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忽视”的公安大会 习近平释放重磅信号

一场被“忽视”的公安大会 习近平释放重磅信号

　　2019年5月8日至9日，中国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距离2003年11月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的第二十次会议，已经过去16年，由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专题)主导的此次会议召开于2018年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之后，可谓姗姗来迟。

　　不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正是契入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具有标志性意义。其重要性绝不应该被外界忽略。

　　由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迹象来看，此次会议对于公安系统的意义，几乎相当于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之于中国解放军的意义，并且意味着习近平对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

　　过去几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公安系统有过多次指示（图源：新华社）

　　面向“公共安全”

　　参加此次会议阵容相当庞大。既有习近平、王沪宁、韩正三位政治局党委，有以公安为主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还有众多国务院部委一把手，31个省级地区党委书记，甚至省会城市主要领导人、国企和军队等方面大员。

　　主席台上四人是习近平、王沪宁、韩正和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他们面对的第一排有中办主任丁薛祥、中组部部长陈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沈跃跃、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中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公安部长赵克志、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人。

　　另外，央视视频中可见的还有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一、商务部部长钟山、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宣部副部长慎海雄、新华社社长蔡名照，等等。

　　可见，此次会议涉及面极广，几乎牵扯到所有与公安有关的组织机构，甚至是关系比较疏远的领域也被安排参加。

　　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应该是这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重要一员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能够以国务委员的身份与陈全国、蔡奇等政治局委员同坐一排，而各个省级地区身穿警察制服的公安系统负责人，都只能落座于会议的后排。这种座次安排，固然是基于与会者的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名称次序，其实也反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

　　之所以汇集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此次“公安工作”并非仅仅面向“公安系统”，而是面向广义的“公共安全”。中共政法系统领导下的公安系统固然是其中关键的执行者，但是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地方“一把手”即党委书记，更应担负起维护整个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这是本次会议释放的第一个重要信号。

　　强化“党的领导”

　　习近平在讲话中重申了于2017年5月会见公安系统立功表彰大会代表时提出的被视为对公安系统“总要求”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还表示要“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的公安队伍，“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

　　其中，被官媒指是“十六字方针”的“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与面向军队的“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显然相差无几。

　　由此来看，加强对公安系统的“党的领导”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关键指向。

　　那么，这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对于公安系统的意义，确实与2014年习近平在福建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之于解放军的意义十分相近。

　　中共十八大前，党军关系疏远，甚至出现党指挥不动枪的迹象和趋势。在军队反腐和改革固然重要，强化“党指挥枪”恢复党军关系其实更是重中之中。这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一个方向。

　　军中有腐败的郭伯雄、徐才厚，政法系统亦有周永康。中共十八大后，政法公安系统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与军队类似的过程。

　　而此次召开的公安工作会议，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公安系统的“古田会议”。这也是本次会议释放的第二个重要信号。

　　维权与维稳——习近平改革“动刀”公安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里要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把新时代公安改革向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警”，大篇幅表述对公安改革提出了系统性的、更深入和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首先指出的“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对中国公安系统而言尤有针对性意义。

　　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曾表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而中国公安以往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权和维稳分不清，在实际操作中强调维稳而忽略维权。

　　其结果是不但无法解决实质问题，还造成官民之间的对立。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民间和舆论对政法不满的最大缘由之一。

　　事实上，对公安的改革，也是习近平执政面临的最重要的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公安系统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关键抓手，在倚重公安系统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度改革，令其思维理念、行为方式都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确非易事。

　　但是从周永康时代至今，公安系统改革已经完成初步改革的基础之上，于此时开启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则是正当其时。这也是此次会议释放的第三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