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當年克艾文隨丈夫王振通回中國投入建設 卻因「美國特務」入獄 一生經歷成為傳奇

【本報記者何芳洛杉磯報導】轉眼之間，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已結束30年了。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對人類尊嚴以及文化的摧殘。但對於一位曾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美國婦女克艾文(Iong Kramer)來說，卻認為是一種難得且不悔的人生經歷。

出生在威斯康辛州中產階級家庭的克艾文，在哥倫比亞大學認識來自菲律賓的華僑王振通，王振通學的是無線電工程，克艾文則是新聞工作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族裔，沒有阻止他們之間的愛情，儘管在當年，在美國的華裔都備受歧視，克艾文還是和王振通結婚。

很快地，五○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當道，不少像克艾文這樣正直的美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之下備感壓抑。相反地，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倒是朝氣蓬勃，給人一種希望，王振通和不少科學家一起坐船奔向這個新的國家。克艾文則從歐洲啟程，追隨丈夫。

將近半個世紀後，克艾文認真地表示:「我當時追隨丈夫去中國，不是因為他長得英俊，而是我們有共同的理想，我們認為科學能夠幫助新中國。」

王振通回國後，在清華大學的無線電系擔任教授，克艾文在當時英文版的「中國建設」雜誌擔任編輯。他們的兩個兒子王友進和王耀漢也相繼出生。

王振通和克艾文純潔的愛國心在不久後到來的文化革命中遭到無情的踐踏。因為王振通家中有很多從美國帶回去的無線電設備，還有信號發射器，「理所當然」成為美國特務，王振通被關進監獄，還被打瞎了左眼，克艾文也被隔離起來，不能再做編輯的工作。

就這樣過了三年，克艾文對這種軟禁生活感到厭倦。本來她的活動地點只局限在清華校園的家中，但是她居然偷越禁地，把一封親筆寫給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的信寄出去。她回憶說，她緊張到根本沒有貼郵票，只在信封上寫「毛主席收」就把信丟進了郵筒。信中告訴了當時的「偉大領袖」，他們都是愛中國的知識分子，從美國回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可是卻被不公正地對待。

這封信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她和一些美籍的知識分子待遇被改善了，丈夫王振通也被從監獄放出來。而且不久後，他們還受到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代表政府向他們道歉，克艾文說:「周恩來真是個好人，他自己沒做錯什麼，可是卻向我們道歉。」

直到1972年後尼克森總統訪華，克艾文才在1973年再次返回她的家鄉威斯康辛州，看望分別將近20年的家人。當時的中國在美國人看來仍然是個「鐵幕」後的國家，克艾文的經歷更成為一個傳奇。

從克艾文和王振通給兩個兒子起的中文名字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友進代表了「友誼和進步」，而耀漢的意思則是非常明顯的。

後來王振通因為專業的關係，回來美國做訪問學者後，順利在美國找到工作。老倆口商量，回到太太的家鄉生活。

現在，除二兒子王耀漢住在南加州，克艾文和王振通以及大兒子都住在北加州。克艾文早些年還保持騎腳踏車的習慣，克艾文除了外型還是一位地道的西方婦女的樣子，在內心深處已經和中國密切不可分了。

而他們的孩子，因為從小和北京孩子一起長大，王耀漢除了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 時候玩的玻璃彈珠、用腳踏車車條做的土槍等遊戲也如數家珍。而對於他顯著的混血兒的外貌，他有時會逗趣地告訴別人:他是新疆人。

克艾文平靜而堅定地表示，她和丈夫從來沒有後悔當年的選擇，因為如果沒有像她丈夫那樣的人，中國不會一下子變得這麼強大的。而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能夠親眼目睹「文革」，克艾文認為是一種難得的經歷。現在，她正在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準備留給後人。至於說「文革」中紅衛兵的行為，她只簡單地表示，那些年輕人是受到錯誤的指導而犯下錯誤。

World Journal 0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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