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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9月29日,翻看了历史上今天的记事,不由得深深感悟历史对人、对国家的无情的翻弄!1998年9月29日,毛阿敏偷税案水落石出。1972-9-29(壬子年八月廿二)我国与日本建交,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始末”一文中又得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而且“坚持原则”、“最高指示:不能让!”
让我缓缓把上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文章大意述来。
文章说,签署于4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篇幅上来说是最短的一个,正文只有5条7款,全文不足1000字。然而,这一条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其间却经历了4年多曲折复杂的时间,为什么呢?
谈判桌上,中日双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好几个业务协定。在此背景下,1975年1月,双方举行了和平友好条约预备性谈判,当中方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为原则、反对霸权等条约方案时,日方却对其中的反霸条款提出异议,说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因此,不同意条约中的反霸条款。
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国内电示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谈判人员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楚大使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只有更加坚定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方则坚持“‘霸权’这个词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日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苏联当然也明白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1975年1月,就在中日开始商议和平友好条约事宜的同时,苏联把日本外相叫到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友好合作条约进行谈判,企图以此来搞垮日中条约谈判。
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
日本谈判代表的宫泽自嘲地说:“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又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
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对日缔约谈判的工作。针对日本模棱两可的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时间进入1976年,中日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国内,发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献金事件,党派斗争愈演愈烈,三木内阁摇摇欲坠。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他托人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应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着手主持中央工作推动中国的对外政策朝着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进行重大调整。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 ‘签订’。”
中日准备重开友好条约谈判,苏联方面又开始蠢蠢欲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笔写信给福田首相,呼吁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前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以此牵制中日谈判。
当时,美国卡特政府也在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下定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规劝日本在中日缔约问题上积极行动。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谈判围绕反霸条款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霸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14次会谈。
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
8月8日,日本园田直外相来华,在双方事务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与黄华外长先后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8月12日,经过 “马拉松”谈判之后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两个月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对条约高度评价,他说,条约 “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今天,再来回首中日关系、中俄关系; 毛阿敏偷税案水落石出、范冰冰偷税后失踪百余天...不是历史的翻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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