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警察经费诉求响遍全美国 美国警政改革大辩论

削减警察经费诉求响遍全美国 美国警政改革大辩论

　　美国因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方执法时死亡一事，在全国爆发的新一浪平权运动闹得沸沸扬扬。最吸引国内外传媒关注的口号当要数「削警经费」（defund the police），渐渐成为运动中的主流共识。外界及不少保守派对此极为抗拒，认为一旦警队经费缩减甚至被裁撤，必然会助长罪案滋生，社区治安定必转差，居民安全亦会因此受威胁。对此连同情运动的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拜登亦先后表态，反对示威者「削警经费」的诉求，令整场警政改革的讨论，加添了正反双方大辩论的火花。

　　民主党从运动之初已表示同情示威者的诉求，主张要推行大幅度的警政改革，更于周一（8日）向国会提交《警务公义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法案内容包括禁止警员用锁喉或压颈等方式制服疑犯，扩大司法部调查和检控警员涉及不当行为的权力，更改警员所享有的「有限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放宽市民控告警方侵害公民权利的门槛等。法案更包括成立一个警方违规行为登记处，将警员违规的行为纪录并滙集到一个资料库，以便外界追究及查阅，避免被革职的警员到其他警局继续工作。

　　《警务公义法案》的原则建基于警政本身并无问题，只要改善透明度及问责，建立资料库及加强训练，便可解决警队滥暴及针对少数族裔的问题。「削警经费」运动则将整个警政辩论提升至更高层次。示威者质疑用警队来处理所有政治民生问题所衍生的治安问题非长治久安之法。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教授维塔莱（Alex S. Vitale）2017年的《警务的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一书中，便提出政府在过去40年将所有社会问题都转嫁到警察上，放弃自身改善种族及经济不平等的责任，并由警队去处理社会这些后遗症。

　　尼克逊的「反毒品战争」

　　事实上美国警权不断扩大，亦跟种族平权及左翼街头运动不无关係。1964年美国总统詹森签署《民权法案》，正式结束种族隔离等歧视政策。然而为保持白人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摆平国内因反战及平权运动的社会骚乱，詹森的继任人尼克逊在1971年正式提出「反毒品战争」（war on drugs），使藏有小量大麻及海洛英刑事化并将犯罪者重判，塑造大麻与嬉皮士、海洛英与黑人相关的印象，以反毒品为名对社会不稳份子作破门入屋搜查及拘捕，扫盪其集会，并将他们尽数投进监牢。

　　尼克逊的「反毒品战争」得到列根和克林顿等其后历任总统萧规曹随，渐渐内化成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监狱工业複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的庞大利益集团。自80年代起，美国囚犯人数逐年攀升，直至2016年全国共有220万人在囚，平均每10万名美国人便有655人入狱，为全球囚犯人口及人均监禁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监狱在列根治下开始私营化，监狱坐拥大批廉价劳工为这些私人企业赚取庞大利益，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在此资本主义利益为先的巨轮下，警队更成为此体制下不可或缺的齿轮。

　　1977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了50%，然而各地警队经费却惊人的急升173%。有「罪恶城」之称的芝加哥(专题)人口虽逐年递减，但民主党市长伊曼纽尔（Rahm Emanue，2011至2019年在任）治下，警队经费大增27%，当地罪案率却升至历史新高，警队的效率却未因此提升，谋杀案的破案率更低于20%。纽约(专题)市的警队经费在2008年至2020年期间亦大幅增加46%，彭博（2002至2013年在任）担任市长时更引入「截停及搜查」（stop-and-frisk）惹起极大争议，被指针对少数族裔青年，最终遭入禀法院裁定违宪，然而此政策却未有为纽约治安带来任何显著改善。

　　2020年6月7日，周日，在波士顿(专题)，人们举着标牌从警察身边走过，抗议警察的暴行。5月25日，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膝盖压脖子而死亡。(美联社照片/史蒂文Senne)

　　2020年6月7日，周日，在波士顿，人们举着标牌从警察身边走过，抗议警察的暴行。5月25日，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膝盖压脖子而死亡。(美联社照片/史蒂文Senne)

　　问题导向 对症下药

　　警队经费愈多、装备愈精良、权力愈大同时，政府对社区设施、教育、医疗、住屋等公共开支却逐年递减，当中在社区所造成的露宿者、滥药者、精神病患者、边缘青年等问题可想而知。而政府将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所製造的治安问题，以警队用执法角度处理，无视背后的政治社会问题，种族及经济不平等，最终製造了「犯法就是犯法」的「犯法—执法」二元怪圈。罪案不仅愈打愈盛，人民也并未有因此而感到更安全。反而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族裔男子命丧警察手上，又或者因犯了轻罪而被投进监狱毁掉前途。

　　「削警经费」运动正针对此问题，提出「社会问题，社会解决」，将削减警队经费得来的公帑投放在社会服务上。以社工、教育者、医护代替警察，梳理并解决埋藏社区的深层次矛盾，而非每事要动刀动枪，以强硬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此对犯事者或执法者皆不公平。不少人对「削警经费」口号不以为然，原因为其未有理解削警经费后，将资源投放在社会服务的意念，但亦有人视之为危害既得利益权力架构的威胁。事实上，这正是对社会问题的表象与根本原因之认识论偏差，若以为单靠警察就可解决社会及经济问题，充其量只能治标而不可能治本，甚至有时候镇压也无济于事。

　　本来支持示威者的拜登及民主党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赞成解散警队，并在民间组织治安队取代后，纷纷反对示威者「削警经费」的诉求，箇中原因不言自明。其争取中间温和立场，亦恰好符合主流社会反对警暴，认同警队需要改革，同时亦感觉「削警经费」过于激进。不过，弗洛伊德之死引发新一浪平权运动，无论是带来民主党人的表层改革方案、示威者的深层改革主张，抑或揭示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监狱工业複合体」利益结构下种族及阶级不平等的根本矛盾，足该令美国社会各阶层真正反思及自省，并在悲剧过后寻求修正及复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