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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会否引发婴儿潮?多地公布新生儿数量出人意料

京港台:2021-2-1 11:27| 来源:第一财经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疫情会否引发婴儿潮?多地公布新生儿数量出人意料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新冠疫情的发生,会否带来新一波婴儿潮?

  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不久后,由于大部分人都宅在家中,当时曾有言论认为,这一年年底可能会迎来婴儿潮。然而,2020年已过,目前部分地区公布的数据来看,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要在今年4月份才公布,不过,目前部分城市如广州、温州等地公布的新生儿数据,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多城出生人口下滑幅度大

  日前,温州市妇幼健康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温州市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

  数据显示, 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3230,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其中产妇为温州户籍的活产数48357,比2019年同期减少19.47%;产妇为非温州户籍的活产数24873,比2019年同期减少18.1%。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温州市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产数是144988。相比2012年,2020年下降了近50%。

  一线城市广州的降幅也非常大。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广州2020年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6万人,与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那么,这些城市为何下滑幅度较大?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出生人口减少,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在于育龄女性的减少。“目前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已经不是减弱问题,而是相当弱了。”董玉整说,这几年结婚人数下降较快。2020年与2019年相比,育龄妇女减少明显,有资格、能够当妈妈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减少,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疫情期间,虽然人们宅在家的时间增多,夫妻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多了,但疫情期间带来的多种不确定性,也对生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疫情期间,学校没有开学,小孩天天在家,要上网课,年轻父母压力更大。一个孩子都这样,以后两个孩子更忙不过来。这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未来抚养负担的担忧。”董玉整说,这种负担,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精力和时间上的。

  董玉整说,疫情期间,有些人觉得疫情来了,收入下降或者工作没有保障,收入减少了,但生活支出的东西也许增加了,感到经济方面有了更多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特殊时期对人们的生活包括生产生育会带来一些限制。比如疫情期间有的人觉得去医院检查挺麻烦的,到处要测体温,甚至要求核酸检测。还有对整个家庭社会关系的担忧,有的人本来就有基础病,在疫情期间,会增加其它的关于健康的现实担忧。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关于生育的整体担忧,影响到现实的生育行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分析,2020年生育的数量肯定下降,“因为2020年之前怀孕的是没办法的,但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疫情到底啥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到医院检查?所以疫情对于生育不会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还有负面的影响。”

  广州某热门三甲医院生殖科医护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20年4月以前,到医院看生殖不孕不育的人比较少,当时的专家号都比较好预约,到5月以后,如果不提前几天预约就没有号了。

  叶青分析,从时间段上看,2021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所反弹。因为疫情刚来时,大家比较没有信心,但是后面中国疫情迅速控制住,人们的信心也恢复了,这对生育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表:21世纪以来历年出生人口

  

  育儿成本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

  除了疫情影响外,近年来生育率的下降,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经济负担重、育儿压力大、经济激烈等因素。

  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十分明显,人口大城市化也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董玉整说,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明显。比如,珠三角地区对内地、对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市就具有较强的人口虹吸效应,出现较强的人口聚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生育率反而相对下降更快。

  董玉整说,年轻人到了大城市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生存时间分隔越来越细,时间紧迫感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城市住房紧张,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年轻人在时间分配和精力支撑上对生育孩子的意愿逐渐淡弱,动力逐渐减退,被忽略甚至恐惧感就会产生,从而在生育动机、动力上都出现了不足、不力、不积极的现象,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影响整体生育率的保持和提升。

  “放眼全球,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越是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越是个体自由程度较高的地区,生育孩子的意愿越是淡弱。比如,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董玉整介绍,日本(专题)自2007年以来,人口数量就一直呈下降趋势。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韩国、我国台湾(专题)地区,2020年人口都进入了负增长时期。俄罗斯已经连续四年出生人口下降。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日前对媒体表示,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山西省统计局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上,54.39%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元及以下,还有28.33%和13.88%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4000元(含4000)和4000-6000元(含6000)区间,另有3.40%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这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年花费在育儿费用的支出将达到72000元以上。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包括杭州、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比如杭州市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的通知》营造支持家庭育儿环境,加强公共场所和单位内部母婴设施建设,结合小区微治理,打造家门口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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