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星堆突然停止发掘”，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这两天，因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并出土了 500 余件重要文物，“三星堆文明”已变成了一个大热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讨论文章极多。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三星堆文明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大主题展开。其中有些说法很荒唐，却又流传甚广，所以本文略谈几句。
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
这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出现，挑战了“中国文明的原发性”。故此，针对三星堆的研究，“中国的潜规则是不讨论，不发表论文，长期捂盖子”。
这种说法在事实上不成立。
首先，与所谓“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之说相反，今人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种种讨论与争议，尤其是三星堆文明是否与西亚、南亚的输入有关，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学界，就已经公开讨论过了。
仅以学术期刊《四川文物》为例。
早在1989年，《四川文物》便已刊登过学术论文，题为《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作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1991 年，《四川文物》又翻译刊载了一篇美国学者的论文，该文推测认为，“尽管三星堆文化的发祥地仍是个未知数，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原青铜文化毫不相干的。”
1993 年，《四川文物》又刊文《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作者是长期参与三星堆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敖天照。文章推测称：三星堆海贝可能有四种来源，第一是中原地区；第二是“有可能通过‘北丝路’传来”，即经由中、西亚传入四川；第三是“有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越南、老挝等地”；第四是由古代的“身毒道”从印度(专题)输入。
•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同期，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段渝，就“三星堆文化”的学术论争，做了十项总结，其中一项便是“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文化来源”。该项争论的一个支派认为，金杖与雕像“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甚至可能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
类似的学术意见，此后始终没有中断。比如 2017 年《四川文物》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施劲松的论文《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内中便提到：“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
综上，可以说，自上世纪 80 年代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以来，三星堆文明是否受到中、西亚文明和南亚、东南亚文明的影响，便一直是学术界公开讨论的话题。所谓“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只是一种阴谋论。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三星堆为何突然停止发掘？
此说经常与“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同时出现。它的流传，可能与2005年国家文物局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项通报批评有关。该批评文件称:“3 月 13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未经报批擅自对三星堆遗址西水门和青龙包夯土台进行发掘。……责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违规发掘的遗址，在提取资料、采取保护措施后进行回填。在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出版前，暂不同意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对于此次违规，曾参与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学者陈显丹，有这样一番解释：“青龙包的发掘是经过国家文物局 2004 年审批的，发掘时间是 2004 年年底。由于经费不到位等原因，发掘工作一拖再拖，直到 2005 年 3 月才开工。显然国家文物局所批复的发掘有效期已过，应当重新报批。但是这项工作我们没有重视。”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在此次违规之前，从 1987 年至 2005 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过。
如1990年“对遗址东部的‘土埂’进行解剖性发掘”；1991 年、1995 年、1999 年，“又对三星堆遗址南边的麦家院子‘龙背’、胡家院子、三星村公所、东岳庙等几个点，由西向东进行了试掘”；1998 年还“对仁胜砖场拟取土区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00 年 12 月，又启动了“三星堆遗址月亮湾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2005 年 3-4 月，在“三星堆遗址位于月亮湾与西泉坎之间的青关山”进行了发掘——也正是这次违规，让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暂停了一段时间。
不久后，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便又重启。如 2012-2013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关山台地做了进一步的勘探，并对2005年回填的区域进行了追踪发掘。2020-2021 年这一次，更是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并出土重要文物 500 余件。
• 铜纵目面具，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大。实际上，它可以被拆分为如下三个小问题。
（1）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学术意见，一种是本土起源说，一种是西来说。本土起源说容易理解，不必过多解释。西来说的主要依据是：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制品来看，中国境内各地域对青铜器的使用，在时间上，西北地区要早于中原地区，自西北到中原，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显的早晚脉络。但西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中国西北地区青铜器独立发展出来后，传入了中原地区；另一种则认为，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是经由中亚、西亚草原地区传入，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传播中转站。
• 铜神树，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2）三星堆的青铜技术与中原的青铜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
目前的共识是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青铜尊、青铜罍等，与中原地区殷商时代的风格很相似；一类是青铜面具、青铜树等（也包括金杖、金面具等），很难在中原地区找到同类物品。多数学者同意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但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学术界的判断仍存在相当的差异。高大伦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他的意见是：“现在我觉得，至少青铜文明能看得出来，它受中原的影响，文化的主体肯定是属于中国的。我认为它是受夏商文明的强烈影响，算一个亚文明，不管它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陶器，都能够看出它跟中原有关，也有一些本地的因素。”
另一位四川学者段渝的意见却是：
“三星堆文化中的一些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形制，只是零星地、不成组合地出现，二里头陶器组合中多数最典型的器物如鼎、爵等并没有出现在三星堆文化当中。相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组合是按自身的发展序列有序演进的。这表明，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但二里头陶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陶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两件铜牌饰，图案形制与二里头出土的极为相似，应与二里头文化有关。但二里头青铜爵、曲内戈以及青铜工具等，则不见于三星堆。而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代表是后来产生的大型雕像群，这在二里头文化中是绝对没有的。这也可以表明，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形制，但二里头青铜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
• 铜大立人像，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3）三星堆的铜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迄今仍无答案的问题。
1984 年，学者金正耀对晚商青铜器矿料的来源，做了铅同位素研究，其结论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其矿料可能来源于云南。他猜测，这批云南矿料进入中原的途径，有可能是贸易，也有可能是贡纳，还有可能“与妇好征巴的战争掳掠有关”。之后，又有多位中国、美国和日本(专题)的学者，利用铅同位素实验来追溯商代青铜器的铜料来源，结果都与金正耀的结论相近，指向了云南的铜矿。1995 年，金正耀等人也对三星堆的青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研究，结果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大量发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而“这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特殊铅普遍存在于商代青铜器之中”。
• 铜罍，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但也有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理由是“并没有很多的考古学证据”来佐证，而且“铅同位素分析的数据是一个混合的结果”，需要辨析得到的数据到底是表示铅矿来源，还是锡矿来源，或者铜矿来源；加上矿产资料不完整，该实验所提供的矿料产地信息，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综上。总体而言，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许多问题，目前还处于一种难有定论的阶段。学者也好，爱好者也罢，多数时候只能处于一种“我倾向于认为如何如何”的状态。
当然了，如果有人说“我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那就只能当做笑话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学术上也毫无辨析的价值。只要稍微注意到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器具，便不会相信这种异想天开。
参考文献
[1]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
[2] 葛岩、凯瑟琳·M·林道夫著，吕公义译：《三星堆:中国西南新发现的青铜器时代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3] 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
[4] 段渝：《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关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论争和前景》，《天府新论》1993年第6期。
[5] 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6]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9-189页。
[7] 高大伦：《三星堆文明与中国以外的古文明有何相似性》，《西部大开发》2020年第9期。
[8] 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页。另可参见段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2期。此外，许宏也注意到了“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崇尚质朴，不像三星堆铜人那样高大、奢华和张扬”。见许宏《青铜的政治性消费——“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丛谈之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
[9] 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收入《科学史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10] 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1] 金正耀、马渊久夫、Tom Chase、陈德安、三轮嘉六、平尾良光、赵殿增：《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12] 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