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

据说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把食物当作你的药物，药物当作你的食物。”不过，如果我们阅读原文的确切翻译，就不是这样的：希波克拉底的这句格言可能是被人引用错了，许多既得利益者也将错就错。 事实上，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0年说过的话，应该是这样翻译：“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饮食就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这同中医“寓医于食”的观点不谋而合。

现代营养学的局限性

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DCPC中心宣布：β－胡萝卜素对吸烟的肺癌病人的干预实验发现，有两组病人表现为刺激肺癌生长，而化学合成的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Ｃ预防癌症作用均不理想。　　

1997年该中心又宣布：不主张添加任何营养素预防肿瘤，食用黄色和深绿色蔬菜可使肿瘤发病率下降20％。国际抗癌联盟1999年指出：“癌症发生的绝大部分原因是环境因素，而膳食营养是除吸烟以外最主要的环境因素。在膳食、营养与癌症的关系中，只有蔬菜、水果的保护作用最具有说服力。”并据此提出了预防癌症的14条建议：强调“预防癌症不能依靠营养素，而要依靠食物”。

国际营养学界近年的膳食指南也发生了方向性转变：从过去以营养素为基础，转向以食物为基础，因为发现食物中存在许多所谓“非必需营养素”——如低聚糖、香菇多糖、黄酮类化合物、叶绿素、番茄红素、谷维素、茶多酚和二十八烷醇等，同样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预防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中医方剂和日本药局方收载的天然药物和汉方中，也常见蔬菜、水果、谷物、甘味料、香辛料等。美国认识到中医食疗的巨大科学价值，1994年美国政府颁布法律，明确了中草药等植物可作为食品补充剂。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0年说过：“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饮食就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这同中医“寓医于食”的观点不谋而合。

西方的“药片文化”

西方用各种食物原料工业化制成药片（即食物补充剂）服用，形成了所谓西方“药片文化”。一位美国权威人土说：“在大多数人看来，实验室中精心研制出来的药片，是治疗我们身上大疾小恙的灵丹妙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致力于开发另一种药用资源——动物和植物，这就是我们随餐而入的食物。” “得谷者昌，失谷者亡”，“食五谷治百病”，3000年前的周代，中医就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作为疗疾原则。自古中国就有“主副食”之分，孔子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即不可食肉超过食谷、食菜。有趣的是，上述膳食结构和美国农业部1996年颁布的“膳食指南金字塔”不谋而合，然而我国却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 中国的食五谷治百病养、助、益、充的概念来自2500多年前《黄帝内经》。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而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疏通壅滞“。还注重”以形补形“，如杏仁形似心，故补心；核桃形似脑，故补脑；大豆形同肾与睾丸，故补肾。不一而足。

“五菜为充”正如《本草纲目》所述：“菜之于人，补非小也”。

流传于中国民间许多金科玉律都与蔬菜有关：“食，不可无绿”，“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萝卜上市，郎中下乡”，“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三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等等。人类已损失了75％的农作物品种，当前正是这不到30％的作物品种供应着世界上95％食品的需要。中华民族倡导和实践的食物来源多样性原则，充分证明中国“食疗”理论的高度智慧。 凡膳皆药及食疗治则唐代孙思邈指出：“食谷者，则有智而劳神；食草者，则愚痴而多力；食肉者，则勇猛而多嗔”。传统养生学记述薏苡仁性凉、味甘淡，可治疗积热而发的痤疮以及热毒产生的扁平疣。

1982年日本平野京子教授发现薏苡仁中的木瓜蛋白酶可分解体内的病变细胞，对薏苡仁治疗痤疮、扁平疣和抗癌功能进行了科学解释。 中国自古以“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揭示了谷类营养的不足：“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绿豆、红小豆、豌豆、黑豆、刀豆还被用作中药。美国FDA近年将大豆列为“已确立的功能性食品”，雄辩说明中华民族“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的科学性。有食疗功能的食物材料可分为食药兼用的食品，如甲鱼、乌鸡、鱼翅、木耳、燕窝、海参、猴头蘑、姜、枣、蒜、枸杞、梨、蜂蜜等；以及中草药，如人参、党参、茯苓、炒白术、甘草、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黄芪等，它们可以与香辛料一起作为炖鸡、煮肉、火锅等调治虚弱，作为食品烹制时添加的佐料强壮身体，也可以针对某些证候，如：风寒感冒喝“红糖姜汤”，体弱补以“当归乌鸡汤”，止咳润喉用“蜂蜜贝母雪花梨汤”等等。 历代《本草》等古籍中记载了各种食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和主治。煎熬复方中药和多种食物搭配、烹饪，使食物发挥其营养功能的综合协调如出一辙。自古以来“食用、食养（食补）、食疗（食治）、食忌（食禁）”就成为中医饮食调理的理论基础。

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医疗体系，当时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以“食医”为先。

“疾医”即内科医生，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即外科医生，则“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形成成熟的“食疗”治则。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及“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战国时代的《周礼》，载有专业的“食医”和四时饮食宜忌与调适的方法。对宫廷御膳机构有详细记述：膳夫（厨师长）、庖人（负责肉类加工）、内饔（为国王及宫室烹调配餐）、外饔（为祭祀、宾客烹调配餐）、亨人（伙夫）、食医（营养士）、酒正（酒官）等。“食医”则掌和王之六食（稻、黍、稷、梁、麦、瓜）、六饮（水、汤、酒类）、六膳（牛、羊、猪、犬、鸡、鸭）、百馐（百种以上菜肴）、百酱（各种发酵腌渍品）、八珍之齐，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保健养生角度开展的营养医学实践。 中国历代名医对食养功能均有精辟论述：战国。扁鹊说：“君子有病，期先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唐代孙思邈指出“安身之本，必须于食，不知食疗者，不足以全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已设有《食治》、《道林养性》、《退居饮食》、《养老食疗》篇，至此“食疗”已成为专门的学科。宋朝《太平圣惠方》首次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元代《饮膳正要》一书首次系统总结了食物的药效和“食物疗法”。

“中为洋用”的启示欧洲有关坏血病的记载最早见于13世纪十字军东征，160名船员中有100名死于坏血病。而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船队的食谱包括用绿茶做饮料，用黄豆、绿豆制作的豆芽，以及用新鲜蔬菜制作的“泡菜”。中国船员正是食用了富含抗坏血酸的上述食物，才奇迹般免遭坏血病的威胁，是饮食的治疗学意义的成功实践。

 《本草纲目》将松花粉列为“上品”，称：“松花，甘、温、无毒。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民间称之为“益寿粉”。 中国卫生部将松花粉命名为“新资源食品”，迄今人类开发利用的纯净风媒花粉，只有中国的松花粉！ 中国最早开发了发酵食品的保健功能，如酒、醋、酱、豆豉、泡菜、腐乳、酸浆（豆汁）等，有活血、养气、暖胃、驱寒作用，现世界各国也都开始研究。

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2002年公布：斯德哥尔摩大学与瑞典“国家食物委员会”完成的研究表明：汉堡包、炸薯条、烤猪肉、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饼干、蛋糕等食品中含大量丙烯酰胺，可导致基因突变，诱发良性或恶性肿瘤。这一发现解释了西方国家肿瘤高发的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每公斤食品中丙烯酰胺不得超过1毫克，而炸薯条高出约100倍，炸薯片超标约500倍。美国FDA2004年宣布了对750种食品检验的结果，再度证实上述观点。FDA出人意料地在花生酱、黑橄榄、梅子汁、粉类冲泡饮料、婴儿出牙饼以及巧克力碎饼干中检出了丙烯酰胺。而中国爆炒菜肴短时间完成，高低温结合的烹调方式，瞬时高温、内部的温度低，有效保持营养，也杜绝了丙烯酰胺的产生。2004年《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所有的‘进步’，都在渐渐危害生命”的文章，美国CDC的统计表明：64％的美国人体重严重超标；肥胖对健康的危害不久将超过烟草，成为美国人的首位死因。 中华民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结构，具有广杂性、主从性和匹配性。我们应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世代相传。现在美国每年生产大豆蛋白质150万吨，添加在各种食物中，这一“中为洋用”的成功事例给我们以深切的启示。“有宝不识宝”，漠视中华民族“寓医于食”宝贵遗产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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