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改革与民主的一次采访（一）

    云间鹤：G教授，您能否首先概括一下你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要成就是什么？还有哪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

    G教授：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之后最伟大的改革就是中国向外面世界的开放， 是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开放，这也是我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得益于各项改革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国也从我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体制转向相对自由的政治体制：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个人就是党，他一个人就可以摆布每个人的生活、思想、 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比，现在的中国，人们的个人生活相对来说要自由得多，人们相对自由也体现在市场环境下的经济相对自由；但是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党仍然是政治体制中的绝对主角，有些试图改变或批判现行政治体制的个人或团体可能还感觉到阻力重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就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及某些价值观而言，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比以往要自由得多的社会；但另一方面，政治上，人们如何想、如何做仍然受着某些控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还很大漫长。

     云间鹤：在您和P教授合编一本书中，您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放在近代历史这一大的背景之下，您认为，从1839-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寻求富强付出了诸多努力，如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百日维新、宪政运动、五四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跃进、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但在您看来，“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都失败了，有的还败得极惨”，直到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才最终成功了。那么，在您看来，邓小平及其后的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同以往的改革有什么不同呢？

     G教授：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同以往诸多改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场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要我说什么是邓小平改革的最大收益的话，我觉得无可否认就是经济改革，特别是使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稳定。现在，没有人会否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近代各个时期都要高，也没有人会否认目前中国一定程度的稳定是其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长期以来所没有的。同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一点尤其重要：毛泽东时代动荡不安，运动不断，人们甚至无法预知明天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当回顾毛泽东的统治时，中国共产党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是70%正确，30%错误；我上课时，通常会把这个评价反过来，我说毛泽东30%正确，70%错误；30%正确很重要，他雄才大略，深谙统一之道，使中国在几十年的动荡和混乱之后走向统一；他发动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尽管这些可能并不是毛泽东一人的改革，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比如说，整个年轻一代受到了基本教育，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识字率达到100%；医疗保健得到了贯彻执行，尽管还不是很完善，但也能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这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能够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如兴修经济设施，包括公路、排水系统、堤坝、学校等，这些设施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当毛泽东——其实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共产党——在实施这些改革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运动。第一场运动是1955年打击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运动；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打击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被怀疑不完全支持毛泽东政策的人；接下来是1958年使三千万中国农民丢掉性命的“大跃进”；再接下来就是1966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毛泽东攻击和清洗自己一手建设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其结果让整个中国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重重困境。所以当回顾我们所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时，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和国初期的种种积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积极因素被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颇具破坏性的运动所抵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最大的收益就是改革以及改革所创造的稳定，它不仅创造了一个人们觉得自己可以好起来的时代，而且，经济上，人们的生活也确实好了很多，尽管有些人还是觉得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上还存在着诸多限制，而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这些方面也好多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