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从新能源“学徒”发展为赶走“师傅”

中国如何从新能源“学徒”发展为赶走“师傅”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从一个清洁能源技术受惠者成了全球的霸王。但由于其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的偏好，中国很难在这方面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

　　2008年，那时奥巴马已得知，自己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是十有八九的事，于是，他决定从全球主义出发，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执行。于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 由其民主党主导的一个智库专门组织了一个气候模拟峰会。那时，在中国，气候变化是一个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关心的问题。受该智库的邀请，我跟国内几个同事，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潘家华教授，一起在华盛顿参加了这个模拟峰会。如今，潘教授已是国内气候变化的顶尖专家。可在那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在初学过程中。

　　北京起初的目的

　　长话短说，这个模拟峰会最终以中方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所谓预期的效果，从当时的西方国家来说，就是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当初美国第一，中国则是第二），都要承担减排的义务。

　　中国政府当时强调发展权，而在中国官方的眼中， 经济发展跟减排是有着直接的冲突。 于是，中国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排放历史中的牺牲者，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坚称，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把现有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无偿地转交给中国，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渐渐地把自己归入全球气候行动的轨道。

　　中方这些在模拟峰会上的思路，最终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得到了具体化。那就是，所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更详细的规定。而中国则属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像西方工业国那样硬性的减排责任。

　　从当学徒到赶走自己的“师傅”

　　那时，因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通过接受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而也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所以，在技术转让包括清洁能源的技术转让方面显得特别大方。于是，便出现了CDM (清洁发展机制) ，旨在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温室气体减排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履行气候承诺。

　　于是乎，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加之有意向联合国谎报数据（即自己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数目），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大批引进了清洁能源的技术。而欧洲是这些技术的主要来源，德国则更是首当其冲。于是，原来是在欧洲发明并扩散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纷纷转移到中国。法国的第四代核能发电技术，也传授给中国。中国从一张白纸过渡到一个拥有世界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而且没过几年，具备了量产的能力。在政府补助下，硬是用价格战，把欧洲的清洁能源产商一个个弄成了破产倒闭。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在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当初的中国自己并不想消化自己的产量，而是追求着威权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把产品倾销给西方国家。 最终，西方国家不得不反弹。有一度中国政府眼看着大批太阳能产品无法倾销，于是便开始在国内消化。这倒也推动了中国自己的清洁能源一定程度上的普及。而这时，来自西方、能跟中国竞争的欧洲公司已寥寥无几。

　　电动车的歪打正着

　　跟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相呼应的是中国电动车的发展。2000年在德国汽车高层工作的万钢先生给中国政府提议，要像西方那样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他的理由是，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于是，中国官方便把万钢请回国内，在他的带动下，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车。但后来才得知，燃料电池当时对中国也太难。于是，便决定用偷懒的办法，改成了研发纯电动汽车。由于其技术要求不高，于是一开始便有点起色。即便质量远不如期待，但万钢为此也被提升为科技部部长，而且由于他的推动，中国好几年始终没有放弃电动车的研发和推广。后来，北京特意把特斯拉请了进来，一方面抄搬特斯拉的模式，另一方面借用特斯拉为自己的电动车制造产业建立一个供应链。果然，如此一来，中国电动车得到飞跃式的发展。

　　而如今，所谓的新三大件，即太阳能、电动车电池和电动车本身，便成了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而中国又巧妙地把这些产品打扮成用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有效产品。中国借助自己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大批地生产这些产品，并向全球各国倾销。这就是目前中国官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号下的重商主义的贸易。

　　西方的尴尬

　　而在中国自2008年来在清洁能源技术飞快猛进的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在“睡觉”。 在加之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使得欧洲工业国的能源价格突然提高不少。有些煤炭发电厂本来已经关闭了，而如果要重启自己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已无法再跟中国竞争。

　　至于美国表现则更甚: 现在的特朗普总统不仅把气候变化之说看成是骗局，而且还鼓励美国发展化石燃料工业。并把原来美国也积极扶植的可再生能源打入冷宫。

　　总之，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陷入了一种尴尬。而这种尴尬，至少在近短期内无法摆脱。 除非特朗普下台，除非今后西方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汽车工业技术上有一个新的突破。或者说，除非乌克兰战争结束，使得欧洲能重新恢复自己的制造业能力并打造自己的供应链。

　　气候政策的榜样？

　　在上述的环境下，北京似乎看到了把中国打扮成应对气候变化世界领袖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公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规划。这是中国首次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设定具体减排目标。 并自称中国是目前减排承诺最坚定、行动最有力、执行最有效的国家。但即便如此，气候变化仅仅是北京在国际公关的手段而已，并没有成为中国公众大家关兴的课题。

　　实际上，在肯定中国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即便有良好的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北京并不能跳出目前已经规定的一个魔圈，即要保住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把自己的产品推销给全球。一个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占据过重地位的国家，免不了也是全球碳排放第一。 习近平对制造业有一种钟爱，至少在他执政期间，要改变中国碳排放第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制造业需要足够的电、原材料。而且，即便是清洁能源产品，其生产过程本身是否是清洁，还是个问题。而大量的电动车今后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上报废的话，能否有效地进入循环经济的轨道，也是一个大问号。

　　总之，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时期。 而北京的重商主义正在欢庆这个时刻。当然，中国自己也知道，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肯定会在“受害"国得到反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