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团》的报复残杀毛发耸然

《还乡团》的报复残杀毛发耸然

台湾国民党高喊：“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台湾国民党还乡团要回大陆来了。

“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近四十多年来，台湾国民党内的大佬资本家在大陆开厂，在《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在封闭式严控之下跳楼自杀的新闻，大陆农民工的二代三代都不知道了。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是以“惠台“优先的。

再看，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的盛世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仝堂自己就说了：“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军民的屠杀。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进攻湘鄂赣苏区的国民 党军除集中7个师的正规军外，还在各县成立“常练队”、“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武装。敌人在“进剿”中，采用大兵团集团行动，以应对红军的分散游击，逐步推进，扩大烧杀，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一方面残酷屠杀群众，烧屋烧山，抢劫粮食、财物，妄图达到使群众和红军无法生存的罪恶目的。

   

在重兵“清剿”苏区时，湘北反革命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等数千人，先后17次血洗龙洞与柘港洞，见人杀，见屋烧，见东西抢。仅四区五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骨干、无辜群众就有180余人，烧毁房屋800多间，毁林12万多亩。1931年，县游击队长任雄要挟部分游击队员投降县政府，任雄被任命为铲共义勇队大队长后，出卖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其中有岳阳县委书记李湘涛、县游击队政委任景芳和农会负责人刘阳赓、柴伯坤等革命干部。

   

1930年夏秋间，湖南反动当局指令教导第三师驻防湘阴县汨罗、河市一带，童琨旅驻防高家坊、白水车站一带，其任务是防共反共。10月，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杀气腾腾地扑向湘阴苏区，后又调新编三十一师陶广部配合行动，进剿苏区。在国民党重兵大肆清剿苏区的同时，铲共义勇队、挨户团、难民团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反动派还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反动统治，如在扩大铲共义勇队、常备队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编组不脱产的铲共义勇队，其成员大部分是被迫参加的农民；办理自首自新联保切结，宣布自首的“共党分子”及其家属将得到保护；在各集镇或要道设立检查所，盘查一切来往行人等。反动当局在强化其反动统治的同时，磨刀霍霍，到处捕杀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在1928年至1931年的三年内，全县先后被敌人屠杀的党员、干部、赤卫队员和群众达800余人。

   

1930年底到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平江地区首当其冲，受敌摧残最重。钟洞区被杀害革命干部、群众1200余人；长寿区黄金洞红色医院120多名伤病员，除1人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省军区驻地介板洞80人，仅有4人逃脱虎口，其余均遭杀害。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黄金洞设立11个清剿办事处，见人就捉，赶不走的便杀掉。据光明、建设、茶坳3个村统计，原有713户3590人，清剿后只剩下 3户13人。虹桥区复兴山区原有房屋284栋，3400余人，在国民党连续几年的烧杀中片瓦无存，几十里荒无人烟。安定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牺牲共产党员、革命干部1300余人，被害的人民群众达3万余人。献钟、众姓、崇新3个村原有人口5000多人，被屠杀4100余人。挨户团清乡大队长周尧，亲手杀害革命干部群众600余人，人称“尧剁脑”、“周屠夫”。岑川铲共义勇队长李琼林一个早晨屠杀革命群众48人。梅仙铲共义勇队几年中在全区杀害干部群众 500多人。南江的凤阳村被挨户团杀害的有74户，其中被杀绝的有31户，共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493人，被逼移民的117户，烧毁房屋44栋275间，使这里一度人烟绝迹。栗山的大滩乡在1931年反动派进剿时，有房、陈、罗、吴、邱等10个姓的18户被杀绝。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平江苏区进行了9次大的“清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干部达1.24万余人，被杀害的人民群众12万余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8782 人，占湖南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还有无数烈士，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无法统计。在国民党反动派“茅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见人砍三刀”的血腥屠杀下，全县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全家被杀绝的不计其数。据1921年统计，平江全县有70余万人，经过10年残酷的战争，1937年统计，全县人口减少59%，仅有298255人。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各种反动武装，“围剿”临湘县壁山、云山苏区，对苏区实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和“杀不着人，石头也要砍三刀”的残暴手段，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及区、乡干部、农运骨干惨遭杀害。

   

 1931年8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山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驻军唐伯寅团纠合华容县铲共义勇队、广合团防队和麻李港铲共义勇队共1600人枪，驻扎在东山地区明碧乡、高家铺、白土地、花家铺、石二丘等地，于9月24日开始大屠杀，两天内，东山明碧乡惨遭杀害的男女老幼共584人，全家被杀绝的有 146户，此即“东山惨案”。

敌人在血洗东山的同时，又制造了栗树洲（今胜峰乡排山村）惨案。8月23日，敌张英师所属马昆山旅，命叛徒刘时可指认，在栗树洲一次抓了100多人，关押于槽坊岭临时监狱，10月9日，将这100多人解往县城杀害。一个月内，栗树洲男女老幼共被杀134人。

   

据统计，自1931年9月24日至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屠杀华容苏区干部群众达5232人，其中部分乡镇如塔市驿122人，少英乡185人，青泥乡300多人，继麟乡150余人，集城乡33人，烟墩乡132人，明碧乡463人，方台乡700多人，春同乡160余人，履仁乡68人，祖光乡353人，红烈乡76人，先金乡131人，革非乡64人，彭定乡35人，采其乡58人，话岗乡73人，栗树乡134人。

   

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手段极端残忍，但各县及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屈服。临湘县共产党员、原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方星高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并写诗言志：“人生究有几多愁，事到断头便断头，但愿毋忘师马列，男儿志在不封侯。”

华容县女共产党员何民逸被捕后，敌人对她施用了多种酷刑而毫无所获，决定将其杀害。临终前，她抱起在狱中出生才40天的婴儿，喂最后一次奶，忍住眼泪说：“孩子，吃吧！这是你最后吃妈妈的奶了，好孩子你快快地长吧！长大了替妈妈报仇！”喂完奶后，她将婴儿轻轻放下，从容地走上刑场，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湘阴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绍君，于1931年３月被捕，敌人当场用刺刀刺伤其左胸，又用铁丝穿着他的肩胛骨，押解至王山桥，施以“猴子抱桩”、“压杠子”、“烧香火”等酷刑，王仍不屈服。敌人又将他解至长乐，在他的十个手指和脚趾上钉上钉子，企图再一次通过毒刑，逼迫他供出党的机密。敌人问：“你们杀了这么多人（指土豪劣绅），到底是谁指使的？”王答：“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杀！”敌人问：“你们派捐（勒令土豪捐钱）是谁搞的？”王说：“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派！”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将王绍君杀害。

   

湘阴县共产党员蓝泽（女）、方千岳和方本建，于1931年5月被捕。敌人当着蓝泽、方千岳的面，杀害了方本建，拿出纸笔，要蓝泽写自首书。她气愤地写道： “挨匪挨贼，我与你们血海深仇，我从小立志要杀你们的头，要革你们的命。要剐就剐，我宁死不投降。再过二十年，红旗遍中国！”敌人暴跳如雷，把她拖出去看方千岳受酷刑。蓝泽眼见同志受害，内心十分疼痛，但却丝毫没有脆弱的表现，她对宁死不屈的方千岳说：“老方，你是硬骨头，是好汉，是好同志。”老方坚定地回答道：“死，怕什么？！革命自有一身胆，死了我方千岳，还有人接着干！”白匪当着蓝泽的面砍下了方千岳的头，年仅22岁的蓝泽也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