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心灵深处得以宁静的尺度

人们在不断追求金钱（Money and cash）、财富（Wealth and treasure）与名利（Fame and gain）的纷繁社会生活中，没有闲暇去思考这样一个命题：什么是让我们心灵深处得以宁静的尺度？

几千年来，人们的美好追求，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美满一些。然而，正是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却让我们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往复之中；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生生死死，大千世界、红尘滚滚、来去匆匆。这个“战争”，不仅包括刀枪火炮的真实战场，也包括商品经济的无形战场，更包括“权”“利”之争的社会战场。当人们想要放弃“战争”与“暴力”、追求“和平”与“秩序”的时候，才是人们想要心灵深处宁静的时候。

暴力与法律，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也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

暴力（Force），是一种激烈的、剧烈的、强制性的力量，往往是感性占据头脑时的一种肢体化或武器化行为，并对行动过程缺乏人性思考与判断，而其结果却又往往具有某种主观逻辑性与主观合理性的实际行动。暴力通常表现在个体或集体之间的殴斗、肉搏以及凶杀等。国家、民族之间也往往会发生暴力事件，并很容易上升至武力和战争形式。

法律（Law），古代是指律令或刑法，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而现代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是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本和残酷的教条。

试想：在原始社会里，早期的人类并不会存在“暴力与法律”的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原始的大同世界。那么，“暴力”与“法律”，哪个先产生，那个后产生呢？简单推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利益分配差距，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权力”的产生，因而“权力”才是产生“暴力与法律”问题的祸首；有了权力，便有了法律，最后才有了暴力。因此，权力是祸首。当然，“利益（Benefit and Interest）”和“财富（Wealth and treasure）”问题是祸首的祸首。

权力（Power），是指特定的主体因某种优势而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包括国家、政党、军队、宗教、团体、集体、家庭等等。权力的形成，也往往要诉诸暴力威胁，并强制对方服从。没有权力的平民爆发的暴力行为，往往是有权力的力量产生正义行为，或暴力行为在先，而平民后发制人的一种恶性结果。

有人说，这“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行善也能作恶；行善者，便可产生好的法律；作恶者，便可产生坏的法律。这个“权力个人”或“权力集团”，如何才能行善呢？一方面，“所谓”的法律上平等，掩盖着实际存在的人们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因为即使是所有的权利、机会、利益都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但人们却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资格去竞争这些权利、机会和利益。另一方面，“好的法律”和“坏的法律”，又是相对的。因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法律，是不能一致的，这是由人们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资格来决定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权力问题的复杂化，导致了“权力个人”或“权力集团”具有伪善的潜在性，这里又涉及“利益”和“财富”了。

再次撇开“利益”和“财富”不谈，拥有权力的个人或集团，要想把“暴力与法律”问题处理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为这些“权力个人”或“权力集团”本身，是拥有“利益”和“财富”的，他们自己不仅可以用“暴力”将“法律”固定化，而且也会用“反暴力”，即以暴制暴、以战争解决战争的手段，来强化他们的权力与法律，最终维护他们的“利益”和“财富”。这就会导致如下三个结论：

第一，权力是没有人性的。如果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是有人性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管理职责，而没有权力；相反，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那就是没人性。因为权力就意味着强制与支配，就意味着高人一等，最终产生极权与霸权，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物质利益；而职责就是责任，就是义务，就是一个仆人所要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精神利益。

有人说物质利益（财富）与精神利益（财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实际生活中，差别就很大了。大家都是凡人，物质利益（财富）才是“人间正道”。当然，世上还是会有圣贤存在的，无庸置疑。

第二，法律是没有人性的。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阶级、什么国家，法律都是用某一些群体的约束来换取另一些群体的自由。法律诞生于统治阶层，而对于平民阶层，就不存在他们自己的法律。哪个平民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显然不能！因此，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阶级、什么国家，一部合理的法律只能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对于这“少部分人”来讲，法律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没有人性的。

不要认为这“少部分人”就是坏人，好与坏也是相对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就是这“少部分人”改变了社会与历史。毛泽东就是一例。

第三，暴力是没有人性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还是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一切政治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和财富”。只是这些利益和财富的分配规则、分配形式、分配次序、分配差额等等，在一定时间、一定人群、一定地区有所不同而已。然而，暴力始终是一种客观上的掠夺他人“利益和财富”的武力行为，是与“传统道德”和“国家法律”相违背的“不受欢迎的行为”，因而是没有人性的。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全球反恐合作。为了各国自己的“利益和财富”，各国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协调、妥协；一切反对政府的暴力行为，都已经被视为“极端主义（Extremism，Egomania）”或“恐怖主义（Bioterrorism，Terrorism）”。一方面，“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被视为是一种“叛乱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武装入侵建立政权”也被视为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因此，暴力行为永远就是一个没人性的“低级动作”，无论这种“低级动作”拥有多么合理的依据或美好的理想。

这样分析麻烦大了，权力、法律、暴力，都是没有人性的，那我们这个社会的秩序依靠什么维系呢？有人提出用宗教（Religion）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社会的秩序。宗教是一种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而该神秘统治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的活动。在早期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即法律）、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法律已从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我们不可否认宗教在导向人们行善方面的积极贡献，问题是宗教教义的绝对性（Absoluteness）和权威性（Authority），以及规范行为的人道（Humanity，Human sympathy）与人性（Humanity，Human nature）的合理性，与各国文化背景和传统道德之间的差异产生很大冲突，并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宗教反而是权力、暴力、武力、战争的源头或导火索。

由此可见，依靠权力、暴力、法律、宗教，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寻求一条崭新的、温和的解决方式，这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极端主义（Extremism，Egomania）”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Suprematism，Categoricalism）”思维模式的指路明灯。

依靠“道德（Morality）”又如何呢？因为道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放弃暴力，道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放弃权力，道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代替法律。道德也许可以让人们心灵得以暂时宁静，但道德可以让战争、暴力、权力消失吗？现实告诉我们：不能！很显然，道德与法律具有一些相似和区别的特征。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律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人们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这里显现了道德的“温柔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又出现了：暴力没人性，法律没人性；既不能依靠宗教，又不能依靠道德，要想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让社会有秩序，如何是好？解铃还须系铃人！权力的产生，源自“利益和财富”的分配。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利益和财富”的再分配才是关键，但怎么个“再分配”呢？

加拿大施行的“劫富济贫”高税收制度是一种模式，美国施行的“贷款消费”金融制度也是一种模式，中国施行的“集体分配”的国家财政制度也是一种模式。而实际上，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各种模式的混合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再分配”形式的多样性，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然而，无论“再分配”的形式具有多么好的合理性和协调性，仍旧存在诸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因而也不能解决“人们心灵深处不能宁静”的首要问题，也需要我们平民百姓去寻求一种崭新的、温和的方式，去发现心灵深处得以宁静的尺度。

在探讨了解决社会不公、维系社会秩序的“法律”、“宗教”、“道德”、“财富”的无能为力之后，再来看几千年人类社会中保持稳定的基本要素――人性。人性，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的集合，是人类脱离动物性的基本特征，是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都崇拜圣贤，甚至包括一些宗教领袖，因为圣贤者，就是道德高尚者，是一种理想人格和道德典范。笔者觉得，前面在“道德”问题中谈到的“一定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虚幻、一种软弱；这个虚幻与软弱能否成为现实与强大，关键看个人的人品。相对于人性，人品的概念更加接近我们的现实生活。

人品（Moral quality）又是什么？所谓人品，就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独立于可见因素之外，以不确定方式左右客观事物变化方式甚至规律的无形物质。具体讲，一个好的人品，不外乎用“真、善、美”所构建的人生智慧。人为何会虚伪、凶恶、丑陋？因为贪欲；人为何会贪欲？佛教对此有一个很正确的解答：因为“无明”。通俗地讲，“无明”就是没有智慧（Wisdom），对人生缺乏透彻的认识，看不清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一方面，“法律人”要求“暴力人”放弃；“暴力人”要求“法律人”放弃，二者相争，永无休止，永远“无明”；另一方面，虚伪、凶恶、丑陋让我们贪欲无穷，为了“权”“利”而散失人生智慧，永无休止，永远“无明”。“无明”，才会导致人们心灵难以宁静，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

一个人要想超越生死、超越自我，生活于一个没有假面具的现实，拥有人生智慧才是正道。进一步讲，真正决定人品的是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人生智慧是两回事，前者属于头脑，后者属于心灵，因而[忄美]学（Psycheautology）显得更加突出。人品美德的真正源泉是人生智慧，即一种开阔的人生觉悟，一种脱离了虚伪人性和虚荣心理的觉醒。人品美德如果不是从智慧流出，而是单凭修养造就，便至少是盲目的，很可能是功利的和伪善的，一如那些“战争狂人”、“经济巨人”和“虚伪圣贤”。有人说，这“人生智慧”不过是几个教条而已，不会让我们有饭吃、有房住。错！人生智慧不仅是指导人们生存的基本教条，更是指导人们安心生活、善待自我、善待他人的基本教条。

因此，社会越文明，意识形态越淡化，人生智慧的作用就越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真实自然，人类社会才能不断步入[忄美]（Psycheauty）的境界；人与人之间能否默契、关爱，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取决于人生智慧的相通，才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有秩序、有博爱，才能逐渐发现我们自己心灵深处得以宁静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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