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一九八九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学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开幕三十周年、闭幕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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