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社会底层：一场不平等的疫战(图)

如果你是社会底层：一场不平等的疫战(图)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全球已有434万例确诊、29.6万例死亡。虽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位处不同阶层者，其抗疫资源与感受註定难以对等。疫情暴露了特定阶级、民族与人群的脆弱性，在病毒肆虐下，这些个体无可避面地落入医学与报道的南方地带。病毒本身并无歧视性，但人类的社经分配差异，却导致生命在面对防疫风暴时，必然出现贵贱之分。

　　百年难除的美国黑人弱势

　　截至5月14日，美国已有142万例确诊、8.4万例死亡，堪称疫情下最大灾区。在现有数据中，非裔人口占全美13%，却在肺炎死亡人口中占比27%；反观占人口数60%的白人，仅为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口中的49%。无独有偶，以非裔人口为多数的州，占全美冠状病毒确诊案例的52％、死亡案例的58％。病毒当前，种族间的悬殊弱势表露无遗。

　　即便解放黑奴已过百年，美国仍超脱不了历史语境的宰制。在本土的黑人群体中，有相对高比例的人口仰仗着低薪酬、缺乏工会系统的零工维生；受迫于此等经济条件，其大多只能避居于卫生与治安条件欠佳的小区。故早在疫情爆发前，美国黑人的生活图景观便不甚乐观：高于白人一倍以上的失业率、恶劣的居住环境、易罹哮喘等慢性病，此般种族劣势在遇上疫情后只能加剧苦难。

　　病毒肆虐下，黑人受到高失业率与高感染风险的双边夹击，有的家庭骤失经济命脉，陷入飢饿的困顿中；许多未失业者则因身处不可或缺的岗位，故能保住饭碗，却也由此暴露在病毒的獠牙下。他们穿梭于邮政、公共交通部门、医院、杂货铺与快餐店，既无法实践远程工作，自然也就对社会隔离的特权无福消受。

　　以纽约(专题)为例，其之所以成为此次美国的疫情震中，除有都会人流的因素外，更受生存不平等催化。此处既是美国的经贸中心，也是最不平等、最种族区隔的场域，种种先决条件迫使黑人沦为被牺牲的羔羊，他们若非从公司被裁员，就是镇日奔波劳动，与病毒进行没有本钱的豪赌。

　　在这座城市里，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为白人的两倍，但他们的生活仍要持续下去。

　　被牺牲的巴西贫民与土着

　　类似的情景，也在巴西上演。

　　根据统计，巴西约有1140万人生活在市区贫民窟（Favela）内，所谓"Favela"意指由居民自建的非正式住宅区，不仅极为拥挤，也不受卫生保洁、自来水、电、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务覆盖，故向来是流感、麻疹、肺结核与登革热的大本营。此处居民既缺乏远程工作所需的电脑，也大多在基本服务业谋生，例如担任收银员、医院清洁工人、司机、厨师、家庭帮佣等，自然难以杜绝感染风险。某些贫民窟的疫情，便是透过富人社区的度假归国者，传给了必须工作以求温饱的底层人民。

　　此外，土着也是疫情下相对脆弱的一群。受现代文明、发达、城市化、资本化傍身的全球世界，本就长年与本土文明、落后、村落化、贫民窟化、碎片化的土着世界保有不平等的吞吃关系；在巴西的现代化过程中，土着被迫落入低端全球化的轨道中，由狩猎与采集的前现代模式，换轨为都市的底层劳工，既失传统生计，也与文化资源脱节，最后只能在贫民窟与工业入侵的雨林孤岛中挣扎求生。病毒的出现，不啻是加剧了种族消亡的进程。

　　反观圣保罗与里约等大城，富人在疫情前的最大娱乐，就是流连于海滩与酒吧中；如今的隔离禁令，也不过是让其改采在线聚会模式，无论是与朋友喝啤酒视频聚会，或是与家人亲戚视频聊天，更有甚者，直接举家搬迁到人烟稀少的别墅或农庄中。上述举措，对于底层人民而言，简直就是梦中呓语。

　　归根究柢，巴西的疫情放大了自身、甚至全拉美都有的发展困境：贫富不均、政治腐败、公共设施长期羸弱、资源分配普遍破碎、国家被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掏空，种种现象在疫情的催化下，以死亡的焦虑窜出。截至5月14日，巴西已有18万例确诊、1.2万例死亡。

　　极化的伊朗阶级与民族

　　同样的防疫不平等，也发生在亚洲的伊朗。

　　伊朗受国际制裁多年，贫富差距极为悬殊。以首都德黑兰为例，富裕的城北是中上阶级的聚居地，银行门口置有消毒洗手液，富人能奉行居家隔离的防疫原则；贫困的城南则向来是毒品猖獗处，许多家庭终身栖居违章住宅，全赖母亲在巴扎（市集）摆摊维生，如今巴扎多因疫情而封闭，居民顿失收入来源，妇女不仅要设法开拓新财源，还得看顾停课在家的孩子，甚至照料被病毒感染、无药可医的亲人。

　　德黑兰的两极惨状，几乎就是伊朗整体的防疫缩影。但疫情不只剥削了伊朗的底层与妇女，其魔掌甚至也伸向了缺乏身份的阿富汗人。截至201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全伊朗约有300万阿富汗人，其中约有95万是登记在案的难民、45万具有护照与签证，其余皆为非法居留。在平日的伊朗社会中，阿富汗人多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同时承受着波斯民族主义的公然歧视。

　　疫情爆发后，即便阿富汗生活极不安全、卫生条件也相对恶劣，却仍催生一波阿富汗人返乡潮。原因正是，如果运气好，回到阿富汗后起码能获取一定程度的医卫照顾，尤其是塔利班占领区，既强制居家、也派送蔬果，远胜于其在伊朗无人闻问的惨状。但也正因这波返乡潮，使得伊朗疫情大规模散入中亚。

　　在上述三国案例中，不论是被视作已开发国家的美国、在发展状态来回碰壁的巴西，或是因长年制裁而经济高危的伊朗，皆存在底层失语与抗疫不平等的现象。

　　在美国黑人群体眼中，民主党能给的似乎永远只有口号与面包屑，共和党则竭尽全力支持资产家；巴西政府则根本顾及不了贫民窟与土着的基础生活，于是如今组织贫民窟防疫工作的，便多是毒贩与黑帮；伊朗民间虽自组互助会，努力援助赤贫地区与人群，却屡屡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掣肘，只因后者欲藉病毒的恐慌团结伊朗，炒作一波爱国情绪的高潮。

　　疫情就如一段缩时摄影，让平日深水静流的社会分歧难再隐匿。然而正因底层的失语与不易发声，使其极易成为被忽略、牺牲与抛弃的对象。面对这场註定不平等的疫战，底层的反抗显得无力而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