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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女婿卢弘：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泽东宠幸的姐妹
编者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妹妹2003年已经作古，姐姐则还健在，她们就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所披露的那对姐妹花，先是妹妹被毛泽东“宠幸”，一度差点为毛留下“龙种”，她之后再把姐姐奉献给“伟大领袖”。本故事的作者则是这对姐妹的战友、中国著名外交家、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前《解放军报》社编辑卢弘。芦先生本身也是一位老革命，1944年即参加新四军，1949年加入中共，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50年，其中在《解放军报》社近3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卢弘已经出版传记、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多部，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伯钊传》、《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和《伍修权传》等，并是中国著名刊物《炎黄春秋》创办人和前主编，目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卢弘先生与这对姐妹交往数十年，深深了解她们与毛泽东交往的细节，也由此深谙人性丑恶和虚伪的一面，因此希望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原一点历史的真相。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秧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才是个十四五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两眼随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这时我已长大，对于她的美仍是惊叹不已，她的丈夫即我们军长，平时与我们这些「小兵腊子」，有点没大没小，常在一起说笑，并且对我似乎格外关顾。一九五五年我借调到总政工作时，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军长正在北京，准备在此安家，我去请示了军长，他对我全力支持。我进了美院之后，他竟亲自来学校看我，来时不带警卫员，又穿便服，入门时被门房老头拦住填会客条，他不知怎么填，被门房训了几句，他见到我时笑道：你们学校门口那老头比我还厉害，为我不会填会客条，狠狠教训了我一顿。我送他出门时问门房老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我们军长，一个真正的将军，你却把他给教训了！那老头这才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眼浊，没看出是位将军；也难怪，填会客条是卫士和秘书的事，您哪会呢？要是你穿军衣带肩章来，学校就会敞开大门欢迎视察了。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期间曾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胳膊扭不过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闺中」。显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一斤，你只说是「可以」，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着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是甚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着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惜把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
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烈士也「音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惜她们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着开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她们不断交往，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
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小的小丫头（应是12岁——李蔚），穿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着松垮垮的绑腿，一头黄毛乱发上，撅着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只是有时拖着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打打腰鼓甚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八九岁，等于是「寄存」在部队文工团里。
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撅黄毛小辫，拖鼻涕的「光辉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身份。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几句而已，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瞧吧！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闯「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甚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
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又进了甚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辇」，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ＤＮＡ检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冲天，并且牛气逼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着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绥医生，指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有的话正好在她那里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
李志绥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不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借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曾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一下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甚么问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
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甚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误了三妹好事。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很不象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甚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着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主动泄露「机密」炫耀自己的丑事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胡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甚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甚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借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沉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手迹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甚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迹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这批特级文物，不知甚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拚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快捷方式，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甚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藉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藉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甚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甚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甚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甚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甚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甚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反问我，你说是为甚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分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藉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着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甚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甚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借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
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着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一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甚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着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甚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所以对我「亲切关怀」和「热诚友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甚么，原来此公别有用心又用心良苦。当时我正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有时就在杨府上班，能够面见杨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获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组」成员，这个「组」虽「小」，声望影响却极大，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择优推荐为「十三大」的新中央领导班子，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出人大、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他们的提名由「十三大」通过后，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就将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小组」。又有一小道消息说，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李伟?)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托儿」，他这个总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愿到手了。他把我当成了政治赌盘中的一只「骰子」，所以才对我「关爱有加」，不惜「礼贤下士」，对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摆筵席又谈心，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我为他做个「传声筒」。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白吃了白喝了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杨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别的甚么也没说过；那老丈人回家，又绝口不提「人事小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小组」，至于说他将主持军委工作，更是决不可能，并且我若真有甚么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为别人说甚么话，「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我是甚么忙也没帮，甚么话也没说，使他对我的期望，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地成为泡影。直到「十三大」结束，他也没分到半杯残羹，这才造成这位首长对我严重不满，因为我叫他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个专门教育别人，指导全军、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为了谋求高位，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个中将，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面前！以前他是为藉助三妹之力，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藉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实际是向她卖身，后来又向我卖笑，等于是个毫无廉耻的娼妓，虽然他原是个一米七以上的汉子。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并且是政工干部，不只是党的悲剧，更是军队的耻辱，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