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呼唤“绿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到白银时代、黄金时代乃至当今的信息时代，虽然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它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代表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当今社会的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全球性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合作的加强，这种合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超越了国界和种族关系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全球化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整合的象征，导致这种整合的是英特网和大众媒介的传播。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也可能意味着污染、传染病、难民、恐怖主义以及其它方面的国际界限日益模糊。全球化的产生与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则，这一规则必定与其产生与运作的过程相适应，并且不断地协调与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与人类本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其一，科学技术使全球一体化。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化首先是人口迁徙的结果。100万年前，早期的人类首次走出非洲进入欧亚大陆，然后进入其它大陆和岛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许多其它的发明创造，使全人类分享了科技发明与创造带来的生活巨变。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加快了航海业的发展，使得分别生活在各大陆的人们开始了广泛的接触。从19世纪末开始，三次大的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给全人类带来了实惠，也极大地拓展了国际间贸易和交流的空间。20世纪中叶，全球化进程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减缓之后，由于航空、电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国家间与文化间的联系，使全球化的进程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进程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的必然。

    科学技术的作用历来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加害于人类，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力，即它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当这种平衡能满足人们需要时，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当这种平衡有悖于人们的需要时，它的作用则是消极的。从表面上看，现代科技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国际性的投资、商业全球化过程使得全新的科技产品和生活理念不断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安于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现代生活；从本质上看，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资源短缺、物种灭绝、耕地退化、环境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以及疾病传播等的全球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流和物流，其造成的难民潮、垃圾潮以及外来生物（包括种子、微生物等）入侵的严重后果更是无法估量的。所有这些趋势结合在一起，已引起全球经济和地球生态极限之间的严重冲突，绿色空间越来越小，使我们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星球更加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不仅是全球化的必然，更是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无知的必然。

其二，全球问题实际上是人的问题。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人类中心主义把自身设定为最高价值、最高目的，以自身为中心，从自身出发，把其它一切存在物看作是“以为我而存在”的，并根据自身内在的尺度对其进行取舍与评判，导致了自然平衡的破坏；人类科学主义极端地追求事物的科学价值，而忽视事物的社会价值，否定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乃是一种低层次的追求；人的片面社会发展观，则过分强调经济的增长，忽视社会与自然的均衡发展。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急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的同时，也急剧扩大了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增加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科学技术也不断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贱活动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改造自然的能力。剖析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正是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人类主体地位加强的过程。现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尽可能地预料眼前行为的未来后果。人类上述这些种种弊端无疑使全球问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日益凸现，使得人们可以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不是靠科学技术自身进步能解决的，而需要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文化等的共同努力。因为全球问题是经济法与政治主权、合宪性问题等的交叉发展的结果，也是对社会质量、劳工平等、福利、文化和环境法的关注，使许多不相关的领域联结起来。

其三，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超越自然生态极限的过程中，相对于另一部分国家而言，一些国家由于其稀缺的自然资源或极其浪费的消费方式，或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对生态系统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掠夺。一些生态资源不足的国家开始从那些资源相对富足的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并进一步向他们输入或改变宗教信仰和管理模式，从而产生了战争、难民以及恐怖行为等。为了化解各种危机，各国政府和组织对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在不断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经济危机和贸易争端的全球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资源与科技的交流与共享，恐怖事件和地区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政治与军事的合作与妥协，“南北关系”与“东西关系”经历着协调－破坏－协调的循环之中。

全球问题出现以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人们的思维，这就是人类对自己行为准则的规范。当人们想要找回失去的“绿色”，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社会发展观。一是客观性：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要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根据自然资源、历史条件、传统文化等具体情况，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弥补不足之处，实现持续发展；二是公平性：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均等的发展，它既包括同代内的区际间均衡发展，此地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彼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也包括代际之间的均衡发展，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三是协调性：可持续发展观视人类社会为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体，其核心内容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要相互协调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在缓解和解决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矛盾中，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达成的共识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的产物。基于人类几百年来科学实践的结果，理性的思考有助于人类识别哪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能更好地引导人类从混乱走向理想的未来。

其四，在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全球合作才能战胜现实的和可能的灾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要依赖于大自然。我们谈论生态系统，就应当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尽管我们的星球被政治的界限分割着，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统一的生态体系。在国际性的经贸洽谈和政治纲领中无一不体现出对全球生态的关注，如《联合同人类环境会议宣言》、《21世纪议程》、《京都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等。上世纪末的西雅图会议表明：忽略了生态问题的全球经济谈判无异于自取灭亡，而全球生态政治正在接受日益严峻的考验。全球经济和它所依赖的自然界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地球因承受了来自全球经济的巨大压力而不堪重负。欧美的工业化导致北非、中东以及中亚的荒漠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与地球是相互依存的，绿色革命不仅是一种科技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国际金融家们和政治家们联手解决全球问题，如建立全球化环境监测体系、制定全球化经贸协定、改革全球化管理模式等。毫无疑问：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对社会是一种危害和损失。以祟尚理性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精神和以注重人的价值为核心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互相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

当面对全球化问题时，国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但与此同时，其它新的力量跃上了历史的前台。除了国际性机构之外，特别重要的便是国际性大公司和非政府机构，现在已经有许多机构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了各自不同的重要角色。新的信息和沟通技术成为了国际性网络化运作的润滑剂。借助于这种网络化运作，行动主义组织、商业企业联合和国际性机构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人类和地球村是一个整体，那么全球问题也需要整体来解决，这是由我们人类生存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虽然多极化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继续停留在国家与地区的层面上，我们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合作的管理机构，代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确保21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破坏地球自然体系的前提下，满足人们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这正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逐渐趋于协调的客观性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虽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全球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在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正走在一个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时代。绿色象征着自然、安宁、祥和与生命。复活节岛消失的文明警示我们：资源与环境问题需要绿化，国际金融与政治体系也需要绿化，地球、人口、健康与和平问题更加呼唤绿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用绿化来保护我们这个绿色的星球吧！

（本文2004年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