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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Mark Spelman – Global head of strategy, Accenture 关于 Davos全球经济峰会的评论,标题就这个“What Can Drive Economic Growth?“
评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有两大派,即乐观派和唱衰派。这两派都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驱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有三个要素,即人口、资源和科技。这些都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就让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人口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作用:劳动力和消费者。经受过一定技能教育和培训的人口就可以成为市场中潜在的劳动力。相对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可以把劳动力转变成消费者。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由此决定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然资源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全球化经济活动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经济体中拥有富余可以输出的自然资源就意味着该经济体在全球化分工中获得相应的财富支配能力。
科技的进步可以带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由此推动经济活动总量的增长。而且通过国际交换可以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转换成内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额外资源。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科技及资本将自动从相对集中的地方自动流向相对薄弱 的地方去获得最大的应用和增值。
理论上讲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驱动经济活动的增长。
处于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从这三个方面我看不出任何可以阻滞美国长远经济发展能力的可能性(当然美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你如果到芝加哥的 Lincoln Park 、 Golden Coast 去走走,你甚至不会感觉到任何经济危机的迹象。相反你会被这个国家民间巨大的财富能力而吃惊。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合理、自然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独领风骚,这些都将是美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利好因素。
从这三个要素去看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就是非常直观的事情。
同样的情况正在和将要在欧洲发生。
印度将会经历一个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发展周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各个方面都享受了空前的天时和地利条件。平均人口年龄低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几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这些低廉的劳动力通过国际交换使得中国获得了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等。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被闲置和浪费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充分和过度的利用。科技方面得益 于开放政策,大量国外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等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输入,实现了科技跨越式的提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经济发展想慢下来都不可能。
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经过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即将面对一些非常严峻的长期挑战:
1. 自然资源匮乏。支持巨大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土地、能源、材料等将越趋紧张。从国际上通过交换去获得自然资源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未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严重削弱中国通过劳动力的变相输出去交换外部资源的能力。
2. 科技原创能力低下。教育、科技体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等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吸收、消化和引进的科技发展模式将无以为继。教育改革和科技提升要求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文化进行长期的较大幅度的改革,这些都需要耐心和时间。而且全社会要能够达成较大程度的共识去为这些“软件”的提升耗费社会资源。这个就是已故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过的“后发劣势“,即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 国家可以轻易从外部获得经济提升所需的要素时,就会忽视为长期经济发展而努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因为这些变革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和代价。
3. 人口老化。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大幅度波动的人口政策造成人口年龄结构恶化。由于土地资源的匮乏加上政府的垄断等, 高昂的土地成本将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全面抬升经济活动的成本。这个就好像是负劳动生产率增长一样,将削弱中国劳动力通过国际交换获取紧缺的外部资源的能力。
中国无疑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体。我就问一个问题, 您相不相信中国永远都不会发生较大的经济危机?
不管您的回答是相信或不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赞同我下面的这个观点: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经济危机就仅仅是经济危机。但是在中国,较大的经济危机必将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综上所述,尽管千万个不甘心,但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唱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