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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国际撤单,中国制造业如何苏醒?杨志明解读

京港台:2020-5-9 12:34| 来源:问答神州 | 评论( 7 )  | 我来说几句


面临国际撤单,中国制造业如何苏醒?杨志明解读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问答神州》专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下集)

  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建立起了,全球化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体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出现了,短期地迟滞、休克和停摆。2020年4月,美国、欧盟、日本(专题)等主要的经济体,都有高层人物公开宣布或讨论,利用补贴、专项基金等方式,吸引工厂从中国迁回本国的计划。

  

  有评论认为,这次的疫情中,个人防护用品的短缺,提醒着发达国家,不得不重视,本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现实。那么当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争夺制造转移,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怎么样的双向挤压?当中国的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配套的技工人才,是否在以同样的步速前行?本周我们继续问答,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

  吴小莉: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大家都很关注。尤其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复工如果太慢的话,全球的产业链会不会受到冲击?疫情之前,其实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下、中美的贸易战的情况下,因为成本、关税的问题,有一些产业线也开始转移。那么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脱钩、甚至软脱钩现象产生?或者是说,有的企业在中国有生产线,但是在外面也开始设置备份生产线,这种情况会不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国的产业工人造成冲击?

  

  杨志明:从3月下旬,全球疫情大流行开始以后,撤单、断单的情况开始增多。说明上下游产业链,断链的现象有所增多。最近一个多月,补单、扩单的现象在快速增加。这给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一个很大的警醒:要立足于把主链布局在更安全可靠的链条上。以北京精雕集团为例,它有五、六百个中小企业在上游给它供货。它和日本的、和欧洲的、美国的企业都有合作。国际疫情蔓延以后,对于国外企业撤单的情况,北京精雕公司快速地在中国确定新的补链。而且因为它可以生产口罩机核心设备的零部件,所以他们还有一些扩链。这家企业的董事长跟我说,它2月份降到最低时候,才有往年两成的营业收入,当时他非常担心。到了3月份企业迅速补链,恢复到70%,到了4月份扩链以后,它的订单已经完全饱满,可以排到今年8月份。

  吴小莉: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它补链的方式是什么?

  杨志明:就是对于外面给它断掉的零部件供应,它快速地找在中国有哪些地方,哪些企业可以具备替代生产的可能性。它来出资,双方共同加快研发,给产业链条迅速补上。

  

  吴小莉:2019年8月,牛津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预计到2030年,全球约2000万个制造业职位,将被机器人取代,相当于约8.5%的制造业职位。报告中还提到,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低技术工作地区的失业率,将是高技术工作地区的两倍。

  而伴随着全球进入,新一轮国际分工争夺战,世界制造业的版图,也将被重塑。对此,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就曾经表示,在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多种技术的赋能下,智能制造业的未来更让人畅想,特别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下,中国制造业,亟需人工智能赋能。而基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不同,人工智能替代低技术工人,对中国的影响将大于美国。

  主持人:我们也知道,富士康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也面临过几个不同的、很典型的困难。一开始,想要复工,但是招工难,用了硬核的补贴措施。但是劳工来了,又发现,因为受到海外疫情的第二波疫冲击,订单减少了,劳工面临可能要失业的状态。而在这么多年下来,富士康也一直在做工厂自动化,在这种智能化的情况下,对于未来的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也会减少。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劳动人口的一个隐忧?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应该怎么样应对新的世界?

  杨志明:是的,你问的核心问题就是,机器是不是会取代人?这个在最近几年,机器人发展比较快,包括富士康。它高峰时候,在大陆有110万的用工,其中85%是农民工。它现在是工业机器人发展得比较快,但农民工它,仍然保留了全国用工最多的。光郑州工业园区,和它在深圳的工业园区,每年用工的高峰时候是30万人。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机器可以取代人的简单劳动,对于一些复杂劳动,也就是说对于技能性、创新性、知识性的劳动,它一下还取代不了。因此,我们在农民工,在制造业中间,就要鼓励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一代产业工人。那么富士康,也在加快做这个计划,全国大型制造企业也都有这方面的设想,这就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就是说你在这个企业,不再是一个普通用工了,你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可以升为技师,有条件拔尖的,还成为高级技师,有纵向发展的渠道。使你在二三十年时间,可以随着技能的提升、收入的提升,劳动相对地稳定,也能得到较高质量的就业。

  

  

  我们的摄制组在跟随杨志明,与北京的一家高端制造业企业考察的时候,发现他和工人们交流时,多次提到工匠精神。而这次采访结束之后,他又特意给我们团队,发了一条短信,补充解释了,他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即对产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

  杨志明:我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简单地讲,工匠是技能,精神是品行。中国“工匠精神”古来有之,在千百年来,中国工匠用脑力的制造和手工的精造的组合传承下来的经验的积累,就是“工匠精神”。你也知道,50年代、60年代,工厂里面的八级工是响当当的。他的工资是拿到副厂级待遇的,说话也很管用。那么现在,除了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以外,我们现在也是鼓励,再往上有省级技能大师,再往上,还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就是在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里面,也还要有一部分高技能人才。只要你在二三十年,盯住一件工作,抓住一个环节,精雕细钻,一样可以成就你的人生。所以,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最近两届,一下子超过了,在这方面居于前列的,像韩国、瑞士,成为奖牌总数最多的国家。

  吴小莉:而提到“工匠精神”,很多人自然地会,联想到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自1918年开始,德国的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共制定了3.3万个行业标准,其中80%以上,为欧洲各国所采纳。一个螺丝需要拧5圈,德国的工人绝对不会拧4圈半,也屡屡被外界传为佳话。

  主持人:德国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很为人称道,也有很多高级的技师。中国未来的产业工人,在制造业方面,是不是会走向这样的一条路?有一天也能够让大家觉得,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他是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技工,是无法被替代的,有技术能力的人群。

  杨志明:是的,你讲得很好,德国的技师和工程师,是有同样的待遇。他们有个35年的职业调查,就是做了35年的工程师和35年的技师,最后技师的总收入其实还比工程师多5万马克。所以它有吸引力。日本的精工精神也是一样的,它倡导人要专注一件事情,二三十年,把这一个事情、一件工作、一个产品做专、做精。所以中国现在倡导工匠精神,一样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感觉到,学技术好就业,学好技术收入多,掌握技术诀窍,还可以活出出彩人生。中国这个技工大国,也快速地成长为技能强国。

  吴小莉: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和技能强国到底还差距有多远?

  杨志明:像德国、日本,它在员工队伍里头,高级工占的比重是50%,或者50%以上。咱们现在去年,技工队伍是1.4到1.5亿人。 所以中国今后,首先要补这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设想“442”的结构,40%的初级工,40%的中级工,20%的高级工,和其中5%的技师,从这个方面逐步地缩小距离。

  

  吴小莉:伴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派送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得力生活助手,不过一路欢歌的态势下,也有一言难尽的苦楚。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快递员、外卖员,匆匆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看似在,拼时间拼速度的他们,实则在拼生命。城市骑手疲劳驾驶,或者是违章超速来赶点结单,也让他们发生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加。

  2018年曾经有,上海总工会委员公开发言表示,新业态就业的群体,大量存在“三不”现象,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社会保险,劳动经济权益不保等现象。然而由于,新业态下的用工方式,具有就业形式多元、工作时间和地点不固定,用工形式灵活等特性,对于如何界定劳动关系,如何保障议价能力极低的,分散状态下的从业者的权益,又要如何地解决他们的维权困境,一直成为难题。

  主持人:现在新型的产业工人喜欢加入这些新业态之下的服务业,像您提到的外卖小哥,也有人开始关注到,外卖小哥分很多种,有些是平台的,有劳动合同的,有保险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众包的,也就是,他们是一个兼职的状态。如果出现了一些工伤,他的社会保障就会比较少。其实说到底,随着新的业态的发展,中国的人力劳动的架构和结构,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些新的变化,采取新的应对的措施,让这些新一代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好的社会的保障?

  杨志明:新业态也引发了,以后要创新劳动管理,那么这次在疫情冲击下,新型用工方式就比较活跃。共享员工最近也比较活跃。比如,西贝当时是以堂食经营为主,盒马鲜生,它在线上发展比较快,所以传统餐饮企业,就把暂时没有业务的员工,进行了共享。这些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新业态、新型用工模式,我们不能用老办法来管理。对于新业态,是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最后看准以后,积累了经验以后,再以规范促发展。那么,对于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怎样交,这就是需要探索的课题了。新型用工,网络驱动的平台支持,它的优势是劳动精准、就业精准。好多在平台注册的人,他不一定每天到平台去坐班去。他是按区域划分,听到有订单以后,他才出动。所以他这个劳动效率也提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遇上劳动争议怎么办?原来劳动争议是企业调解,企业调解之后,又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那么现在就发展到,线上调解应运而生。

  

  吴小莉:2020年的4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文章中写道,多年来中国城乡发展是割裂的,存在城市、农村两层皮的现象。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则是“候鸟式的两栖模式”。也就是说通常农民工们,会跑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忙到春节前后回老家过年几天。如此年复一年地“雁南飞”。

  这种生活和工作,两地分离所产生的问题,在常规年份并不凸显。但是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被堵住了,收入通道直接被切断,有评论反思:过往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出在哪儿?如何让农民工不再游离于,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何真正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电视剧)落户?

  主持人:这次的疫情为我们暴露出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也可能也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去改变它的机会。我们的产业工人、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到了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等到要复工的时候,因为出现了疫情,回不到工作的场地,这种情况在这次春节后尤为凸显。怎么样让这些产业工人,能够真的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安家落户,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的,关于产业工人城乡两地化的问题?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解决它的契机?

  杨志明:在疫情冲击之下,人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量的农民工复工呢?我们粗略地看了一下,外出打工的是1.78亿人,有2000多万,是留在城市里没有回去。那么这1.5亿人中间,构成了农民工,是春节以后,大规模返城的流动群体。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思考,怎么样能够使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能够落脚?要不你现在,从乡村回到城市,特别是这大城市,还得有14天的隔离期。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复工,寻找隔离住房也是个难点。不少企业和重点项目工程,就是为了打通这个难点,有的还建了方舱宿舍,那么就又想,怎么能够把短期的刺激和中长期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能够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它释放一个什么需求呢?释放一个在城市需要大量的、多元化的租赁住房市场。我们就建议,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倡要大力发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赁住房,特别是要有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租赁式住房。什么特点呢?小户型,最小的30平米建筑,一个单间、一个卫生间加一个阳台的。再往上一点儿,就是45建筑平米,还有60平米。叫小户型低门槛,政府补,滚动租。那么滚动租,租个3年一个租期,5年一个租期,完了还会继续滚动,有条件以后,你还可以回购。这样的话,既改善了农民工的住宿条件,至少改善了一部分,简陋的住宿状况,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你在城市里边,打工或者叫务工经商,可以领取居住证,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条件的经过积分累积,还可以落户,享受全部的城市公共服务。我想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诉求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盖房娶媳妇,是他们那时候的想法。老一代农民工,是拎着编织袋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拉着拉杆箱进城的。他是要进城就业,并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农民工,是要求足额支付工资,那新生代农民工,还要参加社会保险。老一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还要分享企业红利、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要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老一代农民工,他遇到问题他忍一忍,那新生代农民工,还要积极维护权益。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需求,也是我们新型城镇化重大的战略任务。

  吴小莉:2020年的2月,杨志明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今年的春节是最难忘的,在家安静地度过春节,思绪诸多。除了电视了解防疫进展,也不时联想到农民工。在接受我的三次问答中,杨志明每次和我提到最多的,依然是农民工群体。在他眼中,这个群体是个“富矿”。2019年,杨志明在《七十年七十位农民工口述历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天刚亮,我们就能够看到,农民工开始保洁城市,不少家政人员,早起为老人小孩做饭,很多农民工赶往建设工地,走进厂房车间,许多快递小哥,奔走在大街小巷。他们为了保证工期,甚至在三伏天,40度的高温下作业,尤其女性农民工,白天干活晚上带小孩。可以说他们是当今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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