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飞升三年坠落，燕郊95后的断层人生

五年飞升三年坠落，燕郊95后的断层人生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从燕郊去北京赶早班飞机是一件非常拼人品的事，更别说还涉及跨城服务。有了几次被“正规打车平台”放鸽子的经验后，我决定回归原始，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信任。今年6月出行前，我提前几天在小红书上找到了李泽瑞，一个黑车司机，又让我先生联系了他——从燕郊出发至北京大兴机场，他收费170元，包高速费。

　　其实我们双方都有顾忌，他把之前被顾客放鸽子的微信截图发给我们，收了40元订金，出门当天，我也拿上了车钥匙，做好自己开车去机场的准备。直到李泽瑞的车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是一辆白色的“北汽”，挂着“冀F”的蓝牌，在几乎被新能源车型垄断的“跑车”市场，已属罕见。车上一点也不“臭”，李泽瑞笑容亲切，主动帮我把行李搬到后备箱，重点是，坐油车后排，不会晕车。不过车子的确年代久远，速度一快，后轮就会发出异响。

　　李泽瑞一路都非常健谈，得知我此番是去新疆，给我推荐了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还帮我“避雷”了赛里木湖，说他当地的朋友都不喜欢去。又说一几年那会儿新疆的旅游还不算热门，人们也不扎堆往那头跑，他就从北京出发自驾跑完了新疆的“南北大(专题)环线”……之后顺着话头，我问他答，果不其然，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几乎都自驾完了一圈。

　　这年月，各个“跑车”司机的经历都不容小觑，几乎快成了最有戏剧张力的人设，李泽瑞说他去过哪里、干过什么，我倒都不意外。我询问他的职业，他说了一个知名果切店的品牌，说自己是老板，在北京还有3家店。

　　“老板出来兼职‘跑车’给员工发工资？”我这下倒有点意外了。

　　“不然嘞，现在养几个员工有多难啊，我赚这点钱都不够给他们交社保。”

　　回程是红眼航班，我再次约了李泽瑞的车。

　　7月初的北京异常潮湿闷热，我回来的那天更是邪门，雨迟迟不下，半湿的衣服黏在身上，人像浸在胶水里，喘口气都费劲。飞机落地时已经是夜里11点，在停车场的二层，有乘客的网约车订单被临时取消，黑车司机们围了过去挨个询问，价格高到离谱。停车场出入口堵车，我足足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怀疑李泽瑞会不会“跑路”了。但那辆白色“北汽”的身影还是出现了，车内的空调开得很够劲，开车门的那一秒，人宛若回到了天堂。

　　上车后我主动找话题，询问李泽瑞果切店的生意如何。

　　“还是老样子呗，生意要是好了，我就不出来拉活儿了。”

　　的确都是老样子，车先上五环，再转到通燕高速，路的中间是八通线，路过的第一个地铁站依旧是传媒大学，一切因过于熟悉而缺乏惊喜。

　　1个多月后，9月1号即将实施的社保新规在网络引发热议，我看到新闻，便立刻想到了李泽瑞——其实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印象里只有几个简单的标签：95年生人，燕郊“土著”，在北京经营3家果切店，并且坚持给每个员工上社保……我们约在燕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前，我便粗略列好了提纲，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你作为老板，自己的社保还交吗？

　　李泽瑞坐在我对面，穿了一件粉色带logo的T恤，手腕上是苹果手表，脖子上的中式串珠只露出一半，左手内侧的小臂上有文身，喜欢喝冰美式。他张口就讲起自己初中差点辍学、高中只保留学籍的往事。

　　印象里最“坏”的小孩会是什么样？李泽瑞用不到10分钟的开场白，刷新了我的想象。

　　2008年的燕郊，马路两边挤满了发传单的房屋中介，房价还不到2000块。李泽瑞在那一年上了初一，学校是本地知名的“三不管”中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花钱就能去。待业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老师，教学水平自然参差不齐。学生有一大半是外地人，父母有农民工，也有做生意的小老板，贫富差距极大。

　　在这样的环境里，李泽瑞不打架不斗殴，只是喜欢把钱借给同学，按星期收利息。对于这个“爱好”，他一直小打小闹，没有发扬光大，直到初三，才决定干票大的——刚开学，父亲给了他1000块当生活费，一直到学期结束，他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搞得父亲还以为是儿子长大了，知道心疼父母赚钱不容易了。可大人们哪里能想到，那1000块刨去他自己的开销，到最后滚回来了4000块。

　　在这种收益至少3%起的“小额贷”里，李泽瑞不但悄无声息地赚到了钱，还收获了好人缘。跟他借钱的同学们非但不记恨他，反而感谢他，毕竟，除了他这种“善良”的同学，还有谁会轻易把钱借给十几岁的小孩呢？

　　当然，李泽瑞那时的“理财”偶尔也会出现意外，遇到同学还不上钱的时候，他会重新拟张“借条”，把金额拆成几个小份，再让对方分期付款；又或者碰上真正的“硬茬儿”，那就权当长个记性，不要跟对方再往来就好。

　　“要让孩子早一点知道钱能生钱的道理啊。”他喝了一口咖啡，一本正经地说道，表情和述说童年往事并不搭边。

　　启迪他“理财”的起点，来自房产中介，其中细节，多半也是听父辈闲聊，我无法考证真假：那个年代，燕郊的房子根本不好卖，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介呢？因为他们根本不靠卖房赚钱，而是靠贷款套利——只要有房本，就能把钱借出来，一点点钱就能买房，房能生钱，钱能生房，循环套利。运气好的大有人在，在房价上行期高位套现，最后赚得盆满钵满，即便现在房价“膝盖斩”，也斩不到2000块的位置。

　　可在那时，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这个“生财之道”，即便他的父辈对这些略有耳闻，也不敢上手去干。“积累财富首先要有本钱，其次要有魄力。”李泽瑞总结道，唯独没有提及燕郊当时的乱。

　　这便是我们最初聊开的话题，李泽瑞让我反复想到了电影《猫鼠游戏》。除了过人的商业天赋，我更好奇他为何会成为今天这样，是什么让他对“钱”如此渴望，从小就对“钱”如此敏感。

　　他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家庭——他父母感情和睦，上面有个姐姐，父亲在燕郊经营着一家超市和一个家电维修站，具体的位置和规模，他语焉不详。只说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帮父母看店的时候只琢磨一件事：怎么能赚更多的钱。

　　那天喝完咖啡，我们加了微信——在此之前都是由我先生和他约车。扫好友之前，我向他解释，自己从不发朋友圈，“不是屏蔽你了”。他笑了，说这半年他也是，日子的确没什么意思，谁也不想分享。

　　他的微信名是一串符号，80后的我解读不了。头像倒是很小清新，是蓝天下少年的背影，比ID让人有实感。签名是“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存亡进退，取舍得失”，在置顶的视频里，他又写道：“勿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勿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那也许是他的“数字人设”，也是他不打算对我讲的故事。我只是《猫鼠游戏》里某一场戏的配角，只能看到他展露给我的一面。

　　我在第二天便去了一趟李泽瑞说的向东村，位于燕郊城北，至今没有完全拆完。我看着那些低矮的平房，想，也许有一处，便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对于燕郊“土著”们来说，一条潮白河，不仅隔出了两座城市，也将本属于同一圈层的亲朋好友隔出了三六九等。这20多年，一场又一场的拆迁，还在不断加剧这种差距。

　　在1958年之前，通州还不属于北京，和燕郊一样属于河北。李泽瑞家的亲戚几乎有一半在那边。在2005年之前，有人想收走村里的祖宅，让李泽瑞一家也搬去不远处的通州，但李泽瑞的父亲不愿意，60后的人对土地爱得深沉，那是根，不能丢。有朝一日，人是一定要落叶归根的。

　　李泽瑞也从小就知道，“北京”和“燕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这种不同包含方方面面，唯独不包括一点：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缺少“人味儿”，那种不认人、只认“地段”和“身份”的习气让他很不舒服。

　　“二环瞧不起三环，三环瞧不起四环，西城瞧不起朝阳，朝阳瞧不起通州……但在老一辈儿那里，不能叫‘通州’，必须得叫‘通县’。就是一百条地铁修过去，‘副中心’的叫法再响亮，在他们心里，那里也只能是‘通县’。更别提平谷、延庆、怀柔，搁在以前，也统统是河北的。”

　　他长大后，只要聊天时留点心，就会发现，北京远郊区县的人几乎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北京人，自我介绍时都会精确到区域。至于向东村这种“环京地区”，跟北京更是不沾边，无论北京怎么折叠，它连折痕都算不上。

　　“从小到大，你爸妈没有提过‘北三县并入北京’的事儿么？”我问道。

　　“他们没说过，我也从来没想过，说了也没人信。”李泽瑞无奈一笑。

　　2012年开始，向东村陆续拆迁，他父亲的“根”到底也没保住。李泽瑞成了“拆二代”，但他觉得自己名不副实，几套房、几百万，乍一看还行，但放到一起跟人家对比，总是差了一点意思。在首都到“环京地区”，拆迁的造富神话总有一种神乎其神的玄妙感。从他小时候开始，亲戚们就陆续成为神话中的主角，似乎某一个小小的决定，便可以左右一家几代人的命运：

　　有在天津的亲戚，原本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小的手机电脑维修店，赚不了什么钱，拆迁后，他们在天津核心区贷款买了3套学区房，以租养贷，后来全部在房价顶点的时候抛掉，现在一家人最大的苦恼已经成为：“这么多的钱，到底要怎么放置？”

　　另一家在北京的亲戚，从国家大剧院“拆”到了西单，又从西单“拆”到了加拿大(专题)，实现了几代人的财务自由。可人家的好运还未结束，加拿大这几年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资产仿佛进入自动繁殖。只是老辈儿还惦记着北京——但惦记的只是“二环里”的北京，每年都要回首都中心区的几家高奢酒店住一住。

　　对于这些亲戚，李泽瑞是羡慕的，甚至有点嫉妒。但他也说，人的命运也不尽相同。

　　他的一名女员工，地道的老北京，现如今家还住在通州的城乡结合部。她家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在盼着拆迁致富，到了她这代，心里依旧惦记着暴富，也没心思干别的，最终只考上外省的大学，读了一个不入流的专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来到果切店打工，每天来回通勤，至少要2个多小时。如今，她家那片地方被定位为“战略留白”——这意味着“暂时”冻结开发，但未来可能有大动作。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哪天能“拆”。

　　还有他的发小，原本条件和他家差不多，尝过了房地产投资的甜头后，希望用相同路径炮制神话。2017年在燕郊买了新房，结果呢，当初300多万的全款，如今只值60多万，而当时15万难求的一个车位，如今更是只要2万，还赠送物业费打折的优惠。

　　他更多的“拆二代”发小，从小到大什么都不干，一个月也敢花大几万。只要不创业，不乱买房，不加杠杆，吃喝玩乐能花几个钱？他身边这种人大把，脑子空空，啥也不懂，但就是不缺钱。

　　李泽瑞说，也就是差一点，自己也会成为那样的“拆二代”。好在他小时都是父亲把着钱，“声色犬马”的那条路顶多算朝他招了招手。到了高中，他不想上学了，父亲劝不动，只能给他保留了学籍。那会儿他还没成年，可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北京工体周边的酒吧。他说自己也不是纯瞎玩，“人多热闹，顺便交几个朋友”。他爱交朋友，喜欢和人交流，对人对事都有天然的好奇心。

　　“在酒吧认识的，那能算真朋友么？”我有点汗颜。

　　李泽瑞摇头否定我的偏见：“不要这么想，真诚一些，还是能交到真朋友的，无论什么场合都适用。”他说，自己确实在酒吧里结交了一个“真朋友”，大他十几岁，是个北京土著。那时虽然只三十出头，但是“是真有钱”，“有事也是真能指望得上，绝对是关键时刻能拔刀相助的讲究人”。

　　接着，李泽瑞的话锋转向了玄学，说他有个同村的远房亲戚，论辈分要叫舅，人生信条是活得要潇洒，平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要么旅行，要么写字画画。李泽瑞最喜欢舅舅写的毛笔字，小时候成天往舅舅家里跑，看他如何运笔挥墨。其实舅舅也有自己的“主业”，他会“看事”，帮不少村里邻居答疑解惑，口碑颇高。舅舅“看事”的时候必须要扬起脖、闭上眼——如果盯着对方的脸，观察到那些细微的表情，就得思考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视就更不行了，怕把不该说的也说了。哪怕对李泽瑞这个外甥，他也没有把天机和盘托出，只告诉李泽瑞，必须得出去闯：“不能守着家里、靠着家里。要脚踏实地做事情，30岁之前就能有成就，45岁还有大财运。”

　　李泽瑞信命，更信舅舅的话。既然一条潮白河都能成为人命运起始的分界点，那么没有目标的“努力奋斗”，最终装点的只会是别人的人生。如今回头看，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人。

　　2013年，李泽瑞刚满18岁，拿着一张高中毕业证，凭借面试时滔滔不绝的口才，好不容易进了一家餐饮集团做最基础的运营工作。集团总经理来部门开会，李泽瑞大胆发言，作为部门年龄最小的员工，成了办公室最吸睛的人。总经理先是夸奖他成熟稳重，接着提起了自己的儿子，说比李泽瑞还要大一点，正在国外留学，还是个“傻白甜”。

　　“在国外念书就是‘傻白甜’？国外没有花花世界，有钱还能花不出去？还不是国内的老父亲跟不上潮流，什么也不懂……”这些都是李泽瑞内心的想法，但他脱口而出的却是：“我特别羡慕那些学习好的人，我就是从小没有好的学习氛围，成绩也不好……”

　　李泽瑞从不会反驳谁，接话时会想着怎么让对方舒服。在总经理面前，他对自己也有非常清晰的定位：“不能因为别人夸你两句，你就真的想当然。你除了年纪和性别和人家孩子是一样的，其余没有半点相似度。”

　　总经理记住了李泽瑞的名字，但对他的实际工作并没有什么助力。他真正的“贵人”，是公司一位负责采购的大哥。大哥和他一样，没有学历加持，刚出社会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厨师，跟着大师傅一点点干，等师父成了餐饮集团实际的舵手，他的职务也就跟着一次次跃升。李泽瑞是真心佩服大哥的踏实隐忍，得知大哥在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便主动扮演起“知心弟弟”的角色。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刻意讨好谁，他只是更能明白对方的需求，并愿意配合而已。

　　大哥带着李泽瑞出入各种饭局，结识朋友是其次，毕竟跟大佬们层级差太多，最主要的还是“见世面”。他们去顺义的工厂吃饭，见大哥的师父、集团真正的掌舵人。去之前，李泽瑞有点发怵，那可是之前没想过能亲眼见到活的“天花板”级的人物。

　　但见过之后，也就释然了。那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穿衣打扮很朴素，说话没架子，饭都是在家里吃的，阿姨下厨。老两口过着一种很田园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追求返璞归真：自己种地自己吃，有菜地有果树，院子里很多散养的走地鸡。他们的年纪和李泽瑞的父母相仿，他们的童年跟他父母的童年也有共同点，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男人一旦上了岁数，必然要在忆苦思甜的过程里讲些大道理，李泽瑞的父亲是这样，大哥的师父也是这样。而这些“共同点”就是李泽瑞找到的切入口，他主动挑起话题，说自己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土地是如何的眷恋和热爱，还说了很多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的童年趣事……“仗着年纪小，多说两句少说两句，哪怕说错也没关系。越到后面我越不怵，你毫无背景，也没人在意你。”

　　大哥的师父也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李泽瑞做比较，夸他阅历丰富。李泽瑞也不谦虚，聊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觉得“胡诌八扯”也没事，反正自己的阅历在人家面前根本算不上什么。

　　“出门在外一定得说话，你连话都不说，别人怎么记住你呢？”李泽瑞话毕，我赶紧点了点头——是的，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一脸人畜无害，可以是“弟弟”，也可以是“孩子”，总之，他有本事能抓住一个由头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走进对方的生活。那么此刻，他应该在扮演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我作为听众，的确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讲述起承转合，老道熟练，没有丁点的卡壳，至于是否加入了艺术创作的手法，我不得而知。

　　李泽瑞在单位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从最底层的运营一路升到了“巡店”，也赚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钱不算多，20万，算是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他未来的发展却至关重要。

　　但随后采销大哥的意外离职，牵扯到了他，他只能跟着辞了职。之后，他父亲托关系给他找到了个“门路”，不需要什么学历，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去上班，就可以挂靠在外企的大厂下面。那时，外企大厂对普通人来说算是职场的天堂。李泽瑞不太相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可“介绍人”含糊一笑，说得更加夸张：有“门路更硬”的“海归(专题)”，可以同时找几个外企大厂挂靠，什么都不干，在家坐着就能年收百万。

　　对方越这么说，李泽瑞越不信——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好事，就是有也轮不到自己。他没有听父亲的话去上班，在家吃喝玩乐了几个月。但那年年末，他父亲在回家的路上突发脑梗摔倒，头磕在了石头上，过了十几分钟才被路过的邻居发现，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人是救护车直接拉走的，可到了燕郊最好的私立医院，医生根本不肯收人，只让他们立刻转到北京。推荐最好的医院是协和，但不能保证有床位，只能花钱去找了好几层的关系。这钱也不是想花就能花得上的，幸好家里的亲戚朋友大多数都在北京。

　　转院到了协和，医生看了他父亲一眼，摇摇头。李泽瑞当时万念俱灰，现在一想，其实就是吓唬吓唬他们，命能不能保住，主要看花多少钱。他母亲签了一堆免责通知等条款后，父亲终于被拉进了手术室。如果是电视剧里的剧情，那之后家属应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但现实中，他们母子俩那会儿一直在忙着筹钱——要先要在医院的账户上存15万，银行卡有限额，换了几张才刷完，开颅手术结束后，他父亲被转移到ICU观察，第二天下午医院又出通知，说存的那15万已经一分不剩，得赶紧继续往账户里存钱。

　　他父亲的颅压持续增高，在医院待了整整3个月，医生开了进口药，300多一瓶，能吃3天。当时觉得不便宜，到后面一算总账，陆陆续续已经花进去100多万，这点药钱不过九牛一毛。父亲用居民医保报销了一部分，最后还是花了80多万，一场生死攸关的抢救，才能让人对“钱”有最直观的概念，知道“钱”是多不经花的东西。

　　那一年，李泽瑞过了人生中最冷清的一个春节。父亲健康的时候，不说门庭若市，但亲朋好友都会更亲近一点。不过是一场大病，身边的人就没了影。李泽瑞自以为从小就看惯了这种人情冷暖，直到事情轮到自己身上，他才看穿了这种“变化”。父亲的这场意外成为他的成人礼，让他学到了太多东西。

　　第二年年初，李泽瑞听从父亲的安排，真的托关系进了外企大厂——不过是外包的运营岗。他的同事至少是本科学历，很多人都是重点大学毕业。他的工作内容相当轻松，年薪20万，只是年底的时候要返给那个“介绍人”5万。

　　他有时会想，那些“门路更硬”的故事也许是真的，“介绍人”并没有夸大。这个世界，就是有人永远轻松惬意地生活着，以自己无法想象的方式快乐地过着每一天。“但那些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应该想的，那种人其实我根本碰不到，他们和我们存在于两个时空，是完全不同的平行线”。

　　我忘记这是第几次在聊天时他以“普通小老百姓”自居。在我们喝过咖啡之后，他总在继续讲述“普通小老百姓”如何左右逢源、获得成功的故事。

　　李泽瑞说，当时他在外企大厂的部门领导34岁，毕业于北京的知名大学，是从河北农村一步步走出来、完完全全靠自己在北京挣下了一切：房、车、存款，大厂高管的头衔和十几年积累的人脉。李泽瑞管他叫“刘哥”，是真心实意的一声“哥”，发自内心地钦佩。

　　刘哥在老家也有一个弟弟，不能经常见面。于是他也和之前的采销大哥一样，把李泽瑞当成了自己在北京的弟弟，有事没事都叫上他，日子久了，对李泽瑞似乎比亲弟弟还亲。这便是他们最开始的交情。而之后的10年，李泽瑞把这种交情，一点点升华到“交心”。

　　2014年，刘哥被裁员时刚好35岁，遂决定创业。19岁的李泽瑞没有片刻犹豫，也跟着辞了职。这一年年末，他们在双桥开了第一家果切店，李泽瑞出资15万。

　　最开始果切店不怎么赚钱——散客没有进门买果切的习惯，外卖行业厮杀得血肉模糊，一时还没决出胜负，对商户只有排他性协议，只能签一家平台。刘哥出去跑业务，一家家地对接别的公司谈合作，做“团餐”，利润没有零售高，但一单能抵几十几百单——其实之所以开果切店，刘哥就是看中了这块业务。

　　2015年，也许是果切店的口碑积累到一定程度，订单纷至沓来，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大厂陆续成为他们最稳定、且不差钱的客户。他们的第二家店开在国贸，然后第三家店开在中关村……李泽瑞每天忙得连轴转，没有时间停下来，直到他第一次拿到了20万的利润分成的一刻，他忽然感受到了“风”的存在。

　　这阵风从2015年吹到了2019年年末，整整吹了5年。说是“风”，又好像并不准确，太轻盈了，更像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打开门，门外是一望无垠的景色，条条路都是康庄大道。

　　有人说，如果到了30多岁还没感受到“命运的推背感”，要么是活得太好，要么就是悟性太差。我想，那阵风就是属于李泽瑞的“命运推背感”吧。

　　2015年年底，李泽瑞又拿到了36万的分红，2016年年初，他换了车，购置了一辆奥迪Q5L，落地价40多万。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大手大脚，那时候赚了那么多，买个这样的车不算奢侈。那时难住他们的不是钱，是怎么找更好的位置、开更多的店、招更多的人。但这些问题又都好解决，只要钱到位，一切都能到位。

　　刘哥喜欢开车出去玩，他们两个人经常在半夜吃着吃着饭就临时起意，去某个山头看日出，连夜出发去青岛吃海鲜，这种“当天就能往返”的快意，他们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到后来，只要能得出空闲，他们开着车就出发，不做任何计划，全国玩，一直玩到北京的店里实在需要他俩出现，再往回折返。几年时间，他们说走就走，把全中国几乎走遍。刘哥当时的福特越野车有点费油，李泽瑞的奥迪，不到2年时间，便开了17万公里。

　　李泽瑞觉得刘哥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铭是“不看大局面，只看小细节”。李泽瑞不能完全理解，只能具体对应到一些事情上：和刘哥吃饭，哪怕只是几十块的便餐，也只能AA；但一起出去旅行，几万块的开销，一般都由刘哥自己主动承担。我的理解是，吃饭是很普遍的社交行为，但旅行是更亲密的交往方式。

　　随着店面的扩张，李泽瑞也负责起了新业务，他开始全国各地跑，主要搞加盟。他们不收加盟费，但参与运营和管理，承诺只要7到9个月内回本，年底要抽走30%的利润。很多之前运营不佳的小店因此起死回生，上海、成都、西安，全部有他们的加盟店。21岁的他已经成了空中飞人，脚下踩着的是一朵朵白花花的云，日子柔软又甜蜜。

　　“会有点飘飘然吗？”我问。

　　李泽瑞的嘴角荡漾出一抹向上的弧度：“好歹在同龄人里我也算个人物吧，我可是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没有靠家里。”

　　2017年年初，李泽瑞和刘哥突发奇想，连夜开车去天津吃早餐。吃饱喝足，白天闲逛，路过步行街的一家寺庙时，他往功德箱里塞了200块的香火钱。结果，大和尚拉住他，非要给他算一卦，说他这几年的人生很顺遂，但是要懂得及时止损，不然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泽瑞当时什么都没说，和刘哥笑着离开了那家寺庙。白云苍狗，盈虚消长，当时没人选择相信和尚的预言。那是疯狂的2017年，市场处处都流淌着热钱，政府扶持，地方补贴，头部互联网大厂厮杀，为了迅速抢占市场，无数真金白银砸下，只求沸腾水面的一点声响。媒体绞尽脑汁每天都在撰写新的传说，资本扮演起可爱主角。

　　“独角兽”成为全民热议的新词，线上生鲜零售成为继外卖之后的又一个热点，不止一家风投公司找到了刘哥，几个互联网大厂也先后提出过合作，但无一例外，一切好处的前提，是签下对赌协议这样的“卖身契”，要保证利润在一定时间之内必须翻倍。果切的利润没有这么大，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但面对动辄千万的投资，又实在无法完全抵抗诱惑。

　　不止“资本”盯上了他们，当年在工体酒吧认识的“真朋友”大哥更早之前就联系过李泽瑞，说自己“也不多投，就几百个”。李泽瑞断然拒绝：朋友的钱绝对不能坑。

　　“特别是这种什么都不图你的朋友，人家和你交往为的是什么？你能给别人什么，你心里没数？你能给的，就是真诚。除了真诚就只剩真诚。人家能记着你，更进一步，能记着你的一点好，这就足够了。倒不是说有钱人没有物质需求，而是你能提供的物质人家看不上。”

　　他们原本就是差了好几个圈层的人，这样的人李泽瑞接触过一些，大多数只能是一面之缘。愿意和他一起玩、把他当朋友的，只有这么一位。李泽瑞很珍惜这段关系，因为对方让自己窥见到另一种生活——有钱，却没什么机会花钱：每年新出的苹果手机都是各大银行的经理排队第一时间送到大哥办公室的，大哥明明有司机，却喜欢挤地铁，因为不喜欢堵车……

　　烈火烹油之时，他的几家店因为没有设立独立的果切操作间，分别被匿名威胁，对方扬言要把这件事“往上面捅”。威胁的金额从5万起跳，一番砍价之后，望京店收了7000块，双桥要了8000块，国贸最高，要了1万块。对方有备而来，交接地点由人家定，并且只要现金。当时不止李泽瑞的果切店受到了这样的威胁，有些同行老板气不过、闹大了，最后真闹到了食监局，被罚款5万。

　　“开店最忌讳意气用事，这种威胁也是运营成本，要去核算哪个更合适。”他说。

　　到2019年之前，果切店都有足够的现金流，李泽瑞和刘哥野心不算大，便没有被资本裹挟，盲目向前。李泽瑞有些庆幸：“哪怕到了今天，几个头部大厂还是没有跑通生鲜产业链，可拿过他们投资的小企业，几乎都成了炮灰。有些事情不能完全怪疫情，那时太疯狂了，现在再也没有谁敢那样砸钱了，因为已经知道了，雷声再大，也不一定能求来一场毛毛雨。”

　　李泽瑞属于亲力亲为的小老板，事无巨细的背后，是对诸多风险的控制。

　　2018年，他店里雇佣了一名00后，只干了不满半个月就提出离职，并且当天就得走。这放在哪个企业也要给雇主个缓冲期，更何况是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食品行业。但这些规矩和00后的孩子说不通，李泽瑞说可以放他走，但工资要等到下个月10号的发薪日再结清。那个孩子不认这些“行业潜规则”，当天下午就去劳动仲裁举报，说老板没给他交社保。第二天就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介入，罚缴了1个半月的工资。

　　李泽瑞不喜欢00后的员工，说他们不靠谱，瞎折腾，不肯吃苦，不守规矩。这之后，他便给全体员工上了社保，这在行业里实属少见。当时很多大型的餐饮机构也意识到了风险，会用“小时工”“兼职”等方法来减少用人成本，延续至今，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即便老板提出给员工办理社保，也会遭到员工拒绝——他们赚得本就不多，没人愿意为了抵抗未来的风险，就上交眼下必需的生活费。

　　“当时你的员工有没有不同意交社保的？”

　　“一个都没有。”李泽瑞短暂思考后，说，“那会儿我的员工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基本和别的餐饮店持平，但工资却高很多，即便交完社保，我也能保证他们拿到8000到9000的工资，而且还包吃住——这么说吧，哪怕工作的时间久一点，只要工资能覆盖生活、尚有结余，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拒绝社保。”

　　对于老板来说，道理也同样如此，只要能赚钱，一切麻烦都不算麻烦。2018年，他们成为某大厂的“独家供货商”，虽然没有接受投资，但稳扎稳打，丝毫没有颓势。在2019年的年尾，他和刘哥曾许下雄心壮志：2020年，在全国至少要开到120家店。

　　李泽瑞最看重人脉，维持人际关系也有自己的一套，他每旅行到一个地方，就找最代表当地的特色水果，一定是市面上不好买、即便买到也不正宗的水果，然后送给客户。有一年，他用这个方法送出去70多箱甘肃产的苹果，直至今日，他的微信里还收藏着这些地址。

　　“快递快到客户家门时，再发个微信问候一下，之前不要打扰人家。我自己开店，无论多贵的进口水果，我都不会给人寄——你给只吃有机蔬菜的人寄那些，不是给人家造成负担吗？我也不是要巴结谁，不是要求谁办事，只是要让别人记住你。其实有些人，你巴着人家也没用，有适合你的资源，人家能想到你，这就够了。有些项目，让你进，你也不配进。”

　　“其实我自己的心里也有一杆尺，不是你有钱、你有资源，我就要和你玩。这些年的经验下来，我觉得最值得结交的，还得是白手起家的‘一代’们，特别是疫情前，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真的能学到东西。”

　　“那疫情之后呢？”

　　“现在不喜欢听他们说了，成功不能复制，甚至都没法借鉴。一个时代过去了，那就是过去了。”

　　疫情初期的一次封控，一个店就坏掉了7万块的水果。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的小插曲，李泽瑞当时特别心疼，就想着赶紧能够正常营业，把这点钱赚回来。即便后来马上迎来第二次、第三次封控，亏损从几万到十几万，再到几十万，他们依旧没意识到黑夜将至。

　　直到后来，李泽瑞才知道，那7万块不过是一个轻得不能再轻的序曲。

　　2020年时，李泽瑞最担心的问题甚至不是亏损，而是好不容易培养起的熟练工离职。当时已经出现“用工难”的趋势，服务行业招人尤其难。特别是年轻人，看不上这种工作，不愿意吃这份苦。整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极大，每次假期后都有不打招呼就离职的员工，一些人甚至不会再回北京。

　　但很快，李泽瑞的这个担心就不存在了——员工被封控在宿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也出不了门。

　　2020年入冬后，疫情再次反复，果切店开始第一轮降薪。李泽瑞住在燕郊，封控比北京更严格，最多的时候被关在房间十几天。他内心的恐惧也逐渐转变：最开始是怕死，怕感染；后来是害怕眼前的现实，因为每天一睁开眼就是花钱给果切店续命，死都死不痛快。房租和水电占大头，10多家店，3个合伙人，均摊到李泽瑞身上，每天至少是5000左右的开销。可他连小区的大门都出不去，上哪里赚这5000块？拳头挥出去，只有愈发稀薄的空气。

　　实在坚持不住了，风险只能转嫁到员工身上：想走的人赶紧走，留下的人只能发基础工资。宿舍可以一直住，社保也不会断缴，还得强调这不算开除，一切都本着员工自愿的原则，合理合法。估计当时大多数员工也没觉得这是份多好的工作，之前又白拿了一些工资，当天就有员工提出了离职。

　　后来的情况更不乐观，生鲜不能存放，进了货之后卖不完就只能坏掉，开店不如不开。在2021年，他们关掉了第一个店，国贸的店，那是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三环，中国最出名的CBD，开店时的豪情还历历在目。

　　那会儿政府为了应对疫情，提振经济，提倡物业、房东免房租，李泽瑞一些在南方做生意的朋友，房租或多或少都会给予减免。但到了北京，国贸的房租不但一分不减，交租的日期也是一天都不能缓。他也能理解，房东自己打拼买下来的房子，压力也大。北京所有的店铺，唯独双桥店是个例外，因为房子归村集体，村子决定统一给商户们免去了半年的房租。

　　到了2021年年底，有个合伙人退出了，他们一下子就关掉了6家店。又过了1年，“红码”终于取消了，可李泽瑞的积蓄见底了。他把所有银行卡的余额统计了一番，计算自己还能撑多久。一算完才发现，这些年的钱来得是快，但开销也大，真正攒下来的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借钱，而不是彻底关店——疫情已接近尾声，希望仿佛就在眼前。可他没向别人借过钱，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好，之前都是他借钱给别人，到现在还有几个万八千的借款没收回来，他也没打算往回要，那个金额本来就没准备让朋友还。

　　连续几天，他翻遍了微信好友，发朋友圈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了，除了当年在酒吧认识的那个“真朋友”大哥。他的朋友圈每天都要更新几条，还是那么的朴实无华，没有打卡定位，没有滤镜摆拍，更没有遣词造句。照片是不常见的烟和酒，是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也可能是一个路灯下烧烤小脏摊，发的都是寻常昼夜。

　　在每一条朋友圈下面，李泽瑞都点了赞。不一会儿，大哥就和他私信闲聊了起来。得知李泽瑞的近况后，没有一点拐弯抹角，大哥直接拨通了语音，问：“你要多少个？”反倒是李泽瑞支支吾吾，没有说一个具体数字，只说差了几十个。

　　挂了电话，大哥又发来微信，让李泽瑞把卡号发给他，就在当天下午，李泽瑞的账上多了40万。

　　可40万也只能支撑果切店不到2个月的开销。有朋友投资虚拟货币，资产不到一年就翻了番，李泽瑞也想赌一把。因为有人带，仓位从一开始就控制得很好，但虚拟币入市后价格就一直往下掉，他只能陆陆续续一直补仓，几个月之后，更是直接补到了九层仓位。朋友圈虽然冷清，但是邻居群在那会儿却异常活跃，有人陆续开始感染，日常从抢菜变成了抢药。李泽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他在店里坐一整天也没有什么生意，每天盯着虚拟币的大盘，过得抓心挠肝。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曾后悔自己的“赌一把”的决定。所有事情无非两条路，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到了需要用钱的时候，李泽瑞也没动虚拟币的账户，而是把自己的那辆奥迪以18万的价格贱卖给了车贩子。那时他坚信，前方依旧道路宽广，只是何时出发的问题。

　　2023年，虚拟币的行情迎来了转折，李泽瑞清楚地记得，那天商场刚刚开门，他陪女朋友逛街。后来女朋友去了试衣间，他就坐在休息的沙发上盯盘。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他买的币种突然开始拉盘，陡然拔起的量柱刺激着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跟我提起这一天时，依旧难掩兴奋：“大盘指数从1900一点点涨到了2700，一天就赚了50万。”

　　“后来呢？价格回落了吗？”我无比好奇。

　　尽管上涨趋势远没有结束，李泽瑞却在当天就开始了减仓。理智告诉他：他已经赌赢了，只有落袋为安，才能收获胜利的果实。但他其实做不到完全理智，账户上的钱还是留了一些，断断续续地做着操作。

　　他把虚拟币账户里的1万块转进了支付宝，第二天就接到了调查电话，支付宝也被限制使用了——那1万块被冻结了。他第一时间通过其他办法，迅速清空了虚拟币的账户。不久之后，虚拟货币专项整治使“提现” 难上加难，身边的朋友陆续爆雷，坊间流言漫天。那至今也没能提出来的1万块，仿佛成了命运对他的奖赏。

　　“为什么会那么果断？是再次感受到了‘风向’吗？”

　　“当时什么都没想，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但就是那么做了。”

　　没有丝毫犹豫，仅靠直觉，他再一次把自己放置于命运的十字路口，闭上双眼。是命运自己做出了选择，在后面使劲推了他一把——他距离血肉横飞，一步之差。

　　出于好奇，那晚我打开了相关网址。眼前，是一条条依旧在无限上扬的华丽曲线，也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世界。

　　后来又一次见面时，李泽瑞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刘哥的照片：第一张拍摄于2019年年末，第二张拍摄于23年的夏天。3年多，刘哥的头发全白了。这个出生在河北农村、靠着高学历进入外企大厂、从未松懈的男人，到了40多岁，人生轨迹还是不可避免地下坠了。

　　疫情结束后，他们还剩下5家店，暂停键终于弹开，所有人都在跃跃欲试。李泽瑞忽然想起老和尚的话，连夜开车又去了一趟天津，但步行街的庙却不见了，他甚至都没有查到那个庙的任何消息，是被拆了，还是根本就不曾存在？像是一场梦，他有时候都怀疑真伪。

　　“为什么这么执着算命呢？如果算到不好的，会认命么？”我问。

　　“不是想认命，没有那么悲观。只是想适度地服从命运的安排。”李泽瑞耸了耸肩，脸上一脸无畏。

　　疫情后，李泽瑞也陆续在经营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尝试“两班倒”，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营业到次日的凌晨2点，但换来的却是平台越来越多的扣点，以及更庞大的人工支出。他也做过一些促销活动，但收效甚微，活动一结束，客人就无影无踪。似乎他越努力越挣扎，到手的钱就越少，他甚至觉得，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多付出一点，他赚的钱马上就能变成负数。更麻烦的是刘哥那边，无论和谁对接，无论怎么去聊，都几乎谈不下来互联网大厂的“团餐”了，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就褪去了精致的外衣，员工们不再需要下午茶了。

　　2023年年底，他们继续关店，先关了中关村的，然后就是望京的。那些不断空置下来的写字楼就摆在他们眼前，李泽瑞内心世界的细小缝隙被撑开，几近崩塌。

　　“我再也不信‘白手起家’的发家史了，谁的我也不信。这个年月想要赚钱只能靠资源，夸大努力的过程不如闭嘴。”

　　他停顿半晌，反而说起另一个人，就是之前帮他解了燃眉之急的大哥。如今大哥开了几家拍卖行，发的朋友圈永远朴实无华，人生也总是风生水起。这样的人，还需要讲故事么？即便是最疯狂的时代，他这样的人也不需要太用力地活，从不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

　　“传承是假，继承是真。”李泽瑞郑重其事，似在解读人生的终极真相。

　　2024年年初，李泽瑞才把那40万多给大哥还上，双方都没有提过利息。“借钱时没说利息，你偏到这个时候再说利息，那就是事成之后把人推开。人家不差你的利息，钱对他不重要，起码眼下的这点钱真的不重要。我会一直感谢他，只要他用得上我的时候，我愿意肝脑涂地。”

　　去年一年，他办过卡的健身房、他媳妇办过卡的美容院，无一例外，全部倒闭。一年前隔壁的商户撤走的场景犹在，上了锁的门没有再打开过。他们之前的加盟商也在这一年全军覆没，不可能出现新的加盟商了。

　　“这会儿再搞加盟，不就成骗子了？再说，现在的人都穷精了，不是你想骗就能骗得到的。”

　　2024年暑假，很多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主动到他店里询问招不招兼职，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听说附近几个大的餐饮连锁店都取消了兼职，18块的小时工，大学生们开始抢着干，“可你知道，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吗？”

　　对于李泽瑞来说，每一次交房租，都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坎。除此之外，每个月的发薪日，他也压力巨大，像是头顶始终悬着一朵乌云。

　　“现在员工一个月大概到手也有7000，工作时间早9到晚9，中午可以串着休息俩小时，这是入职前就说好的。如果真的要卡8小时工作时间，那我只能全部关门。”

　　“现在会有人排斥交社保吗？或者说让你把交社保的钱转成现金给自己？”

　　李泽瑞摇头：“即便现在工资比之前低了一点，他们还是愿意交社保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只要能让大家的工资覆盖基本的生活，没人会排斥社保。特别是现在，员工里的大学生占比大，他们都懂法。”

　　“那他们入职的时候，会强调8小时工作时长吗？”

　　“面试之前都有沟通，既然来上班，就是默认这个工作时长。实话实说，现在每个店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好的时候，我能从一家店赚个几千块，甚至赚得没有员工多。当然也不能这么算，我的时间更自由一些，所以我就出来‘跑车’了……但我还要承担风险。”

　　到了年底，刘哥虽然没撤资，但基本不再过问店里的事情了。他决定回河北老家搞种植，其实还是继续创业。李泽瑞有点担心：“你是农民的儿子，就不要想创业，那不是十里挑一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万一挑一。起码现阶段，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该考虑创业。”

　　也是这时，两个人为了节约几家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停止缴纳自己的社保。

　　2025年年初，李泽瑞开始跑“黑车”，同时还在管理着剩下的3家果切店。他的主要路线是从燕郊去北京的两个机场。顾客除了邻居，还有一部分来自小红书——这是燕郊其他“跑车”的司机没怎么用过的获客途径。

　　他家里现在还有两辆车，平时“跑车”的时候就开那辆白色的“北汽”，因为每周都要办理进京证，这辆车的牌照需要一年换4次，每次费用120块——这也算“北三县”的一大特色，有京牌的人不会懂，没以北京为生活圈的人也不会懂。

　　他也想过换一辆新能源车型，甚至还去过4S店，但发现“电车价格降得特别快”，越降价，他越不敢买，算了账后立刻冷静下来，“为了省那点油费其实不值得，维持现状吧……如果不是赚得太少，其实我很喜欢‘跑车’，每天都能遇到不同的人，很有意思”。

　　他把这种生活称之为“半躺”，觉得自己之所以有资格这么干，要归功于他没有房贷。他没有任何负债，除了疫情那会儿迫不得已和朋友借过钱，他都没有跟父母要过钱。即便果切店赚钱最多的那几年，他也没有想过要在北京买房，他没有北京的户口，最大的“教育红利”根本享受不到：“我就是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镇的人，在北京买房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之所以开始“跑车”，除了喜欢开车，还有另一个原因——在2024年，他的儿子出生了。媳妇在3万6的月子中心，养娃每个月雷打不动要1万左右的支出，还有年纪越来越大的父母，这些都让他无法完全“躺平”。他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要向老人伸手：“我爸妈不是体制内，不是公务员，他们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甚至都没有退休金。我呢，赶上好时代，那就几万几十万地挣，现在，几十几百的也能挣。我也不觉得这算什么失败，这不是我的问题。”

　　他也不准备卷孩子，除了进口的奶粉和尿不湿，其余的开销就是买玩具，早教班一个也没报。“我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长大。对比学历，显然社会经验和人脉更重要。但你能奢望一个孩子有什么社会经验和人脉？这些难道不应该是父母给吗？我没有看到过一个老板的孩子会真的在工地搬砖，但是现在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去工地搬砖，不算稀奇吧？”

　　他举了他所见到各个阶层父母的例子：先搞定北京户口、接着买海淀的学区房的“高净值人群”；去天津买房、花光所有积蓄的“普通白领”；夫妻俩加在一起勉强月入1万、也要报上万补习班的“底层打工族”……在他看来，这些父母正在用这种“倾家荡产”的教育方式，把一家人的未来推向绝路。

　　“孩子不会感谢你的，到他们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的时候，你却早把钱都砸在了所谓的‘教育’上了，那才真叫可笑！你以为你在投资，万一你是在消费呢？钱这个东西可不是你随便花完还能随便就回到兜里的。”

　　“到了孩子上学的年纪，你也不卷么？”我说。

　　“反正不卷学历。”

　　“那卷什么？”

　　李泽瑞沉默片刻，给出了一个看似“反套路”的答案：“卷我自己。”他继续分享着自己的观察：在那个大哥“向上”的社交圈里，他只看见了一条几乎完全统一的路径——孩子未来的路能走多宽，终归靠父母的人脉打底。然后，他反问我：“我们普通的小老百姓，连自己的人生都规划不了，拿什么去规划孩子的呢？”

　　他说，就在今年的7月份，我去新疆的那个月，他又关停了一家店面，如今他在北京只剩2家果切店要管了。“半躺”之后，他靠聊天寻找同类，无车可开的时候，他会在小区的超市门口和人闲聊。他转述了很多关于燕郊的人和事，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向上看”和“向下看”：看自己想成为谁，看自己不能成为谁。

　　人生处处是对比，最不缺的便是参照物。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来燕郊“躺平”，他们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在燕郊租房，过万的差价便成了滋润的养老钱。李泽瑞知道的最夸张的一家三口，父母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儿子也继承了父业在大学工作，他们把北京的房子全部出租，儿子平时就住大学宿舍，然后在燕郊的同一小区租了3套房，每个人都过上了“独居生活”，老太太在附近酒店办了年卡，用老年卡坐公交车，每顿饭都去酒店吃，从不落下……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李泽瑞却觉得很正常：“燕郊的物价低，性价比高，咱们都是些小老百姓，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他还悄悄混进了燕郊本地的相亲群，看到了熟识的老邻居——当年同样拿到了拆迁款，同样家里有2个孩子，但那家人的儿子身体不好，40岁就中风了，女儿都37岁了也不结婚，就想着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他家的拆迁款都糟蹋完了，哥哥不行了，家里还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后可怎么办？”

　　我发现，李泽瑞有一些非常“传统”的思想：结婚生子是必要的人生大事，有儿子才能后继有人，“早生娃”约等于人生赢家……并举反例，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将如何看你。几次聊天的过程里，如果不是我提问，他很少提及自己，始终围绕着“我朋友”“我亲戚”“我的合伙人”——可他经历了大风大浪的10年，到现在也不过才30岁。

　　“所有人都觉得日子会越过越好，钱也会越赚越多，只要努力就能达成目标。但我认识的所有有钱人，他们的钱，没有一个是靠一天一天积攒出来的。真正能赚钱的时间，其实就是那么几年。赚到了，守住了，就成了。像我，赚到了，没守住，就只能等下一个机会……”李泽瑞再次强调，“无论心里装着什么，人都得活在‘趋势’里。我们这种普通的小老百姓，更要顺势而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