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国家最高利益决定了不同的自由民主模式（上）

“茉莉花革命”席卷北非和阿拉伯地区。很多人开始都认为，这次“革命”是源于社会不公，或官逼民反。但如果从利比亚的局势来看，与其它国家的“革命形势”一对比，就一清二楚了。其实，就是“利益”二字。

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时不刻都与自身的利益（Interests）密切相关。百科对于“利益”的解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有多种多样的利益。基于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关系，是物质利益，也称为经济利益。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利益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利益等等。

在中国，20世纪的近代中国人从德国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那里引进了“共产主义”思想，与几千年的传统中华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逐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成功。

在西方，13到15世纪从荷兰和英格兰生发出来，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和美洲大陆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基于欧美人的共同文化和哲学思想，欧美人建立了广泛的“泛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基本上主宰着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当今社会，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会有人对现实不满，从而导致社会上的革命与变革、军事政变、反社会行为、恶性群体事件、恐怖主义事件等等，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而上层社会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们，则试图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分析“共产主义的无私（selfless）”与“资本主义的自私（selfish）”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来探讨“共产主义的无私”与“资本主义的自私”之间的矛盾或异同，这可能才是决定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自由民主模式的关键。

先看看“极端条件下”的国家最高利益。

中国的国家最高利益，当然是党的利益，也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共产”，才有“无私”。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核心，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共产党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触及或歪曲的。中国政治领导人认为：共产党的利益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说“三个代表”是国家最高利益。然而，对于西方政治领导人来讲，他们却认为：一个党派本身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不可以成为国家最高利益。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源于“无私”与“自私”。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公司或企业则主要是国营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们的利益不可能超越共产党的利益，因而与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中国也有少量私营的公司或企业，甚至外企，但“党书记”一职也是少不了的，甚至工会也是共产党的一部分。这表明：在中国，公司或企业的利益是服从国家最高利益的。

西方的国家最高利益，自然是财团的利益，也就是公司的利益，因为“自私”，才有“资本积累”。在西方，资本经济控制着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美大陆的商业、金融以及社会等，甚至教堂里使用的《圣经》也是有版权的，不是完全与经济没有关系的，因而财团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触及或歪曲的。西方的政党，哪一个不是整天围绕财团的利益转来转去的？那么西方的“党派”呢？西方的党派，实际上是西方某一个或几个财团的利益代表，或者说是西方某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地球人都知道：西方的某一个党派不能统治一个国家，因而需要实行“多党制”，通过竞选议会席位，才能达到各个财团之间的利益平衡。这也更加表明：西方的党派是不能代表国家利益的。

由此不难发现：在中国，任何个人触及了共产党的利益，妄想用超越国家宪法的自由民主模式来推翻共产党，则是违法行为；在西方，任何人触及了财团的利益，试图用超越国家宪法的自由民主模式来扳倒财团，尤其是与总统、总理或者议会各议员密切相关的财团，也是违法行为。所以，有人说：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公司。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暂且不说“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土、语言、民族、文化、历史等等基本的国家要素）。

另一方面，在中国，任何人可以组建企业/公司、瓜分企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的言行是自由的，即使他们不是国营企业或公司，甚至是外企，只要他们不触及共产党的利益，这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暂且不论这个阶段的弊端）；而如果自己组建政党或其它团体、并与共产党对着干，则是违法行为。在西方，任何人可以组建政党、攻击政党，这些人的言行是自由的，只要他们不触及财团的利益，这叫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而如果自己组建财团或公司，并与大财团大公司对着干，搞得好的，只是在狭缝中过日子，或者慢慢被大财团大公司挤掉挤垮，搞得不好的，就可能会“导致”违法行为，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反过来，有人也会说：在西方开公司很自由。是的！但关键是你的公司与大公司要保持“利益平衡”，不得触及大公司的利益。在中国，也有很多小政党、小团体，只要不触及共产党的利益，言行也是自由的。这两个最高利益的不同，就是区别！

在现实社会或实际生活中，纯粹的政党利益或纯粹的财团利益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则是“政经合一”的利益连带关系。再来看看“政经合一”模式下的国家最高利益。

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官位可以标价、国土可以转让、和尚可以炒股、教会可以经商、婚姻可以买卖、感情可以计算，甚至国家可以依靠战争来发财，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渗透到很多世俗人（包括主席级、书记级、总统级、总理级人物）的心灵深处。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秩序不仅没有形成，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秩序，说白了，也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秩序，而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秩序。很多“异议”人士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抨击说：当今的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而实际上，刚好相反。因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有两条：其一，消除剥削与压迫，这是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其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同样是一种不公。当今中国社会已经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在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个人的私有财富逐步增加。在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力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虽然胡温也感慨：中国在人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利益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因为“党政合一”已经逐渐被“党政商一体”或者“政经合一”所替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蕴含了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贪污腐败、金钱万能、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等，这些都是不正当积累私人财富的表现。所以，共产党才开始整党治国，极力分开“党政商”的职权。其对于政党的积极意义在于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其对于政党的消极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过度维护“私人财富”以及过度维护“个人自由”的两个极端，都会触及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少数人过度维护的“私人财富”属于泛资本主义的范畴，导致两级分化；少数人过度维护的“个人自由”属于自私自利、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与国家宪法是相违背的。“贪官奸商”破坏法律，最终是逃不掉的；“民运人士”破坏宪法，最终也是躲不过的。

在西方，“二战”之后的几十年，西方强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控制着世界的话语权，在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力方面，西方的标准就是世界的统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财团所制定的所有标准，就是世界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当然，不排除在经过贸易谈判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达成的相互妥协。另一方面，任何“非西方国家盟友”都属于“邪恶世界”，中国则是“邪恶世界之都”、“邪恶轴心之心”；中国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战，都会招致无数的攻击和谩骂。因为西方国家害怕共产党中国的强大，害怕“共产主义”将西方人的财富都拿去“共产”了。这种“强盗”心理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在一个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竞选的结果，会导致国家利益逐渐趋于占绝大多数的中间利益阶层，而不是贫富两极阶层，财团或公司的利益受到某种制约。这使得国家的最高利益逐渐趋于共产主义模式的某些情形，用一只“还富于民”的手来掩盖其通过控制资本来控制国家的另一只手。其对于财团的积极意义在于维护了财团的利益平衡，巩固了国家的稳定基础。其对于财团的消极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过度维护“私人财富”以及过度维护“个人自由”的两个极端，也会触及财团的利益。因为少数人过度维护“私人财富”会导致高赋税，尤其是官僚资本主义横行，进而危害国家稳定；另一方面，“劫富济贫”是西方赋税制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适当减少“私人财富”的增加，也是与上帝（天主）的意旨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人热衷于慈善捐款。少数人过度维护“个人自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垄断行为和暴力倾向，也超越了西方的法律体系。西方的法律体系，是维护所有人的个人自由，因而大家是平等的；如果少数人过度维护“个人自由”，产生了极权思想，那就可能触及了财团的利益。

显然，单纯的“无私”与“自私”，在现实社会中是比较少的。在中国，自私自利者大有人在，而在西方，很多宗教信徒却有具有无私的思想。无私者，可能会面临生存问题，自私者，又可能会遇到信仰危机。要达到某种平衡，就需要某种智慧。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无私”与“自私”之间徘徊，无论你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之下。有人认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是因为你触及了政党的利益，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虽然你在西方国家可以触及西方政党的利益，但这个利益不是国家最高利益。如果你触及到了西方国家的财团利益（这才是国家最高利益），那么，你一样也不会有言论自由。因此，把中国的共产党与西方的某某党相提并论，或者说把西方的财团与中国的公司企业相提并论，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明智的。可见，中西方不同的国家最高利益决定了不同的自由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