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一词的由来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汉室江山，推翻元朝的野蛮统治，在《喻中原檄》一文中明显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的口号。  

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喻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 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日本人从明太祖的《喻中原檄》得到启发，在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并成为他们战时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甲午战争日本是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

在孙中山奋起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恰值日本开始对中国实施武力扩张政策的时候。孙中山肯定受到了日本的意识宣传的影响，不加思考的把日本人视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中华同盟会《讨满清檄》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

1907年中华同盟会《讨满清檄》：…… “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