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和平仕途生变，蒋超良去向不明 他们怎么了？

胡和平仕途生变，蒋超良去向不明 他们怎么了？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1日）研究其他事项后，中国多个地方大员迎来新一轮调整，其中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陕西省的人事变动。7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刘国中接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不再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另有任用。几个小时之后，胡和平被确认调离陕西，入京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而随着文旅部部长雒树刚到龄退休被免职，胡和平主政文旅部的实锤落地。

　　胡和平的调离仍然令人出乎意料。现年58岁的胡和平本在中国省级大员里颇具年龄优势。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他还担任该次会议精神读本的撰稿人之一，彼时外界认为其有望更进一步。而如今仕途突然转轨，对胡来说，看似平调实则颇有些意外被冷落的意味。

　　事实上，除个别情况外，中央部委一把手远不如地方诸侯政治地位高，正因为如此，从来多是地方政府一把手入京执掌部委，然后外放跻身地方诸侯，而少有地方一把手入京依旧平调，2019年年近退休的内蒙古时任书记李纪恒接棒民政部部长黄树贤便是如此。更多如赵克志当年由河北省委书记跻身公安部长则是更进半步。

　　关于胡和平的此次职务变动，外界多认为与2018年震惊中共政坛的陕西秦岭别墅案有关。在中国西安市秦岭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建设的豪华私人别墅曾引发陕西官场地震，2017年至2019年间，陕西省原省委书记赵正永，陕西省原省委常委、秘书长钱引安，西安市原市委书记魏民洲纷纷落马，西安市原市长上官吉庆受到处分。秦岭别墅案的轰动不仅因违建，中纪委官员称陕西违建别墅是表象，不讲政治是根本。

　　据称，从2014年5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专题)先后6次批示秦岭违建别墅一事，但直至2018年7月，习近平第六次批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 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带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至此，拖了4年多的上千栋违建别墅轰然拆除，陕西官场也随之迎来地震。在2019年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纪录片《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中，胡和平出镜接受采访，他表示曾在暗访时发现秦岭存在违建，也应该能意识到问题存在，但是我没有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紧紧地把这件事情盯住。

　　而就在胡和平此次职务出现变动的同日，涉秦岭别墅被查的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一审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且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样的时间，陕西日报官方网站群众新闻网在头条报道刘国中新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同时，同版报道了要保护秦岭生态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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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胡和平的既往仕途，这位1962年出生的地方大员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其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专业水利工程系，到日本(专题)深造回国后执教清华，一步步成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13年11月他进入仕途，转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历练不足两年时间便北上任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到2017年10月已经成长为一方大员。其实，至此次胡和平转入国务院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其入仕也不过7年，火箭般的升迁速度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争议。

　　胡和平这次在仕途的高点突然爆冷，值得深思，恐怕不是简单的再锤炼所能解释的。

　　胡和平的仕途变动令人想起另一位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遭免职，至今仍下落不明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2月13日，在湖北疫情形势严峻，中国国内舆论汹涌之时，中共免去蒋超良湖北省委书记一职，此后5月末的中国全国两会上，蒋超良也未现身。至今，他已销声匿迹数月之久，究竟是否被高层彻底抛弃，还是中共准备低调安排其复出？

　　1957年出生的蒋超良是中共政坛中罕见的金融系出身执掌一方的大员。蒋超良在2014年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之前，在中国银行系统30年，2008年参与解救金融危机袭击下的广东，期间也曾短暂担任湖北副省长。2016年10月，蒋超良在吉林省委副书记一职历练2年后即南下升任湖北省委书记。然而，最终蒋超良折戟沉沙在湖北省委书记任上。为什么?

　　其实，从胡和平到蒋超良，二人身上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是从专业领域调入政坛的官员。胡和平从高校进入地方政坛不过3年已成为陕西省省长，蒋超良从银行系统出来便是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候选人的身份进入吉林政坛。这样的升迁路径本是他们政治生涯的高起点，不想走入今天的仕途瓶颈。

　　从中国官场与中国政治环境来说，大概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无论是胡和平还是蒋超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自然是优秀的。胡与蒋分别在各自的圈层或者领域扎根30年，胡作为有留学经验，且在清华多个岗位锻炼过的党委书记自然对校务及党务熟悉。蒋作为曾经中国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其专业能力自然也不用多言。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一方诸侯需要的是独当一面的综合素质，这对以往的从政经验和政治家意识要求很高。胡和蒋都不是从地方一步步历炼出来而后执掌一方的官员，都比较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这在关键时候对他们来说可能非常致命。例如秦岭别墅案原本只是违建问题，但在几年间中共高层数次批示都得不到解决及至发展成讲政治的问题。再如此次湖北疫情之初对传染病的认知与防控决断，救治过程中的内部调度，舆论汹涌时的危机公关等等都是对官员能力的考验。

　　其二，官员应对仕途快车道有正确的认识。近年中共政坛不少学者型官员、金融系、军工类官员升迁确乎够快，这是中共要深化改革用人不拘一格的体现。但是，这种升迁速度也暗藏隐患，容易滋长官员的浮躁情绪，如当年的团派就是因此而惹上争议。

　　在庞大的中国官僚体系中，传统的官员选拨模式都是公务员群体通过一步步磨练，不断积累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而组成的精英群体。学者型官员等是传统官员选拨模式的一种补充，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与政策需求更灵活更大效率的执行政策，千万不要让他们的专业素养由优势变为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