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频出却无人领军 民主党为何没自己的"特朗普"

明星频出却无人领军 民主党为何没自己的"特朗普"

　　民主社会主义者、纽约(专题)市长马姆达尼在与特朗普(专题)隔空叫板多次后，于当地时间21日首次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不同于网络上二人的相互攻击，会面现场的氛围竟十分友好，特朗普甚至还在记者提问马姆达尼是否认为特朗普总统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时帮他解围。让人俨然忘记就在本月初，这两人还被当作是美国政治光谱的两端来进行比对。

　　“马姆达尼旋风”是地方政治的偶然，还是全国左翼再度集结的信号？“马姆达尼们”能否成为民主党在特朗普阴影之下的破局力量，而下一个真正能扛起蓝营大旗的人，又会从哪里出现？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纽约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美国未来政治版图走向的关键提问。《凤凰大参考》解读。

　　核心提要

　　1. “马姆达尼旋风”背后，是身份政治、民生焦虑与进步派情绪的叠加。作为纽约市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南亚裔、民主社会主义者市长，马姆达尼以极具煽动性的民粹语言与激进政策承诺赢得草根与年轻选民支持。然而其胜利兼具地方性与偶发性，尚不足以被视为美国左翼兴起或全国“蓝色浪潮”的前兆。

　　2. 地方选举的结构性规律与纽约特殊性决定了“马姆达尼旋风”难以外溢为全国趋势。非大选年中反对党占优是美国地方政治的常态，纽约本身也是进步派高度集中的“铁蓝”城市。对手弱势、民众对高生活成本不满，以及对特朗普回归的反弹，共同放大了马姆达尼的当选，而非其政治路线具备全国可复制性。

　　3. 民主党内部结构松散、派系林立，“马姆达尼们”难成统一旗帜。与意识形态驱动、领导集中化的共和党不同，民主党是利益多元的“散装联盟”。尽管布蒂吉格、惠特默等新星不断冒头，却普遍面临“潜质高于统御力”的困境，难以形成像特朗普那样的党内权力中心。

　　4. 美国政治光谱整体偏右，左翼难有大规模突破，“蓝色特朗普”的土壤并不存在。进步派崛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深蓝州，难以撼动全国格局；而温和派在摇摆州继续展现更强选举力。对民主党而言，真正的关键不是寻找象征性人物，而是在分裂的派别间重建治理能力与政策可信度，这将决定其在未来全国大选中的成败。

　　作者丨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胡毓堃

　　编辑丨高明琨 屈功泽

　　“例外个案”与“历史常态”：地方选举被过度放大？

　　纽约市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首位南亚裔、生于非洲的市长，首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市长，1892年以来最年轻的纽约市长……

　　“马姆达尼旋风”的冲击之大，以致于其本人都不吝张扬：“我很年轻，尽管我在尽全力变老。我是穆斯林。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最确凿的是，我拒绝为其中任何一点而道歉。”

　　马姆达尼身上的标签，加上他即将掌舵的北美第一大城市，二者相结合很容易给人关于美国政治变数乃至变局的新想象。毕竟他拉选票时不仅不与民主社会主义拉开距离，反而以“降低生活成本”为切入点，主打民社纲领，将草根运动与首投族动员（编者注：对于刚年满18岁且首次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的动员）发挥到了极致。

　　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专题)州的州长选举中同日胜选（恰逢特朗普胜选、共和党“完全执政”364天后），更给其压抑已久的支持者“扬眉吐气”之感，“社会主义与进步主义引领蓝色浪潮”的场景扑面而来。

　　要说用“魔法打败魔法”，马姆达尼确实是异军突起的人选。与特朗普相似，马姆达尼也善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过度简化复杂的议题与政策纲领，给出可行性低、实现难度高的许诺——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作风，只不过马姆达尼处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可如果就此认定马姆达尼们是美国“未来政治的象征”或者改变政坛生态的新一代左翼力量，那就言之过早、期待过高，亦过度放大了地方选举的结果。

　　波士顿(专题)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霍普金斯（David Hopkins）向《凤凰大参考》表示，在“非大选年”的地方选举中，反对党比总统所属的政党表现更好实乃美国政治的历史常态。无论是基于对现任总统的不满，对执政党与政府天然的警惕与制衡心态，还是反对党支持者更强烈的投票动力，都使得民主党本就在此类选举中更被看好。

　　另一方面，马姆达尼的胜利仅限于纽约一地，而且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叠加的产物。纽约本就是进步派汇聚的超级大都市，为民社主义者当选提供了客观土壤。对手们要么有腐败、性骚扰等丑闻包袱，要么竞选策略无法直击要害，反而在同频竞争中相互消耗选票。经历十余年的治理混乱，饱受生活成本重压的纽约市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年轻人，从马姆达尼身上看到了摆脱老派政治的希望。

　　因此公交全免费、公营杂货店、限制房租金额、治安改革、提高最低工资、改革公立教育、向高收入企业加税等口号，格外满足了纽约市民的情绪价值。结合对特朗普二进宫的愤怒与恐惧，纽约这个民主党大本营推出一位进步派市长作为回应，还兼具象征意义。

　　纽约虽大，但只是一座城市，其与纽约州乃至全美的政治生态截然不同。戴维·霍普金斯在采访中提到，历史经验表明，如纽约这样大城市的市长在政治上多数时候是“通往无处的门票”，历任市长大都未能在公职生涯中走得更远。进步派政客在大城市或者铁蓝地区的崛起，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持久的权力或者全国性影响力。

　　更何况马姆达尼在纽约赢得并不算多。尽管科莫与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等对手选票分散，他的得票率仅刚过50%，领先科莫不到9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去年总统大选溃败的哈里斯在纽约市得票率超过68%。进步派与“茶党现象”虽然势头看涨，但即便在纽约也没有成为民主党的压倒性主流。

　　另一个明证就是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州的民主党胜选者——弗吉尼亚首位女州长斯潘伯格与新泽西州首位民主党籍女州长谢里尔。前者拥有情报部门背景、后者曾在海军服役，都属于典型的传统温和派。斯潘伯格更是以实用主义、最能获得两党支持的前国会议员而著称。

　　斯潘伯格与谢里尔的竞选政纲同样与马姆达尼截然不同。她们同样关注社会与民生议题，可主打的是温和可行的路径，既无颠覆性的政策承诺，也不塑造“打破旧政治”的人设。结果前者以近58%的得票率创下民主党64年来在弗吉尼亚州最大优势胜利，而后者同样以近57%的得票率获胜。

　　斯潘伯格与谢里尔在两州的胜选优势，比去年的哈里斯高出了6到7个百分点，明显超过在更蓝、更进步的纽约市胜选的马姆达尼。显然在温和与摇摆选民汇聚的地区，“马姆达尼们”尚没有掀起“蓝色浪潮”的市场。相比于斯潘伯格和谢里尔，“马姆达尼们”还未体现出塑造全国性影响力的潜质。

　　至于马姆达尼本人，他甚至没有资格担任总统或副总统。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当好市长，特别是兑现其看似针对富人、实则让低收入者“负重前行”的社会福利承诺，因为纽约州已表态不会额外拨款，而特朗普更不会。这或许是马姆达尼从政生涯刚开始，也可能是最后的难关。

　　归根结底，在美国地方选举中，不同政党成败起伏太过常见。戴维·霍普金斯在采访中总结道，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家早在百年前也曾当选大城市市长，可时至今日在美国多数地区仍很难想象民社主义者能够胜选。在一年都算很长时间、充满变数的美国政坛，现在没有人能断定谁是民主党的“天选之人”、答案所在。

　　领导真空、结构桎梏：“散装”民主党需要担忧吗？

　　民主党还没找到自己的“标准答案”，或者说这个答案迟迟没有出现，可以理解为历史常态的一部分。

　　21年前，约翰·克里以微弱劣势败给寻求连任的小布什后，走势看跌的民主党同样出现了“谁能成为未来领袖？”、“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之问。同一时间，奥巴马不声不响地以创纪录得票率在伊利诺伊州当选国会参议员。4年后，奥巴马带领民主党赢得了总统选举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山代有才人出。顺其自然，让各路有志之士到提名时展现自己、接受选民检验，由选民决定代表自己的候选人就好，这一点亦适用于共和党。当然前提是：谁能成为胜利者，从而赢得党内各派及其选民的支持？

　　就结构性角度而言，尽管两党都难免“大帐篷”的色彩，但民主党的“散装”属性显然强于共和党。这解释了过去10年特朗普一直是共和党无可动摇的领军人物，可同期的民主党换了3位总统候选人，更在2024年选举完败后给人“失去主心骨”的感觉。

　　民主党当然不是没有明星政客。除了刚刚掀起旋风的马姆达尼，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前运输部长布蒂吉格、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等新星早已崭露头角，还有加州(专题)州长纽森、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马里兰州州长摩尔、弗吉尼亚州当选州长斯潘伯格等“地方诸侯”亦在特朗普面前敢于斗争。

　　他们的问题大都在于“潜质有余、统治力不足”，很难有谁能成为全党信服的领袖。

　　早在2016年，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特·格罗斯曼（Matt Grossmann）与上文提到的，回答《凤凰大参考》问题的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霍普金斯合著出版的《美国政党政治》一书原名直译为“非对称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共和党与团体利益的民主党”（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直观勾勒出两大党的本质区别：前者更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型政党，后者更接近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大联盟。

　　追溯两党发展历史，共和党的支持者源自意识形态认同该党的社会各群体，同质化程度较高。该党由此围绕自由市场、小政府、国家安全三大支柱理念，搭建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

　　民主党的基本盘来自众多相互独立的社会少数群体，关注的议题更为具体，例如多元化、平权、环保、劳工权益等，受众面广泛而多元，即便没有自由派意识形态的认同，也能给予该党强大支持。正因为这些群体各自标签分野鲜明、诉求具体，并不具有诸如自由或保守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共识，所以显得组织上更松散、更难团结。

　　因此民主党的利益团体将选民群体和具体的立法目标相结合，并多次成为了派系冲突的平台。而共和党始终提供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渠道。简言之，共和党人往往通过“多谈些主义”占据道德制高点，民主党人需要“多谈些问题”维系利益共识。

　　这自然导致两党不同的竞争策略与手段：共和党人在党内竞争中高举意识形态大旗，以意识形态“纯洁度”攻击对手，这为政治极化、“特朗普化”、集中化铺平了道路，以致于在该党内部高调反对特朗普极具风险。面对集中化的共和党，民主党必须重视党内团结和选民基础，设法争取分散的利益团体，所以需要合格的“盟主”。

　　遗憾的是，民主党的“盟主”不好找也不好当，而山头林立、关系网错综复杂极易导致党内混乱。去年拜登退选、哈里斯“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是灾难性败选。时至今日，国会参众两院之间、党内领袖与基础选民之间、建制派（温和派）与意识形态（进步派）支持者之间、不同世代之间始终分裂，“缺乏团结”几乎成了代表性标签。

　　即便从纯粹的组织层面，民主党客观上也很难找到令各派信服的“盟主”。特朗普1.0时代，佩洛西以国会众议长之姿成为事实上的党内领袖。目前民主党同时失去白宫和参众两院，无人具有能影响、主导全国性政策议题的实权，反而在挑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的问题上闹内讧。

　　而且不同于前辈——1930年代推行新政的罗斯福和1960年代擘画“伟大社会”计划的肯尼迪与约翰逊，今日的民主党难以提出行之有效的治国宏大计划。奥巴马时代至今的自由主义、觉醒文化虽然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但如今遭遇的却是截然相对的极端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反噬，形成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

　　当年面对掀起旋风、力推医保改革的奥巴马政府，极力抵抗的共和党内部极端右翼势力“茶党”崛起。现在眼看着特朗普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大力扩张联邦行政权，蔑视司法和地方州权，台面上的民主党人却迟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基层选民亦显得狂怒而无能为力。

　　对此，除了“不要国王”等民间抗议外，民主党内类似的极端势力也可能被迫效仿“茶党”，绕开党内领导层、独自行动，以更强硬、更激进的手段对抗特朗普。

　　资深左派参议员桑德斯与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老一少，携手发起“反寡头政治”巡回演讲；民主党众议员德鲁齐奥建立“新经济爱国者”党团小组；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在参议院发表持续25小时冗长讲话……马姆达尼参选纽约市并获胜，表明民主党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

　　然而民主党的联盟结构属性，注定了各自为政的结果就是难以突破自己的派系瓶颈。问题与利益高于主义的传统，决定了民主党并没有塑造“蓝色特朗普”或“蓝版茶党”的基因。

　　《美国政党政治》书中的分析也提醒了两党政治生态的不对称性。如果对比欧洲的传统左右翼政党，共和党向来在政治光谱中明显偏右，甚至超过了欧洲多数右翼政党，几乎能对标法国国民联盟。民主党即便对比欧洲的左翼政党，也更偏中间。整体偏右的美国政治，向来没有经典左翼的位置。

　　所以无论是初生牛犊的马姆达尼，还是已经成为流量担当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打造全国性政治形象的收益与风险尚不可知，但后者的可能性远高于前者。

　　至于民主党，亦或者称其为今日的反特朗普“散装”大联盟，谁能成为众人——特别是仍占主流的温和选民——接受的盟主，关键还是在于其能否展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与成效。无论是明年中期选举，还是三年后的总统大选，虽然具体答案尚不得知，可届时选民心中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