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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子10年“家门口”找回,养父获刑2年引罪罚讨论

京港台:2020-12-17 10:38| 来源:新京报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寻子10年“家门口”找回,养父获刑2年引罪罚讨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离家60公里的村子里,刘利勤找回了丢失10年的儿子刘轩。

  2010年4月11日,2岁的刘轩在山西太原小井峪村附近玩耍时被人抱走。今年1月,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山西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将刘轩解救。

  从小井峪村到安定村,不过一个小时车程。但此前10年里,刘利勤为了寻子,几乎走遍全国,媒体也曾多次报道,给他冠上了“山西寻子哥”的名称。

  刘轩的养父张建斌、养母崔梅的哥哥崔金平被警方控制后,10月12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建斌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崔金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是,张建斌在收买时是否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张建斌曾辩解称,当年崔金平告诉他,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把孩子卖了,他就支付了2万多元买下,他不知道孩子是被拐来的。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这起案件是他了解到的第一起收买方刑罚达到两年的案件。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司法机关可能会从严惩处,彰显司法的决心。

  案件终结后,刘利勤没有和刘轩提起养父被判刑的事情。“提起他们,我就会想起这些年的痛苦经历。都过去了,我只希望孩子在家里好好生活。”

  

  2010年刘利勤一家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丢失与收买

  刘利勤卧室的床头上,还挂着一张十年前的全家福。照片里,2岁的刘轩被母亲抱在怀里,他正面朝向镜头,面庞圆润,有着和父母一样细长的眉眼。

  这是刘轩丢失前,和家人的最后一张合照。

  2010年,刘利勤一家四口还租住在太原市小井峪村一户村民家。当年4月11日午间,妻子在家做午饭,2岁的刘轩和5岁的姐姐在门口玩耍。等到吃饭时,妻子发现刘轩不见了。

  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刚在太原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得知孩子丢失后,他放下了工作,沿着大街小巷,汽车站火车站找了数天,依然杳无音讯。

  唯一的线索是,家附近旅馆门口的监控拍到,刘轩被身高约一米七的男子抱走。刘利勤报了警,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到这名男子的身份,线索就此中断。

  

  2010年刘轩丢失后的派出所立案回执。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距离小井峪村60公里处,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张建斌崔梅夫妇自2002年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因是从外村搬来,张建斌在村里没什么朋友。村里人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憨厚的装修工。邻居还记得,隔壁老人的家里物件坏了需要帮忙,张建斌会到老人家中去免费为老人修理。

  刘利勤丢失儿子的那一天,崔梅的二哥崔金平带着一个男孩,来到张建斌的家中。

  据崔梅回忆,二哥告诉他们,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把孩子卖了,要价2万元。因家中没有积蓄,张建斌和亲戚借了钱,买下了这个孩子。

  在此之前,崔梅已多次流产。崔梅说,当时医生无法判断病因,只告知她并非不能生育,“都说先抱养一个再生育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崔金平就说先抱养个孩子,丈夫也同意了。”

  但他们没有走正常的抱养程序。崔梅表示,当年农村上户口比较容易,抱养小孩现象也比较普遍,他们夫妻俩就以生父母关系,为男孩在老家上了户口。

  张建斌给男孩取名“乐乐”,“希望孩子可以快乐地长大。”

  

  张建斌此前为刘轩买的学习机。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两个父亲的10年

  对于这个买来的儿子,崔梅说,张建斌很是疼爱。

  因为不知道乐乐的出生日期,张建斌就把孩子的生日定在6月1日,一个在当地人眼里很吉利的日子。每当乐乐“生日”时,他们就会给孩子买一个奶油小蛋糕。

  “乐乐小时候个子小,我们怕他长不高,就给他买了钙片,后来他牙齿就特别好。”崔梅回忆,乐乐小时候很乖,但开始上学后,就跟着其他孩子一起打架,学习也越来越差。

  崔梅记得,张建斌为此也打过他。但即便如此,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也比和自己亲密。“他以前晚上不敢去院子里上厕所,每次都要我丈夫在厕所门口等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抱着我丈夫入睡。”

  乐乐在张建斌家的第6年,崔梅再度怀孕,成功诞下一个女孩。崔梅说,虽然有了亲生女儿,但丈夫并未因此对乐乐不好。“我们当时给乐乐喝的奶粉是上百块的,但是给女儿买的奶粉都是几十块的。”

  前两年,村里有人来推销平板学习机,价格在800元。崔梅提到,当时家里收入不多,但乐乐很想要这个学习机,并答应以后会好好学习,最后张建斌用支付宝花呗给他买了下来。

  在外人看来,张建斌家虽然较为贫穷,但“一儿一女”也算家庭美满。

  另一边,太原市万柏林区,儿子丢失后,刘利勤搬到了小井峪村附近的一个小区。刘利勤说,儿子是在这一片区丢失的,他不敢离开这里,只盼着有一天能在附近遇到刘轩。

  他染上了很重的烟瘾,每天半夜要抽完烟,才能入睡。

  家中没有孩子清晰的单人照片。刘利勤就把全家福中儿子的部分裁剪下来,打印成单人照,贴在一辆破旧的农用车上,开车四处寻找。路途中也不断结识其他的寻子家庭,大家筹钱买了一辆金杯车,在寻子的同时宣传打拐知识。

  只要有人提供线索,刘利勤就会前往当地核实。这10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国,用光了家里的积蓄,只能在寻子的间隙里工作,在工作的间隙里继续找寻孩子。

  

  刘利勤寻子十年积攒下的各类票据。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寻子的过程中,刘利勤和同伴曾因大雪被困在路上。

  刘利勤记得,那是2016年,大雪铺满了整座村庄,车一旦启动就在原地打滑。车上只剩一包方便面,没有热水,两个男人就掰着干的面饼入食,在车厢后座裹着大衣蜷缩入睡。

  他也曾在绿皮火车上遇到过好心的乘务长,得知刘利勤寻子的故事后,为他送上了免费的盒饭,在整列车厢的乘务员办公室处贴上了他寻子的海报。

  母亲在刘利勤寻子期间多次生病后辞世,家中家务事他也无暇顾及。谈起家庭时,刘利勤对“儿子”和“丈夫”这两个身份充满了歉意。

  但他觉得,自己尽到了一个父亲能做的一切。

  

  刘利勤和寻亲家属在全国做打拐宣传。受访者供图

  “孩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

  两个家庭在2020年初发生转变。

  寻子过程中,刘利勤学会了快手直播,并在平台上通过直播发布儿子的信息。2019年年底,有人通过平台向刘利勤提供线索,让他去吕梁市交城县安定村看看,村里有个孩子和刘轩长得很像。

  因为这些年受骗的经历太多,刘利勤一直没去当地核实。

  “到了12月,这位好心人又来我的直播间,怪我怎么不去找,表现得非常生气。”刘利勤说,之后他和弟弟多次前往安定村,偷偷拍下了孩子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刘利勤通过中国儿童防走失平台(民办公益组织)的人像比对系统,把刘轩一岁时的照片和安定村这个孩子的照片进行了对比,出现了“相似度得分67.43,建议进行DNA检测”的字样。

  刘利勤的弟弟再次前往安定村。

  他想了个办法,给男孩一个口香糖,想用口香糖上沾的唾液去做DNA检测。因为男孩一直不肯吐出口香糖,他便将口香糖黏到对方头发上,趁机拔下了一根头发。

  通过这根头发,刘利勤做了亲子鉴定。今年1月1日,鉴定结果显示,这个男孩与刘利勤妻子张静平的亲子关系概率为99.999%,支持他与张静平存在亲子关系。

  1月2日,公安机关根据刘利勤提供的线索,前往安定村将刘轩解救。刘利勤说,自己十年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怎么也想不到孩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

  

  1月2日,刘利勤找回孩子当天直播画面。

  刘轩被解救的次日,40岁的张建斌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崔梅说,多年以来,他们从没想过男孩的家人会再次找上门来。“我就想着,孩子卖都卖了,怎么还会来要回去”。

  现如今,张建斌的家中还留着孩子曾经的玩具,滑板车、吉他、旱冰鞋,一个学习机。十年“父子”一场,张建斌最后落得了一场空。

  丈夫被抓后,崔梅离开了原先租住的房子,带着女儿住进姐姐家,靠着小吃店维持生计。崔梅说,她只觉得悔恨,当年不该以这种方式抱养小孩,让孩子生父母寻找这么多年。

  

  亲子鉴定报告。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是否明知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2020年1月4日,崔梅的二哥崔金平投案自首。崔金平比张建斌小6岁,是个文盲,他和刘轩的生父刘利勤相识,两人是老乡关系。

  今年4月,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以崔金平涉嫌拐卖儿童、张建斌涉嫌收买被拐买的儿童,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书显示,据崔金平供述,案发当日11时许,他准备在小井峪街边的一家饭店吃饭,走在路边时看见刘利勤家的男孩在玩耍。“我就逗了逗他,小孩就跟着我走,走了没两步我就抱起小孩走到几百米处的面包车位置,把小孩放到面包车副驾驶位置,就开车去了妹妹家。”

  崔金平说,开车路上,他给崔梅打电话,问她有个小孩要不要,妹妹说要。一个多小时后,他到了妹妹家,骗他们说“抱养了一个小孩,人家要2万元补偿”。把孩子交给妹妹后,张建斌给了他2万元现金。

  关于这个孩子的来源,张建斌的供述和崔梅的说法一致。

  张建斌在供述中提到,当时崔金平说,这个男孩的父亲赌博输了钱,要卖了这个孩子,价格是2万多元。当时农村买男孩是3万元,女孩是2万元。当时自己手头不够钱,就去亲戚家借了钱,把钱交到了崔金平手中。

  张建斌坚持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被拐来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案件庭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是,张建斌在收买时是否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

  张建斌的辩护人认为,本案客观上虽然存在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但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崔金平告知张建斌孩子是被拐卖的,且十多年前在农村地区抱养小孩也是普遍的。

  刘利勤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没有参加庭审。在他看来,孩子的养父母也很可怜,但两家距离不过60公里,也算是老乡,寻子这10年来,媒体也曾多次报道,“吕梁谁不知道他在寻找丢失的儿子,养父母那边不可能不知道。”

  

  判决文书。截图

  养父获刑两年

  今年10月12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判决。

  判决书显示,张建斌辩护人提出,结合张建斌结婚多年未生育的特殊情况及其与崔金平的特殊关系,张建斌犯意较轻,或者没有犯意,应当从轻处罚;他没有阻止公安机关解救孩子,在收买孩子后十多年里并未虐待孩子,其本人也是受害者。

  其辩护人还认为,张建斌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行为发生在2010年,应适用2010年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张建斌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仍予以收买,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关于张建斌提出其不知孩子是被拐来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张建斌对崔某平拐卖儿童的事实不知情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此外,张建斌2010年4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该行为持续到2020年1月公安机关对被买儿童解救,应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张建斌存在从轻处罚情节,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从轻处罚。

  对于崔某平的涉案行为,法院认为,他以出卖为目的,对幼儿采取欺骗、利诱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关于辩护人提出崔金平系初犯、无前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判决结果显示,崔某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0元。张建斌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判决后,被告人及其家属没有提起上诉。

  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判决后,法院于10月23日发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将张建斌的罚金一项删除。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修订系因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中,没有“并处罚金”的规定。

  新京报记者多次就此事询问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截至记者发稿前,尚未得到回复。

  

  刘利勤还在帮其他家庭寻找孩子。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买方入刑其实是“无奈”的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这起案件是他了解到的第一起收买方刑罚达到两年的案件。

  他认为,该案生父寻子十年,社会上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社会影响较大,“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司法机关可能会从严惩处,彰显这种司法的决心。”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玲表示,客观上,张建斌有收买儿童行为,支付了2万元作为代价,将儿童当作商品买回抚养,属于非常典型的收买儿童行为。

  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刘玲认为,张建斌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同时综合考虑张建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家庭造成的伤害等因素,法院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是适当的。

  张志伟自12年前开始进行公益打拐活动,其间一直在推动“买方入刑”的法案修订过程。他认为,买方入刑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买方市场旺盛是拐卖儿童案件层出不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张志伟介绍,《刑犯修正案九》出台以后,强化了买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过去,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民间送养”,很多时候都是不予处罚的。“现在只要双方有比较大额的交易,都统一认定为拐卖或者收买儿童案,属于犯罪,都是要处罚的。”

  “2015年之前,很少追究买方的刑事责任,即使追究也是大部分都以缓刑处理。在2015年买方入刑后,现象大为改观,买方判处实刑的情况现在还是比较普遍的。”

  张志伟也提到,这类案件中收买方通常人身危险性较弱,被判处缓刑的较多,“一些人本身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没有前科劣迹,受害人也给予谅解,所以法律也会从轻处罚。”

  张志伟认为,刑法修订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处罚,而在于从法律层面上让公众意识到,这类行为属于犯罪,从而从根源上减少拐卖案件的发生。“不管是拘留还是判刑,都能让公众意识到这是犯罪,国家法律是禁止的。”

  

  2020年刘利勤新拍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案件终结后,刘利勤没有和儿子提起养父被判刑的事情,刘利勤说,“提起他们,我就会想起这10年的经历。都过去了,我只希望孩子能在家里好好生活。”

  到12月中旬,刘轩已经在新家生活近一年时间。

  刘利勤为儿子办理了转学手续,户口簿上刘轩的那一页,也一直为他保留着;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母亲也为刘轩报了周末补习班。

  当问起在刘轩心里,刘利勤是不是好爸爸时。刘轩回答,“挺好的”;“交给别的爸爸可能不会像他这样找我。”

  现如今,刘利勤开了家寻子工作室,帮助其他家庭寻找被拐卖或者丢失的家人,需要经常离开太原去往别的城市。刘轩说,每次父亲外出,他都会在家里等刘利勤回来,“我知道,他出去找别的孩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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