。有关部门称，樊维秋婚姻破裂，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遂决意通过驾车冲撞人群方式发泄私愤。

　　珠海发生一男子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后，人们聚集在体育中心附近。图片来源：KYODO NEWS/AP

　　今年4月，浙江省一名女子驾轿车冲入人群，造成14人死亡。5月，有目击者看到武汉市一家餐馆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涉枪暴力事件在中国并不常见。

　　去年11月冲撞事件发生几天后，广东省社会工作部门的官员表示，政府需要着力排查风险、消除隐患、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有关部门判处樊维秋死刑，并在10周后执行。

　　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相对较少，在民众失业或出现健康紧急状况时提供的财政支持有限。

　　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政治学讲师Holly Snape说，在习近平上台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曾允许公民社会团体就社会和环境问题进行讨论并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但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打压此类组织，对任何独立于中共的公民行动都持怀疑态度。

　　Snape说，“有观点认为那种模式已经失败，因此中共开始介入”，其背后是“一种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将社会组织起来”的理念。

　　集中支持

　　这项努力的关键是202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该部目前总部设在北京中心地区，距离中南海领导人大院仅数分钟路程，帮助组织和监督数以百万计的中共党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这些人参与政府项目，与弱势群体接触并提供支持。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运营着社交媒体账号和官方报纸《中国社会工作报》，该报大力宣传社会工作部的各项工作。

　　该部门的地区和地方分支机构领导与社会接触的工作。根据政府披露的信息，在一些省份，他们部署“社会工作观察员”充当党在当地社区的“神经末梢”，收集反馈、发现不满情绪的来源并帮助寻找解决方案。

　　例如，在一名观察员报告了问题后，南方城市肇庆的官员采取措施，缓解了一个村庄附近的交通拥堵情况。另一组观察员帮助解决了垃圾清运和排水问题。

　　一名社会工作者走访广东一位独居的老人。图片来源：GUANGDONG PROVINCE SOCIETY WORK DEPARTMENT

　　有时，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给居民带去欢乐，并提醒他们党在关心他们。东部城市杭州的一个城区在今年1月春节前夕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帮助居民“用心感受音乐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社会工作办公室也在助推中共所称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表述涵盖广泛，涉及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度的公民意识和积极的社区精神。

　　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官员帮助农村居民制定村规民约，比如规定广场舞、户外直播等公共场所的娱乐健身活动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另一个村庄同意对志愿服务和照顾老人等良好行为给予现金和表彰奖励，授予“最美家庭”和“星级文明户”等称号。

　　这些举措使中共更直接地负责起一度由居民委员会处理的事务；居民委员会是在地方政府帮助下管理基层事务的半自治团体。

　　此外，这些努力背后的国家安全因素也越来越明显。

　　西北地区渭源县的地方官员在国际志愿者日组织志愿者外出检查消防安全设备，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并发放介绍中国《国家安全法》的宣传册，该法对包括颠覆、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在内的威胁作出了宽泛的定义。

　　在东部城市常州，社会工作代表在一个周六上午与安全官员合作，设立了名为“政法奶茶铺”的活动点，用免费饮料吸引居民，向他们宣传要远离邪教和毒品。一位当地社会工作官员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活动让居民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到法治的关怀与温度。

　　去年，在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渭源，社区志愿者宣誓，承诺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有需要的居民。图片来源：WEIYUAN COUNTY SOCIETY WORK DEPARTMENT

　　有关部门还利用了中国庞大监控体系的洞察力。在习近平治下，该体系通过一套先进的面部识别摄像头、数据收集算法和社交媒体监控系统，更深入地渗透到公民生活中，旨在侦测犯罪、政治异见和社会动乱的源头。

　　在北京等一些城市，社会工作部门的官员正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评估居民需求和追踪社会动向。根据一份政府项目招标书，位于西北地区灵武市计划利用人工智能(AI)来处理居民问询和监控公众情绪。

　　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圣是一名长期从事党员干部政治培训和人事工作的专家，他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中央社会工作部正在寻求新方法，以在一个经历快速而深刻变化的社会中缓解紧张局势和维护稳定。吴汉圣说，目标是落实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构想。这里指的是将毛泽东时代依靠普通民众相互监督的社会控制方法现代化的计划。

　　中央社会工作部中排名第一的副部长李文章曾担任省政法委书记和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另一位副部长曾是省公安厅长。

　　四川省也曾任命其政法委书记领导该省社会工作部。在东部城市淮南，社会工作部门的官员陪同当地警方进行“维稳”检查，走访医院、学校和休闲场所，查看安保安排是否稳妥。

　　地方政府认为社会工作部与中国公安和安全机构的联系是一种优势，使社会工作人员能更好地服务社区。港口城市连云港的社会工作部门官员宣称，他们能够调动警察、律师和志愿者，举办研讨会，向公众宣传防范网络诈骗、劳动权益和妇女健康等知识。

　　“移动探头”

　　社会工作部的一个关注重点是中国约2亿名零工劳动者，中央政府认为这个群体易受经济衰退影响，也是日益增多的劳工骚乱的源头。

　　这些劳动者通常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流动性高，不像工厂工人或国企员工那样易于中共的监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其他形式的就业，零工劳动者的规模已扩大。

　　习近平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在去年11月表示，加强党在这些群体中的存在是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告诉官员们要注重在新兴和快速增长的劳动者群体中的党建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设立社区空间，零工劳动者可以在那里获得饮水、托儿和手机充电等便利服务。在一些地区，这些站点被称为“小蜜蜂驿站”——小蜜蜂是对外卖骑手的昵称。这些站点类似于西藏和新疆地区的“便民”警务站，能在提供无线网络和急救包等便利设施的同时，进行监控并维持强大的安全存在。

　　据估计，北京约有33万名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该市社会工作部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通过发展党员来与骑手和司机建立联系，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健康检查和放映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红色电影”。在其他地方，官员们正在扩大职业培训。

　　在北京，外卖骑手正在吃饭。图片来源：ANDY WONG/AP

　　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地方社会工作部门表示，政府提供这些福利的同时，零工劳动者也被鼓励成为兼职网格员。该部门说，这将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移动探头”在异常情况预警和收集社情民意方面的作用。

　　陕西省外卖骑手杨帅告诉一家官方报纸，他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指引，继续发扬快递人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勤劳质朴、奉献社会的“小蜜蜂”精神。

　　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研究员Zhang Yueting指出，上海的类似项目会为零工劳动者提供免费理发和缝纫服务。

　　“很明显，这些是为弱势群体设计的关怀项目，” Zhang说。“也可以说，关怀是一种社会维稳形式。”

　　一位北京博主最初曾考虑接受“五失人员”标签，认为政府可能会帮助他，但在得知有关部门正在监视这类人并将其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他变得更为怀疑。这位博主写道： 这就是不解决问题，而去解决问题受害者。

　　广东的一位博主也批评了这种监控。该博主在微信上写道：当下的治理逻辑在意的不是你需要什么帮助，而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危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