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茂“战后80周年谈话”全文与各界评价

石破茂“战后80周年谈话”全文与各界评价

　　千呼万唤始出来，10月10日，日本(专题)首相石破茂终于赶在即将离任之前，发表了以战后80周年为主题的“内阁总理大臣所感”（石破谈话）。

　　每逢十年，日本首相都会发表一份对过去历史问题的看法与立场。199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战后50周年谈话，首次承认了日本“侵略”、“殖民”的历史，并表示了“深刻反省”。而60周年时，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谈话，基本沿用了“村山谈话”的基调。2015年，安倍晋三首相发表的“70周年谈话”，在承认过去历史责任的同时，认为日本已经有了反省，过去的问题不必再行纠责，要求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封印”。

　　今年是战后80周年，坚持“中道主义”路线的石破茂是否也应该发表一份谈话？石破茂刚表示出发表的意向，立即遭到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保守派议员和右翼社会势力的强烈抵制，他们担心“石破谈话”的立场会覆盖“安倍谈话”。

　　支持率低迷的石破茂最终没敢在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8月15日这一天发表，一直拖到离任前的最后几天，才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亲自宣读了这一份谈话。

　　这份“石破谈话”并非是经内阁会议审议决定的官方文件，因此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只是代表石破首相个人的立场。

　　石破茂在谈话中，继承了以往村山、小泉、安倍等历代首相谈话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同时新增了对日本战前国内体制和国家管理系统问题的洞察，如指出了军部失控、政治家和媒体的责任，以及对无责任民粹主义的警钟。整篇谈话强调了防止军部篡权，国家实行“文民统制”的重要性，并反思了战前的日本为何未能避免战争的根本原因。

　　“石破谈话”发表后在日本政界、媒体和舆论中引发广泛反响，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获得部分野党和评论家的认可，另一方面遭到自民党内保守派和一些论客的猛烈批评。

　　自民党内部对石破首相的谈话多持强烈反对态度，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退任首相的“个人意见”，缺乏官方权威性。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在10日与石破会面后，对媒体强调：“这并非经阁议决定的内容”，暗示其不代表政府官方立场。自民党参议员西田昌司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退任已成定局，却还想留名，这毫无意义。”他认为石破忽略了当时的世界情势，仅从日本视角解读历史，甚至嘲讽这是“黄鼠狼的最后放屁”。

　　与自民党内部的反对意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野党对“石破谈话”的内容评价比较多元。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给予高度肯定，他称谈话“写得很好”，并指出其在继承过去几次首相谈话一致性的基础上，对战争成因的国内体制问题的分析“具有新意和一定意义”。玉木推测，石破意在警醒当下民意易受极端倾向影响的问题，譬如媒体和SNS的“流量导向”等。他强调，这份谈话提醒政治家和媒体需谦虚面对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而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谈话“完全未提及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支配的反省”，并指责其忽略天皇专制政治的责任，“无法从中汲取任何教训”。

　　资深媒体人田原总一朗在X平台上高度评价石破茂的这一份谈话：“石破在退任后率直表达信念，非常有力。他对民粹主义鸣响警钟，以现实主义立场谈论政治，这样的人已越来越少。”这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对石破反思深度的认可，认为其超越党派，触及当下社会问题。

　　在接受FNN电视台的独家访谈中，石破首相本人解释了谈话的意义，他说这一份谈话 “推敲了20回，责任自知”。他强调日本需以“现实主义”而非“幻想”面对历史，指出社会舆论易被非理性、情绪化的“勇武论调”牵引，因此呼吁加强战前历史教育。

　　我们亚洲通讯社将这一份“石破谈话”翻译成了中文，与各位分享。

　　石破首相 战后80年寄语

　　（前言）

　　距离上次大战结束，已经过了80年。

　　这在80年间，我国一贯作为和平国家而前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今天，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战殁者等诸位的宝贵生命和苦难的历史之上的。

　　我在3月访问了硫黄岛、4月访问了菲律宾的卡利拉亚的“菲岛战殁者之碑”、6月出席了冲绳全阵亡者追悼仪式，并访问了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了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牺牲者慰灵仪式、以及出席终战纪念日的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通过这些活动，我发誓再次将上次大战的反省和教训深深铭刻于心。

　　迄今为止，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都发表了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对于历届内阁关于历史认识的立场，我予以继承。

　　在过去的三次谈话中，对于为什么无法避免那场战争这一点，几乎没有触及。战后70年谈话中，虽然有“日本试图通过行使武力来解决外交、经济上的僵局。国内的政治系统未能起到制止作用”这一段，但没有讨论更多细节。

　　日本国内的政治体系为什么没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呢？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全面战争时代，根据开战之前内阁设置的“总力战研究所”和陆军省设置的所谓“秋丸机关”等的预测，战败是必然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感受到战争遂行的困难。

　　政府和军部的首脑层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为什么未能做出避免战争的决断，而是如此鲁莽地发动了战争，导致国内外众多无辜生命的牺牲呢？原首相米内光政曾指出：“要注意，为了避免渐渐贫困而变成彻底贫困，”这一指摘也在其中，为什么无法进行大的路线调整呢？

　　值此战后80年之际，我希望与各位国民共同思考。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

　　首先可以列举当时的制度上的问题。战前的日本没有适当整合政治和军事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指挥军队的权限即“统帅权”被视为是独立的，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政治总是处于优先位置的“文官统制”原则，在制度上并不存在。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也是有限的。在帝国宪法之下，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各国务大臣处于对等关系，内阁总理大臣虽为首席，但在制度上并未被赋予统率内阁的指挥命令权限。

　　尽管如此，到日俄战争时期为止，元老发挥了整合外交、军事、财政的作用。那些曾作为武士而从事军事工作的元老们，在很好理解军事的基础上，能够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说法，“元老·重臣等超宪法般的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的一元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们逐渐去世，这样的非官方机制衰退之后，在大正民主下，政党尝试了政治和军事的整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世界发生巨大变动之际，日本成为国际协调的主要担当者之一，在国际联盟中成为常任理事国。1920年代的政府政策，如币原外交（译注：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所表现的那样，帝国主义扩张遭到了抑制。

　　1920年代，舆论对军方态度严厉，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感到肩身狭窄，对此的反发，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台头的背景之一。

　　传统上，统帅权仅限于作战指挥相关的军令，与预算和体制整合相关的军政，则属于内阁一员的国务大臣的辅佐事项加以解释和运用。“文官统制的缺失”这一制度问题，由元老和政党通过所谓的运用来弥补。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意义逐渐被扩大解释，统帅权的独立，被军部利用作为排除政府及议会介入·控制军队整体政策或预算的手段。

　　在政党内阁的时代，政党之间为了夺取政权而展开丑闻曝光大战，政党因此失去了国民的信赖。到1930年，在野党立宪政友会为了动摇立宪民政党内阁，与海军的一部分人联手，围绕伦敦海军条约的批准问题，主张侵犯统帅权，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最终令政府勉强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

　　但是，1935年，宪法学者兼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立宪政友会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加以谴责，并发展成为卷入军部的政治问题。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对于学说上的问题，认为“除了委托学者别无他法”，试图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保持距离，但最终屈服于军部的要求，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否定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普遍立场的天皇机关说，而美浓部的著作则被禁止发行。

　　就这样，政府失去了对军部的统制。

　　（议会的问题）

　　原本应该对军队进行控制的议会，也失去了它的功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的除名问题。斋藤议员在1940年2月2日的众议院本会议上，批评战争陷入泥沼化，严厉追及政府发动战争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反军演说”。陆军认为这一演说是对陆军的侮辱，因此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斋藤议员辞职。多数议员对此表示赞同，最终斋藤议员以296票赞成、7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被除名。这是在议会中试图履行议员作用的罕见例子，但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删除。

　　作为议会对军队控制功能极为重要的预算审议，当时的议会也处于完全不能说发挥了对军队的监督功能的状态。1937年以后，设置了临时军事特别会计制度，从1942年至1945年，几乎所有的军费都被计入特别会计。在特别会计的审议中，预算书没有显示具体内容，众议院·贵族院基本上都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审议，审议时间极短，根本不符合审议之义。

　　在战况恶化、财政紧迫之中，陆军和海军也以组织的利益和面子为赌注，为了争夺预算而进行激烈争夺。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的15年间，包括现役首相3人在内的许多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或青年将校暗杀。这些被暗杀的对象都是重视国际协调、试图通过政治管控军队的政治家们。

　　包括“五·一五事件”或“二·二六事件”在内的这些事件，不言而喻，其后严重阻碍了包括议会和政府相关人员在内的文职人员自由讨论军队政策或预算。

　　（媒体的问题）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媒体的问题。

　　1920年代，媒体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持批判态度，记者时代的石桥湛山主张应该放弃殖民地。但是，满洲事变（译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媒体的论调转变为积极支持战争。因为那些战争的报道“卖得好”，各大报社的发行量大幅增加。

　　以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为契机，欧美经济受到严重伤害，以保护国内经济为由而采取的高关税政策，其结果使得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

　　作为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之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纳粹在德国、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抬头。主要国家中似乎只有苏联在发展，而在思想界，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美英时代也已经完结的论调加强，形成了接受极权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关东军发动了满洲事变，仅仅一年半左右就占领了日本本土数倍的土地。媒体对此进行大肆报道，许多国民被这些报道迷惑，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关于日本外交也有一些尖锐的批判。比如吉野作造批判满洲事变中的军部行动，清泽洌严厉批判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等。但之后从1937年秋季左右开始，通过强化言论管制，对政策的批判被封杀，只有积极支持战争的论调被传递给国民。

　　（信息收集和分析的问题）

　　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我国是否正确认清了国际形势，这一点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比如，在与德国就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进行谈判期间，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出现了复杂离奇的新局势”为由集体辞职。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是否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是否对获取的信息进行了正确分析？是否实现了信息的妥善共享？

　　（对今天的教训）

　　二战后的日本，文民统治已经作为一项制度得到完善。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由文官担任。此外，根据《自卫队法》，自卫队被置于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之下。

　　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内阁首脑，内阁应对国会承担连带责任，从制度上确保了内阁的统一性。

　　此外，日本还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了对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综合协调。政府在信息收集与分析方面的体制也得到了完善。这些制度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进一步完善。

　　过去没有政治与军事的适当整合机制，军方借“统帅权独立”名义独断专行，鉴于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日本从制度上采取了应对措施。但另一方面，这些终究只是制度，如果不能妥善运用，会变得毫无意义。

　　政治方面需要具备充分运用自卫队的能力和见识。需要正确理解当前的文官统治制度，并不断努力加以适当运营。作为不屈从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家，必须具备自尊心和责任感。

　　自卫队需要从专家团队的立场，积极向政治说明关于我国周围的国际军事形势或装备、部队运作情况并发表意见。

　　政治负有打破组织的纵向分割、实行整合的责任。绝不能出现部门各自为政、相互对立，进而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情况。过去陆军和海军互相以组织的逻辑为最优先展开对立，甚至各自内部军令和军政也缺乏合作，国家意志无法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战争，必须吸取这样的历史教训。

　　政治必须始终考虑全体国民的利益与福祉，努力站在长远的视角做出合理判断。当责任归属不明确、情况陷入僵局时，即便成功概率低、风险高，勇敢的意见、大胆的解决方案也容易被接受。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将开战比喻为手术，称“虽有很大的担忧，但要治愈这场大病，除了以大决心排除国难别无他法”。他同时说：“政府认为不战就会亡国，但开战也可能导致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连灵魂都会丧失的真正亡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对当时的近卫文麿首相施压，称“人有时也需要闭上眼睛从清水舞台上跳下去”。这样一来，由于过分重视精神性和情绪化的判断，而并非冷静合理的判断，最终导致国家的发展方向出现错误，决不能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

　　为了防止政府做出错误判断，能够起到制止作用的是议会和媒体。

　　国会需要通过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切实履行对政府活动的监督职责。政治绝不能为迎合一时的舆论、以博取民心的政策，而陷入维护党派私利与谋求个人自保的误区，更不能因此损害国家利益。

　　我们需要一个包含富有使命感的新闻界在内的健康的言论空间。在上次大战中，媒体曾煽动舆论，结果诱导国民走向鲁莽的战争。因此，绝不能陷入过度的商业主义，也绝不允许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与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失去尊贵生命的事件在内，以暴力践踏政治、用歧视性言论威胁言论自由表达的行为，都绝不能被容忍。

　　这一切的基础是以史为鉴的态度。具备直视过去的勇气和诚实，以及对他人主张保持谦虚和宽容的真正自由主义，以及健全而有韧性的民主主义，都十分至关重要。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洞察的那样，民主主义绝不是完美的政治形态，民主主义需要付出成本与时间，有时也会犯错。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始终在历史面前保持谦逊，将教训深深铭记于心。

　　在自卫和遏制中保持实力组织极为重要。我无法站在否定遏制论的立场上。在当前的安全保障环境下，这是推行负责任的安全保障政策必须面对的现实。

　　与此同时，若一个国家拥有无可匹敌力量的实力组织如果超越民主统治而暴走，民主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瞬崩溃的脆弱的东西。另一方面，身为文官的政治家也并非不会判断失误、贸然将国家推向战争。文民统制以及适当的军政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政府、议会、实力组织、媒体，都必须始终认识到这一点。

　　斋藤隆夫议员曾在反军演说中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本质并非正义战胜邪恶，而是强者征服弱者。绝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借“圣战”的美名误导国家百年大计，应推行基于现实主义的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最终被众议院除名。

　　在第二年的众议院防空法委员会上，陆军省认为空袭时允许市民避难，会瓦解民众坚持作战的意志，否定了这一点。

　　尽管这些都是遥远过去的事件，却充分传递了议会放弃职责、唯精神主义论盛行以及轻视生命与人权的可怕后果。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就无法开拓光明的未来。当前，我国正处于二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中，必须重新认识到学习历史、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现在，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数在逐年减少，战争记忆面临着不断风化的担忧。正因如此，我相信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位国民，积极思考上一次大战与和平的意义，并将这份思考活用于未来，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作为和平国家的根基定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巩固。

　　我将与全体国民一道，基于上次大战的各种教训，为确保不再发生那样的惨祸，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令和7年10月10日

　　内阁总理大臣

　　石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