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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次实地调查江村经济生活，探讨中国农民出路和发展问题
2002年5月21日，92岁高龄的费孝通，在南京大学迎百年校庆世界著名科学家论坛上作报告。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除了费孝通来过20多次，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让村里最遗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抢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开弦弓村。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
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因此有人曾将费孝通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无心插柳”。但费的学生邱泽奇驳斥了这一说法：“无心源于有心。受家庭环境影响，费从中学起就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江村经济》问世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费进一步发现：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的1981年。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乡村工业”之争
乡村工业被认为是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开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谈生意，上海人赶到车站迎接，农村人从来没有受到城里人这样的礼遇。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人说起的这些情况让他惊奇。
费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了三家人。
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
费发现：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费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此时，费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他这样解释理由：“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费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费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选择后者。从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认为，这是费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
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费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发表评论 评论 (45 个评论)
- 3 回复 夺标
- 经典，对当代依然有很大启发意义--最近在一篇经济学论坛文章里刚引用了它
讨论一个全国百强县日化厂的产业升级(原创案例)[讨论]
我一位远房大表哥，是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农业化学，毕业后多年来在家乡负责农业科技，科学种田新方法推广。
后来机缘巧合，成为家乡一家国营农场改制出的著名国有羽绒企业集团总工。今年他们兼并了本县污染严重，与该古城建设国家旅游城市，环境示范城市方针不符合的的日用化工厂，有意改造！
他想学习欧美做法，生产有机，无添加洗涤护理品。
他个人想法呢，是准 备把当地鲜花种植，草药种植与人参专业农户作为原料户。但他希望也能获得一些欧美这类新一代少添加日化产品配方，咱就希望版内学化学化工的科友们提供一些网站，我抽空研究下。
希望大家帮忙，也欢迎您提出管理方面的建议意见。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或者好兆头--如果国家开始把产业链升级坐实到一些原先劳动密集高污染的乡镇和县级企业，这种扶植中小企业等产业链条短板的务实,令咱看见中国工业前景的新希望，比那混淆视听的黑打打黑，纸上谈兵的书生意气于国计民生要实惠得多。
不需要巫婆神汉的水晶球，从一颗砂砾我们就可以管窥世界!
--还记得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吗?
老先生就是从故乡盛泽吴江的一个小村的田野调查来管窥２０世纪初中国江南本土实业的萌芽与消长趋势的。
我也希望这个改造案例能象江村那样成为典范。
- 1 回复 新鲜人
- 这个观点显然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观点，格格不入，57年划为中国最大的右派是合乎当时的时代潮流的。
老法师: 一个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 只有工业化, 工业化的結果, 就是农村城镇化。乡镇发展企业也是走这条路, 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大国。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农业, 也是机械 ...
- 1 回复 总裁判
- 1980年以后，党帮他洗刷得干干净净，并以社会学家为知识分子的形象，当上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他说的话，做的事，并不以社会科学为本，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至于他的民主党派、他的人大领导职责尽到了什么责任，就不必说了。
新鲜人: 所以他是中国最大的右派。从1957年到1980年他在中国消失了23年。
- 2 回复 总裁判
- 江村调查和改革开放后的苏南模式，并不是一回事。
小辣辣: 所以苏南模式一直为毛左所攻击。
作为八十年代又的出现费老，成为一具标准的无害偶像；他从当右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从此紧跟党走，保住了晚年福禄。
- 1 回复 老法师
- 当时的时代潮流现在来看是逆时代的。
新鲜人: 这个观点显然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观点，格格不入，57年划为中国最大的右派是合乎当时的时代潮流的。
一个政府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右派, 归入另册加以迫害。是反人类的行为。
- 2 回复 新鲜人
- 不完全如此，我兄有些偏激。
总裁判: 1980年以后，党帮他洗刷得干干净净，并以社会学家为知识分子的形象，当上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他说的话，做的事，并不以社会科学为本，而是听党的话，跟党 ...
- 回复 新鲜人
- 至于苏南模式的确是费孝通先生命名的，80年代初期也的确走的是发展农村企业及副业的道路。苏锡常地区的农民是最早建起小楼居住的。所以苏州成为中国城乡差距最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后来的外资引进及发展新兴工业，是时代前进的要求。时代不可能让苏州这么一个人才辈出的城市，永远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型城市。要知道苏州是封建时代的状元之乡，现在的院士之乡。李政道及吴健雄,冯元桢等现代美国科学家都是苏州人。苏州走上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工业救国这条道路是必然的。
总裁判: 江村调查和改革开放后的苏南模式，并不是一回事。
作为八十年代又的出现费老，成为一具标准的无害偶像；他从当右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从此紧跟党走，保住 ...
- 1 回复 总裁判
- 命名可以，但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有计划按比例的政策之下进行的，也从来就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不是按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规划进行的。费老这样的历史人物1949年以后起不了作用，即使在80年代后，由于政策制定的党性原则，知识分子在治国和救国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科学救国和技术救国都是空话。毛泽东对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的口号最反感，他认为这都是对共产主义信仰（其实就是他的独裁专制）的否定。
新鲜人: 至于苏南模式的确是费孝通先生命名的，80年代初期也的确走的是发展农村企业及副业的道路。苏锡常地区的农民是最早建起小楼居住的。所以苏州成为中国城乡差距最小 ...
- 回复 新鲜人
- 所以费孝通在毛泽东时代是最大的右派，80年后为他恢复了名誉。他当然决定不了党的政策，但苏南的老百姓认识到只种地，只能越来越穷，因为土地就那么多，粮食产量无论如何提高，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农田占有数只能越来越少，不走办企业及副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由于苏南经济发展不是按国家规划走，所以党和政府没有承认苏南模式，现江苏省称之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反之重庆模式，却是中央7部委发文共同命名的，这就是苏南模式是民间的，而重庆模式是官方的不同。
总裁判: 命名可以，但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有计划按比例的政策之下进行的，也从来就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不是按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规划进行的。费老这样的历史人物1949年以 ...
- 1 回复 总裁判
- 苏南模式是个好东西，是适合江南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模式，年代考源自宋明时代，智慧的江南人领先于世界。小企业自武进始，引起开明领袖胡赵的重视。胡赵先后到常州市清潭新村小区视察并为苏南模式题词。但国家资本的垄断性向苏南模式伸出魔爪，该管的不该，该配套的市场规则不予制定，不予执行，而在常州培育符合中央利益的代理人，结果发展畸形化，苏南模式改为苏昆版。后来赵紫阳在困境中到苏州，唯一的目的就是收钱，根本不顾对这颗文明之珠的保护。到了朱镕基手里，一切都以央企国企为中心，再次导致江南历来被中央政府所奴役的沉闷，辉煌很快被珠江三角洲所取代。
新鲜人: 所以费孝通在毛泽东时代是最大的右派，80年后为他恢复了名誉。他当然决定不了党的政策，但苏南的老百姓认识到只种地，只能越来越穷，因为土地就那么多，粮食产量 ...
江南水乡，地球上一块美丽的沃土，制造着世代瑰宝的同时，被复制着永远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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