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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发言人能够坦然面对记者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经验和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发言人的提口头禅是“无可奉告”。
大包大揽型: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事实上往往是一损俱损。
自我辩护型:前期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视媒体为大敌,抱怨记者嗅觉敏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夸夸其谈救援的英勇行为。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我国,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使发言人面临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