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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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官方媒体常常报导有人为中国文革时期的行为道歉的事例。这本来很正常，却被不少人理解为“文革道歉”。而道歉者实际上没有说明当时的个人行为与毛泽东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本身有什么逻辑关系。事实上，文革中发生的许多灾难，尤其是在北京的，实际上是文革初期刘少奇等人为了转移党内的斗争大方向而造成的。

我的研究告诉我发生在大跃进四年后的文革是毛对大跃进问题的认识有了突破性变化的结果。大跃进之前和稍后，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铁板一块。虽然有路线斗争，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包括叛党和另立中央等)。1957年，他还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那时毛泽东依然把党内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并提出了著名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发生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了无辜死亡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继续认为是内部问题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处理就有点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他的历史地位和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将会在哪里？四年后毛泽东终于想通了。党内矛盾不总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可以具有敌我性质。“团结—批评—团结”不是解决党内问题的唯一方式。解决敌我矛盾需要新的方式。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他思想转变的成熟。这里已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这段时期的沉重和不定的心情充分表现在他的诗词中。(见马力“市场经济原理三、无限市场经济”多维网) 其中一段引在下面：

“农村无价经济(即空想共产主义或共产风--加注)的失败深深影响了农民的后代毛泽东，使他平时乐观开怀的性格变得凝重深沉，甚至改变了他诗词创作的风格和文采。从那以后，毛泽东在诗词中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一种不明的战斗气氛，似乎总在酝酿着新的斗争，如《屈原》(1961秋)、《和郭沫若同志》(1961)、《冬云》(1962)、《和郭沫若同志》(1963)、《读史》(1964)、《“洪都》(1965)、《西行》(1965)、《重上井冈山》(1965)、《鸟儿问答》(1965)、《有所思》(1966)、《盛名之下》(1966)等，再不闻“桃花源里可耕田”。特别是毛泽东自1954年10年后的1964年，再次为主张重农抑商、用小诸侯打击大诸侯的西汉政治家贾谊写了一首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在十年前的七律《咏贾谊》中，毛泽东赞赏了贾谊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尤其是贾谊的《治安策》。而今被走资派架空、被报刊射影的毛泽东想起了贾谊被贬长沙路过湘水时所作的《吊屈原赋》，借古喻今表达了对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愤懑；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

据 百度百科，这段的意思是：鸾凤躲避流窜啊，猫头鹰却在高翔。宦官内臣显耀啊，谗言阿谀的人得志；贤才被误啊，方正被颠倒。世人都认为卞随、伯夷恶浊啊，而 盗跖、庄蹻反廉洁。宝剑莫邪粗钝啊，铅刀反而锋利。慨叹抱负无法施展，屈原你无故遇祸啊！就好比是抛弃了周鼎，把瓦盆当成宝物啊；乘车驾着疲牛和跛驴啊， 反让骏马去拖盐车；帽冠在下，鞋履却高高在上；这种倒行逆施是不会长久的。

有意思的是在哭吊屈文后，紧接的是“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贾谊一生有很多事可提，却偏偏要说他为梁王堕马而哀伤致死实在不值。这里完全可能是在借喻刘王下马不足惜。

经过几年的思想和情绪的酝酿后，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在饱受非议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民民主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敢把皇帝拉下马”，使刘、邓、周的地位受到了震度与他们在农村推行“一平二调”的责任相对应的政治冲击。为了维护共产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在无奈中以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历史罪名“叛徒”打倒了现行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而公开反对农村无价市场经济的朱德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同样在大跃进后期反对过农村 浮夸风的陈云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也不大，一直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可以说没有那些人造成的农村无价市场经济的失败和之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排除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后顾之忧后，人们不再从他的诗词中读到之前的愤激之情。”

由于当时的公检法掌握在刘少奇手里，中国那时也没有针对执政者渎职和滥权的刑法，毛泽东只能踢开公检法，利用刘少奇在大跃进后为了把责任全部推到毛身上而进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做文章，发动群众打倒刘家王朝，要刘对他的罪行付出对应的代价，阻止这种转变(不是毛允许的矫正)。毛泽东完全可以用走资派的名义定罪刘，但用了历史罪名“叛徒”。因为走资派仍然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给刘戴上这个帽子还等于洗清了刘在大跃进中搞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罪行。而“叛徒”可以涵盖全部时期，还可以暗示刘少奇背叛了他几十年的栽培、保护或庇护，尤其是毛为刘牺牲了高岗、彭德怀，和在大跃进中为刘承担了全部责任。而刘少奇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毛泽东的意图，使出大跃进时的旧招，打着红旗反红旗，派出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已被打倒的旧阶级代表，挑起群众斗群众，制造了许多灾难。陈小鲁等早期红卫兵组织(当时叫“保皇派”)就是那些名堂的代表之一。而文革小组初期的《二月提纲》可能只是党内其他人思想没跟上时的政策。这也使斗争走向扩大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