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中国的惨烈上甘岭时刻尚未到来

中美博弈 中国的惨烈上甘岭时刻尚未到来

　　2019年，中美关系陷入自1979年建交以来非常严峻的局面，贸易摩擦持续扩大，两国关系的裂痕从经贸领域逐渐向政治、外交、军事、人文方面扩展，激烈程度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想象。不过，早在四年前，也就是2015年的春夏之交，已经有不少学者特别是美方学者对对中美关系前景充满忧虑，当时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

　　中美关系“学者的忧虑”已成现实

　　当时的讨论是从沈大伟（David Shambough）的“出逃”开始的。一贯对华比较友好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明确表达自己对中国未来长期不看好甚至有“崩溃”可能的几大理由。在中国学者眼中，沈大伟所列的几点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陈词滥调的无意义反复。不过，沈大伟的“出逃”，还是引发了学界不小震动，有更多的美国温和派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基石，并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达了看法。当时，有多名美国知华派学者表示了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忧虑，这可以称为“学者的忧虑”。

　　其中，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虽然，当时“学者的忧虑”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但历史的惯性并没有让中美关系的轨迹沿着学者理想化的轨道修正。从所谓“学者的忧虑”演进到“现实的忧虑”仅仅不过四年时间。中美关系有着强烈的相互依赖，却依然敌不过霸权国家对大权旁落的极度担忧。如果未来中美关系不想陷入全面对峙的状态，那么具有“斗而不破”特征的“危机管控”或许将成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美关系常态化的高超政治操作。

　　中美关系“选择性漏斗”正在缩小

　　四年前兰普顿“美中关系临界点”之说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经典教科书《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提出的“历史的选择性漏斗”有一定的相关性。约瑟夫·奈通过一战的案例说明，历史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越来越迫近，选择的余地就越来越小，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一战的起源作为经典案例研究，让学者对于中美关系是否重新拥抱历史的惯性有着天然的警觉。然而，中国方面极力否认中美关系将朝着“修昔底德陷阱”方向发展，并向美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对于中美关系，中方并不希望看到“选择性漏斗”日益缩小，并每每在双方即将爆发大的争端时都保持强烈的克制态度，并在非原则议题上向美方做出更多让步。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朝美国靠拢，对美国在东亚权力和秩序造成客观侵蚀；中俄在国际层面上的大国协调与美国对立，现实形成了东西阵营分野，这就在现实中创造了两极格局和均势对立的基础。

　　两极格局和均势对立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爆发战争，但至少会把处于“竞争”状态的两极拖入一个“选择性漏斗”日益狭小的通道。就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而言，中方一再强调“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原则立场，从侧面也说明中国方面政策工具选择的“被迫性”。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中美关系，在台湾(专题)问题、南海问题上，都出现了“选择性漏斗”日益收紧的现实。中美双方政策的冲撞正好对应了一个国际关系中的经典比喻：两辆汽车在单行线上高速相向行驶，哪个驾驶员会在最后一刻打方向盘避免车祸的发生？

　　中国的上甘岭时刻尚未到来

　　中美关系今后将向何处发展？即使是目前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鹰派干将博尔顿（John Bolton）强硬执行所谓的硬球政策（hardball politics），恐怕也无法想象中美“撞车”的后果。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虽然在舆论场争锋相对，但始终给对方留了一扇谈判的大门。尽管目前中美正进入“选择性漏斗”日益狭小的通道，但美国也并没有把完全的国家资源投入到防范中国崛起的消耗战中。

　　我们看到，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与它的北美、欧洲、日本(专题)盟友仍然处在无休止的贸易摩擦之中。从钢铝、农产品到汽车等商品不一而足。在安全领域，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没有取得其期待的实质性进展。美国对朝鲜(专题)的接触政策在核心议题上又陷入了互相猜疑的死循环，更要防范俄罗斯在乌克兰、中东、委内瑞拉等地兴风作浪，这种维护霸权的成本已不堪重负。当我们以更广的视角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就不会陷入另一个上甘岭的举国悲壮。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着明显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明显升级了与中国的对立情绪，但这仍然是美国在国际系统中权力相对下降背景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举政治外溢的衍生品，这是一场美国对全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充满对所谓霸权挑战者的警惕让其不得不对中国出手，试图通过虚张声势和讹诈迫使中方让步，夺回属于美国的高光时刻。

　　由于这两重属性，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前景。如果过度重视第二重属性把其上升为中美“史诗级别的对抗”，那么中国就不自觉地陷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确认一场令全民族枕戈待旦的世纪对决，这显然与建设“两个一百年”和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相去甚远。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其第一重属性，与欧洲、日本在贸易问题上达成谅解甚至推动中欧中日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更进一步，并不断延展与美国谈判时间，有利于美俄外部矛盾、美欧美日内部矛盾、中东等地缘冲突等不断发酵，继续提升美国维护霸权的成本，稀释中国面临的崛起风险。美国虽然对中国极不信任，但它没有更多资源去与中国进行全球博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是一个霸权国家，但人们通常忽视了它另一个特征，美国也是离岸国家，它继英国之后传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具有既经营世界霸权又施展离岸平衡的双重属性。二战以来的60多年，人们充分见证了美国的霸权横行世界，但华盛顿也在欧洲、亚洲成功推行过离岸政策。随着美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不利于自身的变化，华盛顿通常会采取相对收缩并加大离岸政策的力度来护持霸权缓解影响力下降的焦虑。

　　从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开始，美国在地区局势中逐渐采取收缩态势，特朗普上台以来更是频频退群，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努力促使美俄关系缓和但始终没有成功，这表面上极端精致利己，其中更有政策迁移的趋势。如果中国能够洞察到美国政策变化的内在逻辑，并不断就此优化外交策略，中美关系或许就有并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