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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我为什么不再相信法轮功。起初反应很慢，但逐渐阅读和参与博客的人数开始增加，然后人们开始联系。他们是年轻、聪明、饱受打击的人，在放弃法轮功信仰后正在努力重新适应社会，他们向我伸出援手只是为了寻求安慰和肯定。
三年过去了，电子邮件仍然不断传来。虽然故事的细节各不相同，但有许多一致的主题。
这些故事表达了兴奋和恐惧的混合。兴奋的是他们现在可以听流行音乐了；或吃生鱼片；或者喝杯啤酒；或发生性行为；或培养一种爱好；或者与非信徒一起出去玩——而不感到肮脏和无价值。当他们面对活着的神，并试图将他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驱逐出去时，他们会感到挥之不去的恐惧。
如果你没有像法轮功这样极端的信仰，就很难理解这些感受的深度和复杂性。离开的决定就像颠覆你的生活，放弃你的确定性，一觉醒来面对一个不同的、最初的陌生世界。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接受过如何处理这些对话的培训。我总是询问与我联系的人是否正在看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就想办法告诉他们，他们是勇敢的，他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值得幸福，只要他们能熬过最初的几年，他们就会幸福。
谈话中最先出现的话题之一就是很难将法轮功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李洪志视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灵。许多人费了好大劲才决定联系我，最后才鼓起勇气，因为他们相信李能读懂他们的心，而且他的法身或“法身”——基本上是存在于精神维度的他自己的复制品——总是在他们身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想法。
有些人不敢告诉信主的父母或配偶他们已经放弃了信仰，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在那些确实透露自己已经离开的人中，一个人被锁在车里，另一个人被锁在亲戚的家里，而追随者试图说服他们重新相信。
其他人不得不切断联系，因为他们的亲戚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从信徒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李告诉他的追随者，那些接受信仰然后离开的人将进入“无生之门” ——换句话说，就是地狱。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其比喻为在一锅人痰中煮沸。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时，我不得不查找“痰”的含义。我现在觉得很可笑，但对信徒来说却是真实的。
每个与我取得联系的人都知道一些人的故事，这些人因对李洪志教义的解释而拒绝获得医疗帮助而死于可治疗的疾病——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我个人认识至少有四人死于可治愈的疾病，还有更多人是通过熟人认识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被我的博客吸引呢？因为他们从我写的内容中认识到我会理解他们复杂的情感。西方媒体对法轮功的主流叙述是关于一群和平但古怪的人，他们坚持一些奇怪的信仰，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广播公司最近对法轮功的报道对于不断壮大的前法轮功群体如此重要，我很自豪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始讲述一个长期被忽视或忽略的重要故事。我发现它的电视报道、播客和在线文章经过深入研究、有力且重要。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评估。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对法轮功的报道。它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和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罗伯逊和我一样，都是法轮功附属媒体《大纪元时报》的前记者。据大纪元中文报道，他说，他学习中文是为了在通过法轮功发现人生的真谛后，能够阅读李洪志的原始教义。温迪·罗杰斯则重点关注与移植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中国政府从法轮功练习者身上摘取器官——这种做法令人深感不安，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罗伯逊和罗杰斯认为，从本质上讲，美国广播公司已经重新构建了媒体对法轮功的叙述，使其呈现出更加险恶的色彩。他们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因其危险的医学教义而将法轮功描述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而且它是秘密且不诚实的。 《外国记者》和《背景简报》都拒绝对其报道进行这样的描述，认为它们只是给了批评者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也给了法轮功公平的回应机会。但从我的角度来看，作为坚定追随者12年之后，这样的定性是准确的。
罗伯逊和罗杰斯还认为，美国广播公司实际上是在嘲笑法轮功的信仰。我个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这些天我很难不对法轮功的教义产生某种本能的反应，这些教义包括同性恋者令人厌恶、跨种族儿童没有天堂可去、外星人慢慢接管人体（更不用说较少公开但广泛持有的信念，即唐纳德·特朗普是来自天堂的天使）。
但罗伯逊和罗杰斯试图攻击ABC报道的可信度，暗示ABC有诽谤法轮功学员的恶意，并将ABC的报道贴上暴政的标签，这才是真正让我烦恼的。
罗伯逊和罗杰斯声称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与信徒本身的信仰无关”。我不同意。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比我遇到的任何其他报道团队都更努力地寻找前信徒并询问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记者们采访了一些前信徒，包括我、安娜和努拉特尼。他们与沙尼·梅进行了交谈，她的母亲——我很熟悉的一位信徒——在拒绝接受治疗后死于可治疗的疾病，并死于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和癫痫发作。他们还与更多前信徒进行了背景调查，以进行事实核查。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协助完成了这部分过程。
罗伯逊和罗杰斯出于多种原因驳斥了这些前信徒的观点和经历。他们说，其中一个是“第一代、显然是专横的中国移民母亲的女儿”。他们声称，另一个人将她母亲的死归咎于法轮功（他们提醒我们，死去的母亲科琳·梅已经75岁了）。他们说，另一个人（我）是一个进步人士，对自己以前的信仰感到不满和羞愧。
我发现这非常令人反感，好像我们的观点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应该被忽视。据我了解，考虑到罗伯逊本人就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并且考虑到法轮功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受迫害的团体，我觉得奇怪的是，他没有看到这种边缘化我们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
撇开他们的文章似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Hagar Cohen关于 RN背景简报的更详细的三部分系列这一事实，我不得不问：这些批评家在接受更广泛的负面行为模式之前还需要看到多少观点？罗伯逊和罗杰斯似乎期待媒体能够提供学术论文或书籍中可能找到的深入细致入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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