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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三）

作者：light21 于 2010-8-26 20:21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8评论

时间: 25 8 2010 18:25

作者：芦笛来自海纳百川

除了上述智力缺陷外，毛的一系列性格缺陷也同样醒目，同样对他练成毒掌神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的自我期许太高，自尊心与自信心超强，彻底缺乏自我完善能力。这与斯大林有显著区别。斯大林虽然是个人崇拜的发明者，自我期许也非常之高，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同样超强，但并未因此失去自我完善能力。他特别强调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多次引用列宁的有关语录告诫全党。他本人也确实能从重大失败中汲取教训。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也就是他不断吸取失败教训、战胜自己的过程。他从战争初期刚愎自用、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逐渐转变为尊重内行，学会听取专家意见，克制急于求成心理，耐心等待决战时机成熟，最终成长为称职的最高统帅。似乎可以说，如果斯大林没有战胜自己，完善自己的战争知识与技能，则苏联也就不可能战胜德国。

毛泽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永远陶醉在既往的成功里，把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放之万事而皆准的宇宙运行规律。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师古”，这简直就是为毛度身定做的。而“故步自封”这个成语，好像也是老祖宗特地为他发明的。他既不承认有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必要，认定中国古籍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秘方，又毫无勇气承认失败并从中总结教训，丰富扩展自身的经验积累，于是便永远冻结在延安时期，再也无法长大了，其内心世界由少得可怜但无比坚定的几条信条组成：人民是上帝，只要感动了他们，便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哲学是万王之王，只要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便是“抓住了牛鼻子”，就获得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智识资格，能指导全民把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等等。所谓大跃进就是这两个信条的物化，然而它的惨败却没让伟大领袖学会任何东西，除了让他记住“民以食为天”，提出“以粮为纲”，要农民把果树砍了，鱼塘填了，改种庄稼之外，他的基本信条毫未动摇，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在全民刚从死亡的深渊挣扎回来后，他立即又交给他们更复杂的社会改建任务。不仅如此，在九大开过之后，大跃进那套政策又在各地在不同程度上死灰复燃：什么大会战，什么“以钢为纲”，什么“教育革命”等等又冒出来了。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再度使得派仗爆发，国家重新陷入混乱，只怕大跃进又要以全国规模兴起，再度重创国民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救了中国。“阶级斗争”的祸害，无非是让一部份人民遭到歧视、迫害、虐待、批斗、毒打甚至枪决，让其他人趁机不必上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但它毕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摧毁工农业生产，引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

毛泽东这个毛病，越到暮年便越严重，不是“自矜功伐”，反复扳着指头数“十次路线斗争”，宣扬他“与人奋斗”的赫赫战果，完全成了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就是“奋其私智而师古”，越发钻进故纸堆里去，“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把两千年前的原始人法家当成现代人的效法榜样，责令全国人民“评法批儒”，最后甚至把宋江那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下令全国人民去把他批倒斗臭！这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令人不能不纳闷他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怪诞毛病，连王莽的复古都瞠乎其后。

虚荣心超强，使得毛泽东没有接受甚至面对失败的道德勇气，于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先的错误，便成了他施政的主要关心所在。在这点上他连斯大林都不如。斯大林当然也文过饰非，更善于寻找替罪羊，但他毕竟知道国家领袖和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二战本是希特勒和他联手发动的，但后来希特勒突然翻脸进攻苏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苏军一溃千里，在战争头5天内失去的领土就超过了尼古拉二世在两年间失去的领土，战争头半年内就损失了6百多万将士。这空前的灾难完全是斯大林错判对手与形势造成的，他自己也心中有数。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功宴上，斯大林在祝酒词中说：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更是因为他们的常智，社会与政治的常智，以及他们的耐受力。我们的政府犯的错误不只是几个，1941-1942年我们处在绝望的形势中……别的人民会说：见鬼去吧，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它会与德国媾和，让我们得到和平。……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妥协，而是显示了对我们的政府无条件的信任。我再说一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军队被迫撤退，似乎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但俄罗斯人民有信心，坚持了下来，期望并等待我们将事态控制下来。为了俄罗斯人民显示出来的对我们政府的这一信任，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毛泽东几曾这么做过？他何时像斯大林那样，意识到自己对全民的责任，知道在犯了重大错误后必须向人民承认，并感谢人民的宽容？相反，他最大的心病，便是大跃进蠢动丢了他的脸，为此殚精竭虑，苦苦思考如何才能在死后仍能堵住悠悠众口，在历史上留下“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把这当成千年大计，最终找到文革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把敢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抓出来，以绝后患。

据王力披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乃是因为因为刘少奇在动员社教运动的讲话中说对毛著也不能教条主义，开调查会过时了，不蹲点不能作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等等，江青于是去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就有人作公开报告了。毛因此大怒，准备整刘。陈伯达听到风声，和彭真、陶铸一起去劝刘作自我批评，刘作了检讨，才暂时躲过大难。毛后来自己对巴卢库承认，他发动文革的念头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起的，而刘少奇在那会上说的唯一“出格”的话，无非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而这在毛听来就是等他死后做秘密报告。为了防患未然，确保青史留名，他便能把全国投入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的第二个性格缺陷是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但凡百战开国的君主，这都是必要的主观素质，本无足怪，但毛的野心实在大到了滑稽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毛的野心的出格之处，首先是他喜欢豪赌，其赌性远远超过历史上已知的一切赌徒。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一一列举过毛的军事冒险战略，它们之所以没有招致全党全军的覆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巧合使然，不能不令人怀疑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里只举一例就够了：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竟然电告彭德怀等人：“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准备扔下根据地，从西北万里迢迢打到南京去，还告诉张学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 幸亏西安吃紧，张学良命令红军增援，后来事变又迅速得到和平解决，这伟大的自杀战略才未能付诸实施。

毛的赌博并不限于军事冒险，他更爱搞边缘政策，以不顾一切蛮干、拼个鱼死网破的痞子战略与对方比勇气，逼得对方为怕两败俱伤、大局糜烂而让步。这就是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打天下时这么干还能理解，但在打下江山来后还嗜赌成癖，就完全成了一种无从理喻的偏执。据王力说，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说，如果这次文革失败，他和他们一道坐牢杀头。这话充分表明文革不过是他的一场豪赌，而他把江山和性命都押上去了。守成天子不做，却要去孤注一掷，到底为什么？真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这种赌博战略具有鲜明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特色，对内确有奇效，对外只能贾祸。在抗战中，他反复以内战将使抗战大局崩坏的严重后果讹诈国府，并将这无赖战略讲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而蒋介石也确实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听任共军大规模消灭国军而不敢声张。在党内他同样来这一手，当他的倒行逆施引起党内强烈反弹时，他便威胁“上井冈山”，以党分裂的严重后果迫使对方屈服，在59年庐山会议上，以及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他都以这招吓得全党站在他那边。

但对外玩这套就不灵了，而这彰显了他的野心的又一个滑稽之处——不自量力。他不知道，必须有一定资本才配进赌场，否则只会变成对方的讹诈对象。这就是他与希特勒那个赌徒的本质区别——野心与能力之间横亘着万里长城。两人的野心或许差不多，赌性也差不多，只是无论是论本人的智力还是论本国的国力，他都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最后都只能 “走向反面”，毫无必要地陷国家于危局之中。

中美交恶，中苏交恶，都是他无端招惹来的。每次他都不自量力地蠢动，以边缘政策刺激对方。等到对方给惹恼了，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他又吃不住劲了，只能灰溜溜地偃旗息鼓，于是每次都成了“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只能靠意淫“反败为胜”。这方面的赫赫战果，当在《国务家•外交篇》介绍。

毛泽东的野心之滑稽，更在于所用的手段彰显的大愚似诈。毛的远大理想，是接斯大林的班，当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爬上那把交椅，虽然也靠国际共运教皇的道义资源，主要还是靠传统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亦即以强大武力不断地把疆界往外推移，并把周边国家统统化为帝国势力范围。最终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天可汗”。这“文治”与武功两手之中，枪杆子才是最重要的。对比一下二战前后苏联的国际威望便足可洞见这一点。

毛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中式 “裂变”去代替苏式 “聚变”，不去效法苏联蚕食鲸吞周边国家的土地，建立帝国势力范围，却裂土市恩，向几乎一切邻国慷慨地无条件地赠送领土与无量金钱。这种“大公无国”的援助，连明朝皇帝效法蒙古人冒充“天下共主”的水平都没有。明朝皇帝以丰厚的赏赐，引诱周边国家的商人前来“朝贡”，藉此将那些国家算成“藩属”。这虽是自欺欺人，毕竟只是对个人的小恩小惠，并没有向外国赠送领土。而毛泽东裂土市恩、货赂收买的对象，不是转瞬就会被推翻的吴努、苏加诺、恩格鲁玛、西哈努克等人，便是翻脸成仇的金日成、黎笋、尼赫鲁、霍查等人。周边国家非但没有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反倒成了“反华新月形包围圈”。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伟大辩证法，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挣来了“侵略者”的美名。直到今天，中华帝国仍然没有任何势力范围。连毛自己后来都察觉了他的野心与实力的极度不相称，无可奈何地悲叹：“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毛泽东的第三个性格缺陷，是酷爱大手笔，沉溺于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的美学迷醉之中不能自拔，对平庸的行政管理工作既无兴趣又无才干，这与斯大林完全是两回事。斯大林不但是战略大师，而且是非常能干的行政管理人才。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每日批阅的文电车载斗量，时时亲笔修改重要文告，公余还要广泛阅读马列典籍、历史人物传记等等，并详加批点，而且记忆力惊人，连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那种烂书都看过，而且记得内容。

毛泽东则基本不介入行政管理，除了鑽故纸堆外，便是构思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最喜欢大跃进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大会战。大约在他看来，天下最美的场景，便是人山人海。据李志绥回忆，毛对他说，国庆上天安门观礼是受教育，而李首次看了也觉得很受教育。大跃进期间，他陪毛泽东南巡，沿途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土高炉”集群，入夜火光烛天，大家都深受鼓舞，深感自己正在目睹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总之，在毛泽东，“改天换地”必须是直观的、具体的、轰轰烈烈的、万头攒动的、声势浩大的。这就是他说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那其实是一种奇特的美学迷醉，重要的只是形式而非内容，更非结果，要的只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宏大场面给他的强烈快感。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苏联专家米哈伊尔•科洛奇科（Milhai A. Klochko，也就是前些天老金转来的《南方周末》文章提到的那个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专家）对这种美学表演的感想：

“我完全知道，我从一个土堆铲到另一个土堆去的那几铲土，如果还能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会是宣传价值。但在我看来，我上那儿去，如果没有别的好处的话，对周围数百工人来说倒是一个趁机休息一会儿的好机会（芦注：指工人们停下来欢迎他）。当然，我也注意到工人们并没怎么劳累，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我确信，只需两三百人使用挖掘机和卡车，就能比那几万‘热心的志愿者’干得更快更便宜，因为不必为那些人提供运输、住宿和几周的食物。化学所（芦注：他在北京负责指导的中科院化学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也可以持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工作，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一点装模作样的体力劳动上。”

毛的第四个性格缺陷，是奇特的角色错位。毛有非常强烈的“人民救星”的错觉，认定他是人民的化身，他的意愿天然代表了草根民众的诉求。这种错觉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中似乎见不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错觉是他们代表了客观规律，奉行的是特卡乔夫那一套，追根溯源是从卢梭那儿来的，亦即人民群众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必须“强迫他们自由”。而毛泽东不但像传统开国君主那样，认定自己代表“天命”（只是改用“客观规律”的现代表述），而且认定自己是劳苦大众的化身，所想所为都是群众的心意。

这荒唐的错觉，使得他把自己的大手笔当成群众自发的大手笔，认定人民群众也跟他一样，“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人民领袖必须保护这种积极性，“气可鼓而不可泄”，决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这坚定的信仰，使得他在发现自己的大手笔闯了大祸之后，仍然迟迟不想纠正。这倒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择恶固执。据李志绥大夫说，庐山会议前，毛已经发现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他生怕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想贸然纠左。我认为这的确符合毛的心理。当然，彭德怀的万言书一上，他的动机就完全不同了。

毛的第五个性格缺陷，是人格分裂，毕生生活在非常醒目的矛盾中，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对立统一”。例如他一面对西方文化持极度轻蔑的态度，认定中国古书里有解决一切难题的秘诀，另一方面又提倡“厚古薄今”、“破旧立新”，对传统表示出更大的轻蔑。他在内部讲话中用讥诮的口吻提到梁思成等人反对拆北京城墙是何等徒劳无益，与胜利者讥笑战败者一般得意，后来更下令全国人民与传统彻底决裂，消灭传统文化。在他领导下，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焚书斗儒的人民战争，超过了秦始皇一万倍。

又如后文将要讲到的，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等贵贱，均贫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忠实的“人民勤务员”。苏联模式之所以让他感到幻灭，无非就是因为离他那朦胧模糊的理想国相距太远。然而他自己却绝不容许任何人与他平等，要求的是绝对服从，连意见分歧都要当成“路线斗争”。

对毛这个特点，杨尚昆看得清清楚楚，说：“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确实如此，看看他那些谈“路线斗争史”的讲话立即就能发现，此人心眼奇小，睚眦必报，正如杨尚昆说的：“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真是他说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么？

否。五中全会后，毛一直是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政府主席，一直都参加重大军政决策会议，只是在宁都会议后被解除了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那还不算撤职，因为上级给足了他面子：先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说毛“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两周后才由临时中央任命周兼任该职。就这么点微不足道的委屈，毛却嚷嚷了几十年，不但在崛起后把所有的上司都整得死去活来，甚至在米高扬1949年秘密访问西柏坡时还向他告状，造谣说自己几乎被杀了。然而就这么一个心眼比雀屁眼儿还小的人，却动辄号召：“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跨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这种人格分裂与性格矛盾，赋予他一种深刻的叶公好龙天性，百万右派就是这天性的牺牲品。我多次指出，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头并不如大众所想的那样，是深谋远虑的“大鸣大放，挖坑下象”。真实的情况是，毛不满于共党铁腕控制下的万象肃杀，妄想用炼钢炉烧制冰激凌，让猫爪子之下的夜莺唱出动听的歌曲来。他更希望摸索出一种党外监督机制，使得各级党官成为“人民勤务员”，后者其实就是文革的发动原因之一。然而当知识分子们真的被动员起来后，他又受不了了，于是便“因势利导”，把原来颇有诚意的号召化为“引蛇出洞”。

文革期间他又多次显示出这种欲奸无胆、欲罢不能的德行。例如他在文革初期多次谈起巴黎公社委员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并随时可以罢免，给人的印象是他要彻底砸碎国家机器，按巴黎公社模式重新塑造一个出来。这不但哄信了杨小凯等造反派，就连春桥、文元都上了当，把上海的新生红色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然而毛立刻又临事而惧，弄出个不良不莠、根本无法运作的“三结合”出来。

类似地，“一月风暴”后，党组织事实上已停止存在，国家由群众组织管理，给人的感觉是毛准备放弃党组织，去摸索一种新的权力机构。但最后他发现还是无法扔掉列宁的发明，于是转过来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性格，使得毛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响应他的号召或听了他的怂恿的人反倒成了阶级敌人。许多人因而倾向于认为那是毛处心积虑的“拖刀计”。其实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出于毛的性格缺陷，有多少出于毛的阴谋诡计，还真难以断定。他把高岗煽动起来向周恩来和刘少奇发难，然后又倒过去整高岗就是典型例子：到底他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他高岗向他通报中共内部秘密，想藉此诱骗高岗上当，好趁机除掉那里通外国的奸细，还是他想搞掉周而又半道缩手，转而牺牲高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毛的第六个性格缺陷是逆反心理特别强，动辄“老子就是不信邪”。李志绥大夫曾披露，卫士越是劝阻他别干什么，他就偏要干，不但在漂着粪便的珠江里游泳游得兴高采烈，而且偏要到有鲨鱼出没的海滨去游泳。卫士们不敢劝他，只好把打死的鲨鱼放到他必经之地。这貌似勇敢坚定，其实是野蛮痞子的脾性，反映到治国上，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条条，破除清规戒律”、“反潮流”、“开顶风船”，大无畏地藐视客观规律乃至人类最普通的常识，因为它们必然是众口一词的老生常谈，遵循它们显不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概来。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性格缺陷是妄想型人格失常（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杨尚昆也指出了这一点，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 。斯大林这毛病比毛似乎还突出，但希特勒似乎并无此特点。这毫不足奇：希特勒是通过和平选举上台的，而共党领袖是从血海里爬上宝座的。在那种无情的筛选中，杯弓蛇影、疑神疑鬼的心理疾患反而变成了“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的主观优势，有利于他们在党内外的权力斗争中胜出。毛与斯虽然同病，却仍有自己独特的滑稽之处。

首先是毛与斯在党内的地位不同。列宁死时，斯大林不过是个二流人物。即使在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等人，升为一把手后，他的地位仍然不巩固。16大有两百多名代表没投他的票，还有人去游说基洛夫，让他取代斯大林的位置。正因为此，斯大林才涉嫌暗杀了基洛夫，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大清洗，把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做”成间谍干掉。

毛泽东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的权威都是不可挑战的。在党外，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强大的政权，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攥在手心里，百姓根本没有造反可能。在党内，延安整风已经奠定了他的教主地位，因此他根本不必担心。

然而毛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却是对自己的事业彻底缺乏必胜信念，因而终生生活在恐惧中，被想象中的牛鬼蛇神团团围住，坚信政权一定会被他们推翻，因此如故李慎之老说的那样，“以小民为敌国”，采取一切措施去揭露幷消灭各种各样的假想敌。这种恐惧心态越老越甚，完成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泛化深化过程，亦即先从外围小民开始，越整越多，最后整到最内圈中去，把自己完全搞成了孤家寡人。

　　早在50年代，伟大领袖此疾就已经很严重了，1955年，他在《人民被日报》上公布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和日记，在编者按中危言耸听地说什么：

　　“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便成了建“国”以后他心理疾患第一次大发作的牺牲品，幷由此株连到无数“肃反”牺牲者头上去，虚构出来的危险又反过来吓坏了他。所谓“反右斗争”也如此：本来是他的心理疾患使得“鸣放”成了“引蛇出洞”，而引出来的“蛇”又吓坏了他，以致他修改了据说原来颇开明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亦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上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幷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此后他又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强调：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60年代他这疾患就开始“由表及里”，锋芒对着自己人了：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到了1964年6月8日，形势便在病人眼中变得极度黑暗：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到起草《五一六通知》时，就连中央也出赫鲁晓夫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到了1966年初，伟大领袖便开始担心政变，据敬爱的林副统帅在是年5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副接着大谈古今中外政变史，证明伟大领袖幷不是犯病，而是作了有充分历史现实依据的伟大战略部署，幷向全党大声疾呼：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语，正常人一望即知乃是典型疯话，然而伟大领袖却非常赞赏，将之印发全党，作为文革动员的总纲领。毛还钦点陈伯达进驻《人民被日报》，由他亲自执笔，把林副那个讲话写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以疯子的被迫害妄想吹响了文革进军号。

　　只是毛的心思揣摩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林副统帅却万万没想到，他为了论证毛防范彭罗陆杨发动政变的正常性，引用了大量史事，却引起了病人更大的疑心，对敬爱的江阿姨说：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可见老人家真是病入膏肓：林副好心出来论证伟大领袖不是无缘无故害疑心病，反而成了专门研究古代政变史，因此居心叵测的罪证！“伴君如伴虎”的原因，乃在于那君王是个严重的精神病人。

天下太太平平本无事，庸人无穷无尽自扰之，毛这种奇特的心虚情怯的僭主心态，最终“走向反面”。天天担忧“千百万人头落地”，今天怀疑这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明天说那人是匈牙利的纳吉，反而逼反了原来无限忠于他的袍泽，让他死在一生声望的谷底。这与斯大林完全是两回事。

我想，只有明白毛的这些缺陷，才能实事求是、恰如其份地理解作为“思想家”与国务家的毛泽东。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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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 wazhh 2010-8-26 20:50: 我崇拜毛泽东

0 回复 light21 2010-8-26 21:08: wazhh: 我崇拜毛泽东
那当然，林彪，刘少奇。。。。。。都崇拜毛泽东

1 回复 wazhh 2010-8-26 21:39: light21: 那当然，林彪，刘少奇。。。。。。都崇拜毛泽东
呵呵，我崇拜是我的事情，好像也是我的个人自由哈

1 回复 light21 2010-8-26 22:05: wazhh: 呵呵，我崇拜是我的事情，好像也是我的个人自由哈
那是，你不是领导，你的个人自由不会害人

0 回复 lilly13 2010-8-27 09:28: 毛还有恐惧症。

0 回复 light21 2010-8-28 18:53: lilly13: 毛还有恐惧症。
然而毛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却是对自己的事业彻底缺乏必胜信念，因而终生生活在恐惧中，被想象中的牛鬼蛇神团团围住，坚信政权一定会被他们推翻，因此如故李慎之老说的那样，“以小民为敌国”，采取一切措施去揭露幷消灭各种各样的假想敌。这种恐惧心态越老越甚，完成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泛化深化过程，亦即先从外围小民开始，越整越多，最后整到最内圈中去，把自己完全搞成了孤家寡人。

0 回复 lilly13 2010-8-28 20:03: light21: 然而毛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却是对自己的事业彻底缺乏必胜信念，因而终生生活在恐惧中，被想象中的牛鬼蛇神团团围住，坚信政权一定会被他们推翻，因此如故李慎之老
你说得很好。

0 回复 light21 2010-8-28 21:36: lilly13: 你说得很好。
都是芦笛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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