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老师

写过了魏老师，再来写杨老师，其实两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故事也不是同一类型，主要是最近讲到文革，让我想到了这老兄，当然也趁机来写写我自己。

杨老师不是老师，他是我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师傅。我当初被分配在一个基层分公司的技术科，那里当时没有科长，杨老师是搞电的，和另一搞机械的两人当时在临时负责。他没什么职位，因为他常给车间的青年工人上技术课，而且他课上得相当不错，大家就都叫他杨老师了。

我一去就赶上一个项目，是市里抓的，我们负责测试些数据，因为设备和条件的原因，做两三个星期的夜班，每天做到早上两三点钟才下班可以回家睡觉，但是我回家的头班车要五点钟才有，我跟杨老师有点同路，也因为我是新去的，又是个女的，那几个星期他就总是和我一起等到有车才回家，正好有机会每天谈很多话。

多数时候是他给我讲他文革中的事情，也是我一直不认可他的一段经历。我当时还不认识总公司的那些元老们，听杨老师大讲哪个人当时怎么被他们批斗，哪个人家里抄出什么什么东西等等的，也吹很多他当时多么神气后面跟着多少小兄弟，反正是足够写本书的辉煌。

我听他讲啊讲的很少能插上话，也没什么话可说，慢慢地他也会流露出后悔，他是文革前考进的大学，大学里基本没学什么东西，那么长时间又没做正事，业务上没有什么特长，加上那些被他们整过的人都解放了，不明报复他也不会想到给他什么好处了。

我在那个基层分公司工作了不到一年，后期的科长是从车间弄去的一个老师傅，感觉只是人事上的头，那段时间我是一直把杨老师当作头的。除和他一起参加那个测试项目外，他还帮我规划实习期间该学习掌握的东西并适当监督检查，也叫我参与对青年工人的理论培训等工作。

记得很清楚有两件事我给杨印象非常好，一次是外边有个培训班，杨老师问我是否要去，公家的时间公家的钱，我当然说愿意，那时科里还有个女的小高，是业余大学出来的，在那里工作几年了，她当时已经在进修另一门类似的课。杨老师后来闲谈中对我说，现在你学这个，小高在学另一个，以后再有什么让你们两个一起去。说来说去就流露出 你们女的比较计较，他需要一碗水端平 的意思。我马上跟他说，你问我要不要去我当然说要，但是你如果有任何为难怕人说你偏向的话，你尽管朝其Ta人偏向好了，我不会在意的。我那绝对是真话，应该也让杨老师少用点脑细胞吧。

还有一件事也是和那个小高，测试数据那个项目我因为刚从学校出来而被安排负责处理数据，我发现有一段比较重要的地方他们没有测到，私下跟杨老师讲清楚后杨老师叫我在会上解释一下，我在会上提出之后惹起小高的大跳，说＂总要有误差，不是这里误差就是那里误差＂，她说话很急声音很高，我则只是讲出我的观点和理由，其它爱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管，后来变成了杨老师和小高的争论，弄得很不愉快。杨老师事后对我说，很意外我的修养程度和好脾气。

离开那边前我先被总公司安排去北京学习五个月的英语，那段时间是杨老师每月帮我寄工资过来的，因此也每月通一封信。通信讲些什么多数我都忘了，两个内容至今记得，一是杨老师在信里讲了个故事，大意是，一只折了翅膀的老鹰在一荒岛上，有那么只天鹅来了，这老鹰凭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帮助了天鹅，当然天鹅早晚要成长起来会继续朝前飞的。意思很明白吧，就是说他帮了我很多么，对这个我挺不感冒的，谁对谁好大家都不傻都能感觉，硬要人家说声感谢就不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当然他也让我感觉到了他的不如意和认命。另一个内容是我要回去前问他北京需要什么，我不是假客气，但还真没想到他会要我带北京的冰冻柿子给他，我们是火车回去的，只好弄了个扁扁的盒子把冻柿子平放在里面，一路都是重点保护，到家时化了但没损坏，好在我家已经有冰箱（那时家用冰箱非常少的）而且有地方放，回家放到冰箱里再冻一下，打电话确定他在时快点送去完成任务。

从北京学习回去后我就被总公司调去了，但工作还相关也常去各分公司，每次去他们那边都会去技术科看看大家，好象主要是看杨老师似的，起码别人那样开过我玩笑，说杨老师不再我就白去了。记得最初我每次去总是不断地吹总公司那边的事情，后来有一次被杨老师找到机会批评了我，叫我不要老是在他们面前讲总公司那边的人如何厉害。道理当然没错，我也愿意接受，但我慢慢搞明白原来我提到的几个人都是他以前批斗过的，或许因此让他更不舒服点了。

杨老师到我出国时都一直在那个技术科。我来美国后就没有再跟杨老师联系过，现在应该退休了吧。祝他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