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记性极好，多少年前的事，如物价、地点、时间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连银行卡号和很多亲友的电话号码都能脱口即出。不过她年岁大了，说话絮叨。常常为一件小事，反复叮咛，叮得我烦。但是，我最爱听她讲古，讲她多年来经历的故事，可她又不肯多说这些，尤其是不愉快的往事。我也理解，揭伤疤的确痛苦。偶尔她也会告诉我些许往昔，口气也多是轻描淡写，在我听来却是惊心动魄。
外祖父母逃去台湾的时候，因为台湾当时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极差，把孩子们留下了给曾外祖母做伴。谁也没料到“土八路”居然会一统江山，而国民党再也无力回返大陆。骨肉至亲一别，便是近四十年。
文革时期，蒋匪遗孽的日子可想而知。母亲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下放到印刷厂劳动。她的工作是检查纸张，要用手把白纸一页页翻过去，查看有无缺损或污点。最好的纸叫道林纸，用来印制大人物的文字或政府公告，纸张韧薄结实，边缘锋利如刃。她说，纸割破手，虽然只有细微的小口，却比刀切着手更痛。她的手上布满了被纸割破的伤痕。
一天正在翻纸，工厂的革命头目走了过来，厉色地问：“你刚才上过厕所吗？”
“没有。”
“谁能证明？”
周围的工友们纷纷作证，头目离开了。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悄悄说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
过了一会儿，车间另一处有人大喊了起来：“抓到了现行反革命！” 一群人揪着一个女人过来，不是下放的牛鬼蛇神，而是位革命群众普通工人。人们推搡着她走到车间门口，按着跪了下来。立刻有人拿来剪刀，咔嚓咔嚓剪去她半边头发。头发方才落地，又有人嚷道：“不是她！” 于是众人松手。只听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工，嚎啕大哭。
我问我妈，那个半秃瓢的女人，后来是干脆都剃光了呢还是戴上了帽子？她说忘了。
只记得传闻中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毛主席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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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说话写字，非常幸运。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无论任何派别，无论任何立场，都能够享用这个权利。有歧义不妨各抒己见，无法说服别人也不妨求同存异，大不了彼此拉黑不见。如果用强力或用污言秽语遏制别人的观点，那和被我们唾弃的专制独裁手段又有什么区别。
中国的文化革命余孽源远流长，经历过的人乃至出生成长在那个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思维方式和笔法口吻都会留下痕迹，即便在国外多年，如果没有接受西方社会系统的教育指导或人文熏陶，很难洗心革面。但愿我们都能自警。
唉，大概又得挨砖了，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