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在美辞世：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中国

史学泰斗余英时在美辞世：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中国

　　一代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寿91岁。其学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老师一生捍卫人权，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的信念。而余英时更关注中国文化的命运，坚决反共，毕生一以贯之。

　　“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不从政，只在思想上表达意见，他形容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就是指评政治到此为止”。“我不想我抓了权，别人都听我的。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东西。”

　　这是《余英时回忆录》刚出版、2019年初，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访谈，触及核心价值的问题，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中国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里，我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中国来的。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我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说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讲的一句要紧的，就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老师是有良知和风骨的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老师说过年轻时在安徽家乡，有一个营长欺压当地百姓，他写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营长找人跟他解释。老师谈到这故事强调，“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这是他对人权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导时，正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学生、学人和保护异议分子，对中共政权火力全开批判，他对香港占中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发表很多支持的言论和作为。他到人生最后阶段仍很关心香港问题。

　　王泛森说：“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学生希望介绍去见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争运动的教授去普大访问的时候想要见他，他马上就（答应）。”

　　研究从“尧”到“毛”的中国史学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写诗出身，对旧诗、音韵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书时余先生到台大演讲自我介绍说是研究汉学、从“尧”到“毛”整个中国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不朽跟长生，曾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余先生对汉代经济交通、贸易与扩张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到老师在看一本剑桥的中亚史，他一问原由，余先生说，他很惊讶这本书居然收录他很早期写有关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专家。余先生是世界少见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学者，希望他创造学术宝库的“利息”在人间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国受到共产党统治后，对文化的摧残、人权的打压，使得余英时非常痛苦。他反共，一生一以贯之，对中国文化的命运非常关注。2006年获颁“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奇奖”，其褒词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后，刺激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源头。

　　中国文化在文革被摧残

　　倡议设“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说，余先生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遭难，中国饱受摧残，他曾在香港明报写过一篇文章倡议设立“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无处非中，无处不是中国。

　　王泛森提到，最后一次和老师通话是两、三个月前。“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太久没有跟老师通电话，老师说没有打电话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实他内心非常平静。老师讲过几次，老年能平静在家，安安静静看看书就很福气。”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7月25日才和余先生通电话，精神都还很好，忽然听到他辞世，心很痛，他原已准备在疫情后，将《余英时回忆录》荣获的金鼎奖和香港书奖的两项奖座亲自带到美国给余先生，但心愿未能达成。

　　对生死豁达

　　与后辈侃侃而谈自己的墓园

　　廖志峰提到，余先生很简朴，对人很温暖，对生死豁达，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访余先生，他听到余先生说父亲活到102岁，他还说那您会活到100岁。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聊的话题就是从墓园，还没看到老师就先看到预备的墓园。

　　廖志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见他之前，师母先带我去普林斯顿墓园，我还先去他父亲的坟上致意。那时还没见到余老师，后来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将来就会葬在那里。我就跟老师说，好！我将来再到这边看你。”

　　提到余英时反共的源头，廖志峰说，中共在六四打压、集体杀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是对香港。他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认为中共扼杀、谋杀中国的希望，至今没有平反。余英时跟他说，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净土。

　　关心香港、台湾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湾？”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作家龙应台未会面，余英时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时曾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余英时谈到，“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余英时儿时在中国，曾有9年在乡下，遇到新四军屠杀乡民，新四军之后成为共产党基本势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被游说申请加入共青团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回忆录提及，感染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与“左倾幼稚病”，但很快觉醒，不过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无地自容”的罪过。

　　搭上一班故障列车

　　从北京转向香港

　　改变一生命运

　　余英时曾执意回北京完成学业，余父已在香港，局势非常不稳。忽然遇到列车故障，这时一个转念，他认为应留在父亲身边，就此转向去了香港。余英时曾说，如果列车没有故障，他留在中国，一生的命运将大不同。

　　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国跟世界面临巨变的十字街头，民国政府把很多院士、很多有学问的人接出来，胡适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余英时要坐火车到中国大陆读书。

　　陶杰形容余英时年轻时对共产党也“差点中招”：“他那时候的选择是最惊心动魄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选择。余教授最重要是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择当中去研究未来的方向。香港年轻人、海外华人应好好读他的著作，美国知识界也应重新认识他，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物质横流的时代。”

　　陶杰：美国政界智库错失聘余英时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杰认为，余英时到了美国的学问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国被大材小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应该请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早就应该请他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

　　和美国很多知识界、智库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陶杰认为，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的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书读再多也没有用，而且他对新儒家的批评非常地独到。他人很厚道，讲的很含蓄，认为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出路，看新儒家是没有用，新儒家提倡的道统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气的，而且是故作深奥的，你只要讲良知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他对中西文化保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宋永毅看余英时：坚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

　　文革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英时有渊博的学识和胆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说如果共产党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陆，他就坚决地做到。

　　宋永毅说：“我知道中国大陆千方百计，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诱他，想给他种种诱惑、荣誉、待遇。有太多学者在共产党掌权后就投靠共产党，自由世界的学者，倒过头拍共产党的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这是非常珍贵、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