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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撤离武汉的老外:我经历了魔幻的30天(组图)

京港台:2020-2-25 05:47| 来源:一条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拒绝撤离武汉的老外:我经历了魔幻的30天(组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疫情全球扩散!新冠病毒最新动态

  

  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专题)、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谁走、谁留?

  困扰着武汉的国际家庭。

  不少家庭选择让一方带着孩子离开,也有不少选择全家留下。

  一名常住武汉的法籍医生说,

  “疫情期间,我在武汉能做的比在法国多。”

  而另一位日籍教授的回应,在网上广为流传:

  “我的研究室里还有中国学生,

  我无法抛下我的同事和学生逃回日本。”

  不论是离开还是留下的人,

  都在脆弱与温情中坚持着。

  

  武汉国际家庭 左:晓宇一家  右:Fred和妻子

  一条和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武汉国际家庭,

  进行了一次深谈。

  在武汉的外国人面对哪些独特困境?

  撤侨到底需经历哪些过程,存在哪些问题?

  那一个个武汉国际家庭,

  现在怎么样了?

  自述 晓宇 Fred编辑 叶荔 潇钺

  

  

  Fred的店开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小有名气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回爸妈家过春节的晓宇,让英德双国籍的妻子安娜,联系大使馆问问情况。同时另一边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生活了10年的法国人Fred,已提前把自己的3家小店打烊,并打电话给中国岳父母解释:“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在一起吃了,你们老人家也不要出门乱跑。”

  

  一位回武汉探亲的澳洲华人(专题)摄于去武汉天河机场的路上在湖北,外国籍常住人口有1.8万,80%集中在武汉。都说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可能牵动着一整个家庭。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往返武汉与世界各地的航班停飞。疫情风暴中的外国人面临和当地人一样的日常难题:失去公共交通后,购买物资变得很难;儿童和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顾;本身就有疾病的人无法去医院;有的人本打算春节假期完了就回去工作。此外,他们很可能还多一个问题:中文不够好,不能第一时间获取并理解疫情信息。于是,许多人开始向大使馆求助。

  

  综合各媒体报道,截至2月22日各国撤侨人数统计撤侨面前,离开和留下都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关乎个人。一旦去留涉及到一个家庭,问题就更为复杂。晓宇和他的跨国家庭,匆乱之中、压力之下,选择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而Fred和妻子,思前想后,决定一家人一起留下。我们与这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家庭,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的诸多经历,也映射了武汉乃至湖北的整个外国人和国际家庭群体,在这次疫情中的困境与应对。

  

  

  讲述者晓宇家庭成员妻子安娜(英德双国籍)儿子3岁父母、姥姥都是武汉人

  现状

  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与父母、姥姥在武汉自我隔离 刚逃离澳洲大火,

  又陷入武汉疫情 我和夫人安娜,从2014年起在牛津居住。我攻读牛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安娜在大学工作,研究东亚传统音乐,她是英德的双国籍。半年前,我们从英国搬到澳洲。回武汉是春节过年回家,但比计划得早,我们一月初回来了,逃离澳洲大火。1月23日武汉的对外交通停止后,我就开始督促安娜联系大使馆,希望她把孩子带出去。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只登记了信息。她异常镇定,比我们逆来顺受,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我已视作常态”。

  

  1月25日(大年初一)雨夜,武汉封城第三天,一家开车出来加油,到大年初二就出了加油限制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1月26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给彼此心里安慰,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而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洲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

  

  1月26日,日经新闻报道了日本、美国两个国家准备从武汉接回本国公民;1月31日BBC报道英国撤侨航班抵达 谁走、谁留,

  家中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 1月27日,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1月28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落后了邻国。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远在欧洲的父母也已俨然生活在中国的时区。

  

  1月31日,多家媒体援引德国外长Heiko Maas,报道德国将派包机从武汉撤侨终于, 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经过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国撤侨飞机想在1月29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在家中,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孩子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1月31日夜晚,晓宇全家前往机场 临行前没有人知道要在机场等多久,

  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告别 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了。德国飞机抵达的时间临时提前一天,要求我们八点前到机场。红绿灯时遇到飙车的摩托,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机场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专题)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三名德国官员出现,穿橙色马甲。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了一块石,但是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

  

  

  1月31日深夜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凌晨三点半,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安娜怀中的孩子,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我们没人搭话。我说,“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一起走。行事匆忙,我们都没顾得上给他打要分离的预防针。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飞机第二天早上九点才起飞。

  

  德国盖姆斯海姆军营隔离区外景 离开后的隔离:

  每个家庭成员压力大,孩子尤其煎熬 现在,我们保持每天的视频聊天,包括和夫人的父母,他们比我们更焦虑。德国的隔离政策是:每天检查,如果在一百多名隔离的乘客里发现新的感染者,隔离时间就要重新计算,也就是重启两周。这给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撤侨航班上有2个确诊病例。)营地是单间隔离,和酒店房间差不多,有公共活动的空间,可下楼在院子里活动。隔离区由德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运行,亲友不能送包裹进去。一开始的条件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比如孩子用的食品和餐具欠缺,吃的也较简单,后面做了调整。第二天,志愿者带来了孩子的玩具,饮食上也逐渐丰富。同行的隔离人里有瑜伽教练,组织了瑜伽课。现在大家心态上都轻松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出去,这对他是考验和煎熬。14天隔离期结束后的2月17日,他们又再次进行了检测,确认同批隔离的人都没有出现反应,已经回到家中。

  

  封城后的武汉 摄影:王朗Alex “武断的温情”,

  是我在这场危机中对家庭的理解 在武汉,我和父母、姥姥一起居住。现在,我们所在的小区已经完全封闭。我的母亲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没有那么的紧张。死亡离我们更近,认识的人确诊、疑似,但没人会在谈起死亡时,觉得它立刻要临到自己头上。我们紧张时,想的尽是家里谁感染了,朋友谁感染了,要怎么办。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坏了,亲人和朋友要怎么办,接触的那些人呢。武汉人没有特别的信息渠道。我们和全国网友一样,从媒体和网络获得一手信息,同时依靠亲友的微信群传播。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读到个体故事,但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不是否认那些绝望的经历,而是它们离我们近。

  

  2019年3月 哥伦比亚考察途中

  

  2019年5月 叙利亚考察途中出于研究的需要,我时常去冲突或人道主义危机地区。2019年去了委内瑞拉和叙利亚,亲眼目睹了很多家庭的离散。从客观上说,我们这场分离不过是一场小波澜,没有生离死别。甚至可以说,有撤离的选择就是奢侈的。但它仍然给家庭带来不小的冲击。我们一直在纠结的问题是:能出去一个就出去,还是优先保证家人在一起?保全的意义,到底是家人共克时艰,还是生命上的延续?往最坏的情景说,一家人集体赴难,家庭就没了。但要是一人幸存,孤家寡人,那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最终的共识是:孩子能走就走。当然,这个决定唯一就是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即便他的年龄大一些,能够理解处境,如果不想走,我们会接受他的意见吗?恐怕也不会。家庭的决策可能是温情的,但也是武断的。“武断的温情”,就是我通过这场危机,对家庭的理解。

  

  讲述者Fred家庭成员妻子Vikcy(武汉人)儿子1岁岳父母武汉人

  现状

  Fred一家三口、岳父母两人分别在武汉家中自我隔离

  我和我太太Vicky是2015年在武汉认识的,她是武汉人,父母和亲戚都在武汉,去年我们刚迎来了自己宝宝的出生。

  提前闭店,给员工发口罩 我在武汉生活了10年,和我太太在武汉最美的一条街——黎黄陂路上经营着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装店和一个设计工作室。我知道新型肺炎的消息是在去年12月31日,网上开始流传华南海鲜市场的图片,当我听到的解释是“不明原因”,我就知道情况不妙。近年来的病毒感染频发,像埃博拉病毒、H1N1流感爆发的速度都非常快,我马上给我的员工每人发了口罩。有几个员工还跟我开玩笑,“Fred,现在戴口罩也太夸张了。”1月20日,我再三考虑下,决定提前关闭所有门店。三家门店每天都有不少的客流量,万一有员工感染,后果很严重,我不敢冒这个风险。

  Vicky和宝宝的合照 我劝太太带儿子走,自己留下:

  哪怕以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也好 1月23日,武汉封城,是我预料之中的措施。事实上,我们家在封城前两天就已经主动自我隔离了,我跟我太太的爸妈解释,还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出门乱跑。1月24日,我收到法国领事馆发来的邮件,通知我们法国政府将安排撤侨回法国,让法国公民按照情况填写个人信息。我当时心里特别焦虑,但还是很镇定地对太太说,“我希望你和Gaspard(儿子)走,我留下,这里需要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晚一点告诉我。”24日是武汉市封锁的第二天,医护资源紧张,国际医院里的法国医生也建议大家撤离,他们没有办法保证法国人在这里能接受治疗。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小孩,我的孩子刚一岁,撤侨能保证太太和孩子,万一出了状况,一定可以接受治疗。

  

  Fred在工作室对于我来说,我早已经是一个武汉人,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也无法离开。万一家人有状况,店里、员工,甚至是去医院帮忙,哪怕仅仅是用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我太太内心当时是很矛盾的,她知道我一旦决定就很难改变,一方面如果带儿子走了,我一个人在武汉,她完全放心不下我;但如果全家留下,一岁的儿子不幸感染,获得救治的机会有多少?思前想后,她决定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已在家隔离的这些天,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

  

  2月8日武汉领事馆门前,三面旗帜分别是中国、法国以及欧盟

  我们为何最终放弃四次撤侨?

  法国的第二次撤侨是在第一次撤离的第二天,我们得到消息,飞机可以带法国人和部分欧洲其他国家人回去。我又有点动摇,问Vicky:“要不这次走吧?”但是她看到新闻上说,中央已经派人来接管了,各地的物资也都开始支援武汉,她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三次撤离是2月1日,英国安排的飞机抵达,法国领事馆组织了200多人从武汉撤离,但是我们已经坚定要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在家肯定是安全的。

  最近一次是2月21日,法国再次撤侨,60多位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侨民,被送回欧洲。

  

  部分法国撤侨侨民被安置在南部卡利特鲁埃镇接受14天隔离,该地是南法著名的旅游度假地我听说撤侨的法国人,有一部分是被安排在南法的度假酒店隔离,还有的是被安排在消防学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监测,要隔离14天才能离开,幸运的是这批回到法国的人中没有人被感染。我有几个外国朋友也决定留下来,大家都属于自我在家隔离,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互相在微信群里交换信息,为彼此打气。比较惨的是我的一个法国朋友,被困在国外,航班取消,无法回武汉,也不方便回法国。我就用微信联系他,多跟他分享一些疫情的最新情况。

  

  Fred家窗外的武汉街景  在武汉的自我隔离:

  我学会了做热干面 我们社区没有安排物资分配,从隔离到现在,我们只出门采购了三次。我负责骑电动车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资运回来。我每天都在关注法国新闻和新华社的app,法国国内现在也开始恐慌,政府开通了专线帮助人们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种问题,有些人会问,“我吃了中国菜会被感染吗?”“从中国收到的包裹,可以安全打开吗?”我觉得挺可笑的,反而在武汉,我感到很踏实。我是服装设计师,每天我都还在坚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骑自行车去工作室做设计,但都是一个人,不再跟他人接触了。(截至发稿时,武汉已经施行小区全封闭化管理,全家也不再出门了。)

  

  Fred做的热干面我的太太除了做设计、负责店里大小事务,她还是一名音乐老师,她在家照顾宝宝、做家务之外,偶尔会在线教钢琴课。晚上我们通常一起吃晚餐,再一起看一部电影。我还利用了这段空闲的时间,学会做了武汉的热干面。

  

  居家工作和陪伴小孩,成为了Fred隔离期间的日常

  家人健康之外, 最担心疫情之后店铺的经营 隔离了一个月,最高兴的是我一岁的儿子,以前我们去上班,孩子白天是给我的岳父母照顾,晚上再接回来。现在他特别开心,我能有这么多的时间陪他玩,给他讲故事,哄他睡觉,父子感情也变得更好了。目前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人生病。我们没吃什么预防的药,就是按照平时习惯补充维生素之类的保健品,坚持早晚监测体温。Vicky的爸妈隔离在另一个小区,身体也很健康,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最担心我的是我在法国的家人,我每天在微信上跟我妈汇报,晚餐吃了什么,早晚的体温等等。我妈妈之前来过武汉,她在新闻上看到曾经走过的街道,现在空无一人,感觉很伤心,每天为武汉和我祈祷。

  

  Fred工作室一角这次疫情对我们的店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现在更担心的是生意,三家店闭店一个多月的损失还是很大的。不光我们,所有店都关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恢复营业。这是所有武汉店家最关心的问题。不过我会耐心等着政府的恢复营业通知,在此之前,我要做的就是保证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在疫情期间画的手绘图

  正如晓宇所说的,“武断的温情”,可能是一个家庭,在这场危机中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愿疫情结束后,每个分离的家庭,早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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