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首图

一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常常骑车撒着把在北京城里乱转。这与后来开着没空调的破车顶着烈日在街上兜风，是差不多的一个境界。这样骑车乱转的日子最后结束在国子监里一个叫“首都图书馆”的青灰围墙外面。那墙后来被涂成仿古的红色，之后又被涂成灰色为要演电影，然后不断更地改颜色以至于我不能数算。那天，我把车锁在墙边，壮起胆，踢起一块石子然后假装追着它无意地晃进大门。这才发现在吓唬人的传达室后面竟藏着那么静丽的一个园子。

从传达室径直下去还有一道门，我被那门里一眼看不到底碧绿震慑着，是层层叠叠的古柏。不敢进去。胆小是我的一大缺点，多年来一直努力克服。后来一个朋友说你这胆子已经傻大了，我才猛地想起矫挽过正的功效。当初的我，无非是享受着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安逸，就是穿过传达室向左一拐就到了的一排平房。

夏天快到的时候，我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迈进里面的园子。只是说不出来的静。青石、斑驳的阳光和古柏刹守在一起。偶尔传来喜鹊沙哑的嬉戏。寻着看过去，是它们翘着翅膀在枝头上下飞舞。园子的底是一个大殿，叫彝伦堂。殿前是敝净的石阶。上面一座日冕独立在宽阔之处沐浴着阳光。所见之处没有一个人。我如入自由之园，欣喜地拍打着大殿外墙的红漆砖。寻了好一阵才找到门。壮着胆子吱呀呀地把门拉开，方知道这儿不能随便进。门里是个超大的开架阅览室。弥漫的阳光随意撒在里面。从开阔处有扑面而来的静谧将我拉住。我一时间仿佛丧失了意识，端立在门口，挪不动脚步。  

图书管理员提醒我下次带上初中学生证。我站在门口，扫了一眼大厅，听到稀疏的书页翻动的声音，怅然而出。那时的北京，应该是百废待兴的年代。所有的规矩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需要改进，又都不需要改进。我常常想，斗檐下红漆门吱呀开启的一刻是否契合了冥冥中某个时代的兴起？

反正这一去就是好几天。等我再来的时候，彝伦堂的规矩已经变了。好像就在几天以前还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忽然变成至少要是高中生才可以。以后的许多事使我认识到自己总是某一道流程上的最后一个产品：大到上学，小到排队买东西，我后面一向没有同类的继承者。神把一扇门关上，另一扇打开。一所高中将我提前录取。理论上，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揣上录取通知书来到彝伦堂。

迎接我的是一个看上去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留着一根儿麻花辫，青涩的面庞一副没有长开的样子。那天，登记处的桌子放在门外。初夏的风吹着。她站在红墙边，背景是清阔的石台，周围是枝丫交错、繁绿茂然的松柏。我不知哪来的兴致问她有多大？她就告诉我。又问她从哪儿毕业？她说了个学校，我也没记住，只知道是刚来的。她微颔个头，卡巴着眼睛听着我的陈述。我上下笔画着，嘚吧了好一阵。她只是在我停下的时候使劲点点头把我放了进去。我真正自由了。我从心眼里感激她。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无忧的暑假，彝伦堂像是为我打造似的铺开我的日子。我总是等那女孩子当班的时候把录取通知书递上。若轮到别的管理员询问证件，她就替我辨解几句。我看着她把麻花辫梳成了刷子，镶着领带的花边上衣也换成了很有质地的白丝绸衬衫。

二

暑假过后，总是灾难的开始。我被那所贵族高中里顺理成章的事搞得晕头转向。至今，这所高中在我脑海中印象总是土黄色的操场，和区里拐弯的连到教学楼的小路。起子和三丰成了我在这个别别扭扭的氛围里发泄贫民怨恨的同学和挚友。其实他们俩我在入高中前大约一年就见过一面。第一次看见起子是在星期天奥校的课间。他正把下巴颏放在单杠上准备锻炼脖子肌肉。旁边一个脸袋儿红扑扑的女孩崇拜地望着他。我打开话题。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着。第一次见到三丰也是在奥校。那年头奥校无处不在，北京小孩之被逼奋发图强可见一斑。正上课，他拎个军挎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坐下，听了一会儿，居然举手问了一堆问题。老师手忙脚乱地应付了不知多久。他听完，又拎着军挎在众人眼皮子低下溜达出去。三丰散漫，心思灵活，不像起子那么执扭。

我心里的圣所乃是彝伦堂。在我堂而皇之地做了一阵子高一学生之后，彝伦堂的规矩与我的学业俱进：她变成要至少高二的学生才能进。其实这本不是什么问题。在学生证上加一横足以蒙混过关。只是“白衬衫”——当初破例放我进去的那位，还记着我。她凌厉地抓住了我篡改证件的行为, 一下子将我撵了出去。我也是有些毅力的。每次总在门外扒门缝儿向里侦察。只要她不在，我就钻进去。有时候看书到闭馆，出门取证件时被她撞上，也只好厚着脸皮听她把我揭穿。无非是下一次再拔门缝儿往里看。如此往复。彝伦堂的规矩也像是跟我赛跑似的翻着花样。先是我高一，它变成至少要高二的才能进；然后我高二，它变成要至少高三的才行；我高三，它变成至少要大一。白衬衫不断掐指头数我的实际学位。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彝伦堂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使我从未完全拥有她。另一头高中的日子实在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一天早上，我骑车上学，把书包夹在车后座上，忽然有了跑步的冲动。我又翻身下车，一手推着车跑起来。撒把骑车的经验使我跑得得心应手。清晨的小摊小贩挤在齐刷刷的杨树中间从我身旁甩过。在穿梭的人影和如流飞过的马路崖子中我好像感到自己独立存在于某种境界之外。正如赵传的歌词：“在荒芜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从此以后，我便天天这样先推车跑步到二环路，然后再翻身上车骑完后半段。

我若出来得早，就会有一个女孩子骑车咯咯笑着在我跑步的时候把我超过。我总是看见她候皮筋儿砸起的刷子从脸颊一甩而过。她也骑不快，超过了我，就在前面晃荡。我跑完了，一定撒鸭子骑车追上她。常常在北兵马司啊的什么地方，我和她并肩慢悠悠地骑在上学路上。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直到上了大学，一天晚上，我和起子、三丰泡在三环路的电子游戏厅里，忽然想起她。我鼓起勇气要去找她家找她。那时候电话还是个稀罕玩意儿。起子和她是一个大学的，又都是高中同学, 竟然不知道她住哪。其实我也啥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找到她能说些什么。三丰是活稀泥的好手。起子也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多少多少时间内把地址搞定。后来直到我结了婚，带着老婆和他们哥俩相聚，这地址也没搞定。饭桌上我问那丫头结婚了没有。起子和三丰看看我老婆，又互相对了个眼色，异口同声地说：“那不是给你留着的嘛”。四个人大笑。

高三的日子被大波轰地埋没在那些学过了却不能全做对的习题里。我常常处于有劲使不到点儿上的状态。这使我想起幼儿园时玩儿丢手绢：别的小朋友绕着小圈儿跑，为了能追上别人；我绕着幼儿园跑，因为不能忍受不断转弯带给我的憋屈感。我和三丰决定去长跑。我们从东直门立交桥左边拐角的第一根柱子跑起，绕着二环路跑回到那根柱子，还过了三步。那种兴奋一生中还没有过第二次，有点儿像一个NBA球员在获得总冠军之夜所说：“我需要另一个身体来乘纳此时的喜悦”。我们在若独行便打算放弃的时候，彼此鼓励。起子自告奋勇送水，比我们晚些出发。他骑车绕二环追我们。车骑到西直门立交桥，他就被那桥搞懵了方向。结果晚上六点多才从颐和园骑回来。起子妈急得一个劲儿问我们到底是不是跑步去了。北京长大的，只生活在大院和胡同里。城东的是城西的乡巴佬。如今的立交桥一个又一个地撒在城里城外。而我心中的，永远是那个让人发懵的西直门桥。 

我要再提起那个令我提不起劲儿的高中。以后的经历使我意识到她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学校。每个老师都努力在精神上影响学生。物理老师在第一节课师生行礼之后就在黑板正中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文老师也是在他的第一节课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数学老师常说：“做人要昂起头，夹起尾巴”。生物老师总提醒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些话常在一些时候在我耳边响起。那个学校的操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土。土了土气的实际上是那些篮球架子，当然还有怎么也摆不正的篮框儿。我常常托个球在框儿下瞄准。篮板后面是纯粹的蓝天，胜过一切色彩的调和。有一次我不眨眼地望着篮板后的天空。它充满了纯净的亮光，在我眼前变深，变深蓝，深深的蓝，直至紫黑。我惊恐的眨了下眼睛，天空又恢复了纯净透亮的本色。我心里想，“这真是奇妙的经历”。

三

高中毕业，我暂时离开北京。寒假回家，我又出现在彝伦堂。穿着军装，手里拿着陆军学院学员证，向管理员解释我如何既是一名大学生，又是一名军校学员。我自己也觉得这事儿有点离谱。白衬衫从黑暗里闪出来，一把夺过学员证，上下左右地核对。然后审问我：“姓名？”，“职务？”，“部队名称？”，“学院地址？”，“邮编？”......。我对答如流，没有怨恨，非常理解，非常非常理解。像我这样一个篡改学级的惯犯，屡教不改，见缝儿就往阅览室里钻。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军人，还说自己是大学生。谁信呀。眼见情势颠倒： 当初不让我进的管理员为我辩解, 最初放我进的将我阻拦。末了，白衬衫妥协了，但并不甘心，命令我不要走远。她找来放大镜研究我的学员证。这一次其实是我三年以来少有的以诚实进入彝伦堂。虽然被狠狠地怀疑但我心理踏实。

军训一年是我上的那个大学和89后时代的一抹契约。如果你数算每一年中值得纪念的事，这一年中发生的事绝对不会和其他年份里的事混淆。记得一次清晨的紧急集合。尖锐的哨子声从夜空中铺天盖地响起。我们一个个像痞子一样冲出营房，匝扣武装带的声音在黑暗里蔓延。随后，集合整队的口令从四处响起。操场两侧的鹅卵石板路上传来齐踏踏的紧步小跑的声音。所有单位在检阅台前集合。黑压压的人影在白杨树干间攒动，一波又一波。“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少息”，“立正”，不同习惯顿错的口令在水泥地上空此起彼伏。这像是一首交响乐，这本身也是战斗前夕。低级指挥官向高级指挥官报告，高级指挥官向更高级指挥官报告。报告声越来越稀少，最后清晰可辩。从检阅台传来院值班员向院长颗粒扎钉的声音：首长同志，某某某陆军学院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你指示。鸦雀无声。两三千人的操场只矗立着将军和他的值班员。扩音器里传来三个字：“奏军歌”。

嘹亮的军歌擦着树稍、伴随着晨曦从前后左右冉冉升起。这音乐是我从未领受过、之后也再没有领受过。它把旷野炙烤、把冰水点成火焰。它刺破无数细小的气团，令所有的都破裂，又把聚集在黑暗里的能量席卷，往返冲踏。我的血一阵阵沸腾。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四

一年的军训结束，我回到北京开始正常的大学生活。我带着无可挑剔的大一学生证微笑着来到彝伦堂。彝伦堂也微笑着迎接我。她的规矩又变了。这次变成连小学生都可以随便进。我彻底明白，不再疑惑。原来她只是在和我开玩笑。我坐在一堆小孩子对面，看着他们小声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想象着他们的未来。

起子、三丰和我还时不时聚一下。起子的大学有许多女生。他喜欢给我们讲他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没有一个成的。我们也起哄架秧子地听者。只有一个故事例外。起子邂逅了一位高中同班女生。我还记得从前跟起子在教室窗台上对每一个从下面街道上经过的人都损评一番。当那女孩独自经过。俩人都无言。她文静，不算丽质，但很标志。上了大学，女孩子把头发披肩，单衣裹在身上，裙子飘在风里。起子看见，一定是呆若木鸡。然后就追呗。当然是没成。和以往不同的是，起子的心很痛。女孩陪他出来，送到车站，看他上车。车启动，起子想让车停下。司机嘟囔着，车没停，他哭了。车开到天安门广场，起子莫名地下了车，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坐在台阶上（那时候纪念碑前还没有围栏），看着被红日尽染的广场。

起子说:“然后我就有了一种感觉”。

我说:“我知道，是彷徨？”。起子说:“不是”。三丰说：“是落魄？”。“不是”。“无奈？”。“不是”。三丰和我抢答。都是“不是”。最后起子说：“就是好像被溶进去了似的”。三个人都沉默了。

起子妈走进来，对我们吆喝：“小子们留下吃饭”。我们就趔开嘴笑开了花。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而过。我也风光了，也落魄了。宿舍楼空了。我把307室又打扫了一遍，屋里的“垃圾”堆成一座小山。楼下聚集了等着开门收“垃圾”的民工。夕阳斜照进屋子，照在我睡过的如今已是光板儿的床上。我惊诧于这间寝室的安详，是我四年里不曾体验过的。我屁股坐在桌子上，面对窗户吸完最后一根烟。对面是青藤爬满的另一座人去的空楼。多年以后，我与老婆核实，对面的楼她曾住过四年。时是从前，是荣幸，是恨恶，是伤感，是诀别，是忧愁，是愤怒，是传说中对不上号的现实与理念，是不知所错，是一切的无所谓，我都怀着。楼道里传来蜂拥而至的声音。我该走了。我本想去和那个有名儿没名儿的湖道个别，还想再一次目送那些随夕阳远去盘旋而哨的鸽子。走到一半，心想：“去他妈的”。转身坐上302路车走了。

我已把手续办好，只等出国。我再次来到彝伦堂。大厅的两扇门全开着。外面是明媚的初夏。有微风从纱窗吹进来。我无心看书。彝伦堂也添了许多方便读者的服务，比如卖水。我起身去前台买水。白衬衫接待我。我们对视着，都愣在那儿。从前的许多记忆忽然排列在眼前。说不清是几秒钟，或是从起初相识的八年，在我们之间缓缓地凝结。她先缓过神儿来，然后问我想要些什么？我看见她的长发搭在肩上，额头的发微卷着。脸上不再稚气。眉目间泛着温婉。我把钱放在台上，说要一瓶矿泉水。她递给我一瓶，但还要找我五分钱。我忙说不用了。那时候，存车都要一毛钱。可她已经前后左右地找了起来。我一再说不必麻烦。她坚持。说要到后院去找。然后就转身，长裙子摆起，白衣的背影一路小跑消失在走廊尽头。好一会儿，她汗涔涔地带回来五分钱，放在我手心儿里。我嘴里不停说谢谢。她又要把水冰镇一下，我受宠若惊。我们俩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可我实在记不清我嘴里和她嘴里不停地说的是什么。我只记得心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是不是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没有问。我肯定她记得。这是我最后的彝伦堂。

五

出国一晃十年有余。中间回过几次北京。因为我从这个城市长大，所以无论她怎么折腾，我都认得出她来。首都图书馆已经从国子监搬出去。原先属于它的园子恢复成为古迹。传达室变成售票处，门票二十块震慑着我。我没进去。我只是想把它的样子，那些春华、夏绿、秋疏、冬宁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不要被替代，也永远不被抹去。

北京的大街小巷总是为某个盛会拼命进化着。路宽了，树没了。到处是土黄色的地，土黄色的天和区里拐弯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的小路。我被那些顺理成章的事弄得浑身不自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那个“刻舟求剑”里的人。我只知道我热爱这城市。不是吗？我喜爱她的冬天，那是猎户座繁星闪耀的静冷凄暖；我喜爱她的春天，那是杨树花花开花落的清润连绵；我喜爱她的夏天，那是夏蝉咏鸣酣畅午后的骤雨初歇；我喜爱她的秋天，那是寻常巷陌里寂寥的金黄世界。我想张开双臂拥抱这城市，在她怀里畅诉。

我想起起子的话：“就是好像被溶进去了似的”。正午，我站在灰蒙蒙的街角，感觉身边匆忙而过的人群。曾经不被分辨的我已经无法溶进这个不把我分辨的、生我、养我、让我奋进、让我憋屈、让我奔跑以求脱离、让我被溶进去却不知被溶进去的城市。其实我不甘心，我想知道她到底去哪儿了？我想知道那蓝天去哪儿了？那一排排的杨树去哪儿了？那位图书管理员还好吗？那军歌还能唤起少年人的热血吗？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时代给甩了。我只是怀念那个将彝伦堂之门为我开启的时代：它一定是静卧在宽阔之处被弥漫的阳光笼着正离我而去。

同学间的情意没有随时间而远去。一次回北京，我打电话找三丰。三丰让我不管在哪儿就呆在那儿别动。在摩肩接踵的书店四楼，我看见他从扶手电梯冒上来，千百度中他的面孔让我一下子有了熟悉的感觉。那一刻，我要去拥抱他。我们一同找到起子。起子把好好的工作辞了，在家愤世嫉俗地颓废着。我心理喊着：起子，振作起来呀。三丰和起子准备了涮羊肉。饭桌上我说我信神造天地。起子也信。三丰没说信，也不反对，说要读读圣经。临走，我们互留了伊妹儿，为要以后交流一下读经体会。

后来由于我伊妹儿的故障，失去了他们的联系。最后一次回北京，我过去在脑子里记着三丰的电话，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有4、1、7。我指望在大街上碰到三丰。还惦记起子的工作。我终于没有见到他们。我想，下一次或下下次，一定会重逢。我打算到新的“首都图书馆”看一看。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直到不能再等候片刻。我知道她搬到潘家园。我将横跨半个北京。

300路公共汽车在烈日下狂奔。到了站，我下车，走在树荫里。不敢左右看，害怕所看见的使我失望。我上了过街天桥，下来，又走在树荫里，绕过两个卖冰水的摊子。前面忽然宽阔起来。我想就是这儿了。我向右转身，看见“首都图书馆”的大字闪着金光。我愣在那儿，挪不动步。辉煌、庄严和气宇本该早归属于这馆，如今已经拥有。可我心里一个声音响着：

“算了，算了，它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