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孩》面世引争议 上海女孩=市侩女孩？　ＺＴ

不知道该记者看了这本小说了没有？我看了后半部分，即她们姐妹俩在旧金山等待开始，在中国的那段没看。看了这本书，你才能知道一点在美华侨的一点历史，应该说是辛酸史。美国的民主几百年，也就是７０年代以后才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民主。华人移民的配额在宋美龄的游说下４０年代末已取消，而且中美是盟国，但华人仍然没有地位，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局限在唐人街。即使在５０年代初，华人也不能有自己的物业，后来到别的地方买，经纪或无主还不愿意卖给华人。注：原版小说是我家中学生选的一个作业。内容有很悲惨，并激起了对日军兽行的愤慨。

他们（下文）看的是负面，但挑一些词汇，我看到的是历史和华人的辛酸。

转载如下：

《上海女孩》一书去年中面世后，引起不少争议，据报更遭一些书店抵制，因该本 132页的小书，不乏出位建议和评论，开宗明义提醒女孩淘金要钱就要不动感情，要利用青春、美色和性钓金龟，因为「男人很蠢」，而「大部份上海女孩，在床上都毫无顾忌，懂得利用身体令男人沉迷和依赖」，甚至说不只一个「男人离开妻子，全因女友愿意＿＿──请自行填充，答案繁多，包括和肛交。」　（不知从那里找到这些的？？？？）

　　有人因而批评作者将上海女孩模式化，鼓吹「不健康」的思想。但亦有读者认为作者对上海女孩的观察和评论很有趣，如实反映一些女性「衝破传统和禁忌，追求真正想要」的东西；有读者认为是「很好笑」的娱乐读物。

　　不过，作者的朋友就没法如此轻鬆看待这本书了。汉伯里－特妮森说，书出版后她送了一本给一位 50多岁旅居上海的外籍人士，这位朋友正正娶了一位 20多岁上海娇妻，结果对方从此与她割席。

《上海女孩》面世后引争议：将上海女孩模式化成市侩女孩

　　对话作者邝丽莎：

　　我想为西方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记者：为什么钟爱写中国的题材？

　　邝丽莎：我有中国血统。我想说的是我愿意以多种方式横跨两种文化之间。我尽量把我对两种文化所了解的一切放入我的作品中。我美国的一面使我为非华语社会的人打开一扇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窗口，而我中国的一面使我明确我正在写的是真实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使它显得奇异或陌生。

　　记者：什么契机激发你写这本《上海女孩》？

　　邝丽莎：有四个原因，首先，我一直收集上海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广告画，那些女孩如此美丽而迷人，使我忍不住想了解这些女性真实的生活。我也想写那些因包办婚姻嫁来美国的中国女性。我知道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生活有多么艰难。她们在中国有自己的佣人，但是到了美国却活得像个佣人一般。第三，我想写常作为洛杉矶人游览胜地中国的城市，最后，我还想写关于姐妹的故事。


　　记者：为何选择上海作为故事的地点？

　　邝丽莎：部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上海有极端强烈的对比——赤贫和暴富并存。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堪称东方巴黎，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城市之一。它迷人又有趣，是一个一切似乎皆有可能，也的确皆有可能的地方。

　　记者：《上海女孩》中的有些情节似乎出自你个人的经历，小说中充沛的情感力量来自哪里？

　　邝丽莎：当我还是少女时，我跟妈妈一起住，我在洛杉矶唐人街的我们家族的古董店中和我的曾祖父、叔婆、叔公共度了很多时光。如今，过去唐人街的小古董店被时髦的艺术画廊取代了，过去的时光不再。写这些过去的故事可以使我还像小女孩一样能和我深爱的人和地方多待一会儿。


小说原著节选：


　　这出让人心烦意乱、疲惫不堪的闹剧终于结束了。梅和我回到了房间。这间屋子朝东，夏天会凉快一点，但今天闷热潮湿，我们什么都穿不住，只穿着一件粉色薄绸衬裙。我们俩谁也没掉眼泪，也不去收拾被路老头扔了一地的衣服、还有被他弄得乱糟糟的衣柜。我们吃了厨子用托盘放在门外的东西，然后什么也不做。刚刚发生的事对我们打击实在太大，大到我们说不出话来。而且我们担心，一说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准备接受生活中的这个巨变，还得为下一步做打算？可至少我，当时头脑中一片混乱——迷惑、绝望、愤怒……犹如一团灰雾笼罩了脑海。我们躺在床上，努力地……我甚至不知道哪个词能准确表达我们的心情——努力地“恢复”？

　　作为姐妹，梅和我有一种特别的亲近。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会支持我。我从未怀疑我们是否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像所有姐妹一样，把小心眼的妒忌和在父母面前谁更受宠的猜疑都忘到了脑后。我们得彼此扶持。

　　我问过梅，她和弗恩之间的新婚之夜如何。她说：“我做不了那事。”便抽泣起来。此后，我再也没问过梅的新婚之夜，她也不打听我的。我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过是做了拯救自己家庭的事而已。但是，不论我告诉自己多少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依然逃避不了的事实是——那宝贵的一刻已然失去。实际上，让我伤心欲绝的不是家庭失去地位，也不是必须和一个陌生人做夫妻之事，而是Z.G.的所作所为。我渴望找回自己的纯真和少女情怀、快乐以及笑容。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的《长生殿》吗？” 我问梅，希望记忆能提醒她，小时候我们曾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记得啊，那时我们认为自己能演得更好。”她躺在床上答道。

　　“你是妹妹，又比我矮，扮美女这样的好事自然总落到你头上。你总是公主。我呢，只能扮做书生、王子、皇帝，或侍卫。”


　　“没错，但你怎么不想想，你有四个角色，我才有一个啊。”

　　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曾多少次为小时候排给爸妈看的戏斗嘴，而每次的争辩都一模一样。小时候，我们常在主客厅里演戏给爸爸妈妈看，他们边看，边拍手，边笑，还不忘喝茶，嗑西瓜子。他们夸我们演得好，却从不提送我们去学戏或学杂技，因为实际上我们演得实在差劲，嗓音尖利刺耳，筋斗翻得很笨拙，布景和服装也是临时捣鼓出来的。让我们欢喜的是，我俩可以好几个钟头待在房间里，编故事，排练；还一会儿跑向妈妈，借一条丝巾当做面纱用，一会儿央求厨子用纸和浆糊做一把助我们斩妖除魔的宝剑。

　　记得在寒冷的冬夜，梅钻进我的被窝，我们依偎着取暖。我还记得她的睡相：大拇指放在下巴上，食指和中指尖搭在眉心，无名指轻轻放在眼皮上，小指则微微翘着。我记得早晨她会贴着我的背，胳膊把我抱得紧紧的。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小手——小小的、白白的、软软的，手指头像葱那么纤细。

　　记得我第一次去庐山露营的那个夏天，梅孤单得要命，爸爸妈妈无奈，只能带她来看我。那年我大概十岁，她才七岁。他们事先没告诉我就来了。他们一到，梅看见我就跑了过来，到我跟前才停下，就这么看着我。其他女孩都取笑我：你要理这个小娃娃作甚？我心里明白，不能告诉她们我的秘密：我同样想念我的妹妹，我们分开时，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拿走了。从那以后，爸爸总是送我们俩一起露营。

　　梅和我笑着回忆着这些陈年旧事，觉得好过了一点。这些回忆让我们想起我们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力量，我们如何彼此帮助，我们俩一起和所有人作对的日子，还有我们相处时点点滴滴的快乐。如果我们还笑得出来，那不正说明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偷穿妈妈的鞋子吗？”梅问。


　　我怎能忘得了？那天妈妈出去了，我俩溜进她房间，找出几双她那种小脚穿的鞋子。我的脚穿不下那么小的鞋，我就硬把脚趾头往鞋里塞，还塞一双，胡乱扔一双。梅的脚趾头能伸进拖鞋，于是，她学着妈妈的莲步，踮着脚走到窗边，又折回来。我们笑着，闹着，就在这时，妈妈回来了。她被气坏了。梅和我知道我们做了错事，但妈妈颤颤巍巍，满屋子追我们，要拧我们耳朵时，我们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我们俩都是大脚，又同心协力，妈妈追不上我们。我俩逃出大厅，钻进花园，笑到站不起来。我们的恶作剧得逞了。

　　我们总能捉弄妈妈，还从她手底下逃走，但厨子和其他佣人对我们这些恶作剧就没什么耐心了，他们常为此惩罚我们。

　　“珍珠，还记得厨子教我们包饺子那次吗？”梅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盘着腿，两手插在一起，托着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厨子觉得我们多少得会做点什么。他说：‘姑娘家若不会包饺子给丈夫吃，怎么进婆家门？’他压根没料到我们多么无可救药。”

　　“他要我们穿上围裙，但穿上围裙也没用。”

　　“你一朝我扔面粉，围裙就有用了！”梅说道。

　　一堂包饺子的课变成了游戏，最后竟成了一场面粉大战，我们俩都像疯了一样。我们一搬来上海，厨子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清楚两姊妹一起干活是什么样，一起玩耍是什么样，打起架来又是什么样，他讨厌我们打架。


　　“厨子气坏了，好几个月都不准我们踏进厨房半步。”梅接着说。

　　“我一直跟他说，我只不过是往你脸上涂粉。”

　　“不给我们小零食了。点心没有了。小灶也停了。”梅想起这些，笑了起来，“他生起气来真够狠的。他说他才不稀罕打架的姊妹。”

　　妈妈爸爸上来敲门，让我们出去，但我们不肯，说是想在房间里多待一会儿。这样做既不礼貌又孩子气，但我俩和家里发生矛盾时总这么做——只要我们认为什么事对我们不利，或让我们不快，我们俩就一致对外，躲在自己的小堡垒中。我们在一起比单独一个人更强大，我们同心协力，便没人吵得过我们，也没法跟我们讲理，他们最后都得让步，答应我们的要求。但这次灾祸不同于以往，不是想去探望野营的姐姐，也不是在发怒的父母、佣人或老师跟前互相保护。

　　梅下床拿了些杂志，我们看看时装，读读八卦。我们给对方梳头，然后仔细搜了一遍衣柜和抽屉，看看剩下的衣服中能搭配出几套新行头。路老头把我们的中式衣服几乎拿光了，只剩下一堆西式衣服——连衣裙、衬衫、短裙和裤子。在绝对以貌取人的上海，我们必须穿得很整洁，不能邋遢，要穿最时兴的款式而非去年的老款。如果穿着过时，别说画家不会雇我们做模特，连我们招手，电车都不会停；饭店和俱乐部的门童可能不放我们进去，电影院里的服务员会验我们两次票。不仅女人得讲究，男人也一样。即使中产阶级的男人，也得住在跳蚤肆虐的出租房里，就是为了省钱买一条更像样的裤子，为了第二天裤缝笔直，他们每晚睡觉时都要把裤子压在枕头底下。

　　这听上去好像我们把自己关了几个礼拜吗？不可能，两天而已。我们还年轻，复原得快。再说，我们好奇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曾几个钟头充耳不闻门外传来的各种响声。我们曾尽量不去听把屋子震得晃起来的锤击声。我们自欺欺人，明明听见陌生人在说话，却说是佣人的声音。当我们终于打开房门时，家里变了个样。爸爸把一大半家具卖给了典当行。花工也不在了，厨子倒还留在家里，他实在无处可去，毕竟留下能有地方睡，有饭吃。我们家被分成好几半，还加砌了墙，好让房客们住进来——一个警察，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后屋；一个学生住在二楼亭子间；一个修鞋的在楼梯底下安居；还有两个舞女住进了阁楼。他们的租金能贴补家用，但显然养活不了一家人。


　　我们曾想过，也许我们的生活能恢复正常，有些方面，还真的和原来没什么两样。妈妈依旧喜欢使唤大家，包括房客，于是，我们还不至于突然就要自己倒马桶、铺床、扫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很清楚自家沦落得多么快，多么彻底。以前的早点——豆浆，芝麻饼，还有油条——都吃不到了，现在我们吃的是厨子做的泡饭——一点剩米饭冲上开水，上边再加点咸菜调味。中餐、晚餐和早餐一样可怜。一向无肉不欢的一家人，现在却嚼着苦力才吃的菜：豆芽、咸鱼、白菜、咸菜外加米饭。

　　每天早上，爸爸都出门去找工作，但他晚上回家后，没人给他鼓劲，也没人过问他。他让我们破产了，在我们心中就失去了分量。如果我们不管他——不注意他，不关心他，以此来贬低他的地位，那么他的沦落和破产就伤不到我们了。我们就这样发泄着自己的气愤与伤心。

　　我和梅也试着找工作，但很难。你得有关系。你得认识有头脸的人——一个亲戚，或是多年来你一直奉承的某个人——要有他们的举荐才行。更重要的是，你得送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一只猪腿，一套寝具，或其他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东西。礼物既要送给举荐你的人，也要送给你未来的老板——即便只是一份在工厂里做火柴或编发网的工作。人们都知道我们如今没钱送礼了。在上海，生活对于富人和幸运儿像一条平静而绵绵不绝的河流；而对于倒霉的人，绝望的气息如腐尸的气味那般强烈。

　　我们的作家朋友带我们去俄国餐厅，请我们喝罗宋汤和廉价的伏特加。花花公子们——他们是富家子弟，去美国读书，到巴黎度假—— 带我们去上海最大的夜总会百乐门找乐子，喝杜松子酒，听爵士乐。我们与贝丝娣还有她的美国朋友们出入昏暗的咖啡馆，这些男孩子英俊又倔强，常被我们敲诈得一分不剩。有一次，梅消失了几个钟头。我既没问她去了哪里，也没问她和谁在一起。这样反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