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原则上是以共享的文化定义和认同的民族主义，部分是因为中国境内有许多的少数民族。17世纪，满洲贵族入主中国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清朝。其后，他们有效地将其他民族，诸如：汉人、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融入自己掌控的版图中。满洲贵族在保持自身独有身份的同时，以汉治汉，将他们自己扮演成开明的君主，以汉族文化传统孔孟之道奴役与愚化汉人。清军入关之后以暴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就是为了将汉人从外表满洲化，以避免汉人从外表的区别上对满清产生华夷之辨。满洲贵族的政策基本上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则认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起义者一方面以满族人是蛮夷为由，与满族人进行了猛烈的战斗，一方面以拜上帝教抨击“儒教”，指斥科举。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从中国传统观念的捍卫者的立场出发，同样勇敢地为满族人而战。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种族划分和中国人文化传统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不过，中国民族主义的涵义随着西方帝国的侵入和主要矛盾的转移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始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由鸦片战争而激起的平英团运动，则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便是中国近代最早以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针对外来入侵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思想方面，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 1901年，梁启超已提倡民族主义，认为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它的功能在“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为此，他向国人提出警告：“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也。” 1902年，他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是孙中山先生，他的民族主义的三大主张是：

(1)要求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缔结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剥夺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因此民族主义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打倒满清政府，打倒诸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

(2)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促成此一要求，一方面是由子民主宪政的成立。中山先生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内，就曾明令解放闽、粤的蛋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为奴之义民和优倡皂隶，使他们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先消除内部各民族间的不平等，以加强团结。

(3)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十九世纪中叶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势力，不只是中国受其压迫，其他弱小民族受压迫的还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推己及人，把他们一齐联合起来。

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作。《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振兴中华

“振兴中华”口号的最初提出，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１８９４——１９11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特别是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先后发出了“振兴中华” 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

的响亮呼喊。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人心之所向。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戊戌维新运动、和稍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去的。“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从事革命的事业的强大推动力。
北京大学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曾在这里学习过，工作过。北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再次喊出了——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的口号，号召国人奋发图强，使祖国更加繁荣强大。祖国正在崛起，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

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 以孤立、保守、排外为主要特征，只看到本民族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惧怕先进事物，维护本民族中某些落后消极的东西，阻碍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这种不利于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因素，必须坚决克服。同时，我们也应当把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习俗、民族文化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严格区别开来。

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 的极端类形:

1. 东突（又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真主党”、“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东突伊斯兰运动），最早于1993年由新疆和田人买买提·托乎提和阿不都热·合曼在中国境外发起成立，同年解散，1997年艾山·买合苏木和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再次发起组织。同年，该组织策划新疆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并宣称“96年大干，97年动手，2000年实现独立。” 其宗旨是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中国称该组织得到拉登领导的阿尔盖达组织的资助，在中国和中亚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但该组织则对这些指控加以否定。中国和美国官方都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也将其加入恐怖组织名单。 其发起人之一艾山·买合苏木于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一次反恐怖联合行动中被巴基斯坦军队击毙。

东突成员，热比亚·卡德尔, 中国维吾尔族女人，做过新疆首富，也做过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后来因为出卖国家机密和资助分裂组织被判刑入狱，2005年，申请保外就医，之后流亡美国，并被分裂组织“世界维吾尔族大会” 美国维吾尔协会推为主席。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直接煽动、策划、指挥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2. 藏青会（又称“西藏青年大会”），1970年10月7日成立於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致力於推动西藏独立。目前成员分布全球，超过三万人；各级职务都由选举产生，是最大、也是最活跃的流亡藏人政治团体。曾经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International Tibet Independence Movement）理事会成员之一的次旺仁增，於2007年起担任该组织主席。 西藏青年大会坚决主张西藏独立，不作妥协，并宣称将采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手段，争取西藏独立，还暗示到包括非和平的途径。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该组织参与发起「西藏人民起义运动」。主席次旺仁增在2008年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西藏抵抗运动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抗争的时刻了。”

由于海外藏独疆独力量和在西方的一些反华力量对中国发起的挑战，激起了中国人民新一波自觉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对西方各种对中国不公正的待遇和西方媒体片面和极具扭曲的报道表达出强烈的愤概和忿恨。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首先发生在西方的华人中间。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的一些势力,媒体是如何歪曲西藏, 新疆暴力犯罪事件，西方媒体如何制造“故事”来丑化中国。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首先站出来和西方的这些势力作哪怕是微弱的抗争。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西方造就了新一波的中国民族主义”。

然而，因为民族主义所包含着的不可控的因素，这些西方势力似乎又找到了新一波挑战中国民族主义的资源，那就是“民族主义”本身。对这些西方势力来说，他们所希望的是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失去控制。 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那就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力量可以公然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往日的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样，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所难免。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无疑，在外在压力下，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的确很难被人所尊敬。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正在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示西方的衰落；相反，中国在开放状态的崛起是西方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然而，很多西方人还是感觉到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确定性。 他们需要在和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来确立他们的新的心态。尽管在西方还是会有人抱着拒绝中国的心态来看中国，但幸运的是，很多人开始用接受中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反对中国的只是西方的一部分人，而不是西方的全部。一些反华人士尤其是组织者具有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有一些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因素使然。

从这些方面说，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当然，在面对西方压力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应当在全球各种文明之间求得一个平衡。随着全球各种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同类型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简单地把什么样的冲突都视为文明冲突。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要考量到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传统儒家那样的具有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国家精神，而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极端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