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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夜晚:一夜巨变,伤痛白山黑水

京港台:2021-9-19 01:09|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评论( 11 )  | 我来说几句


九一八的夜晚:一夜巨变,伤痛白山黑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31年9月18日21时,位于沈阳城北约七八华里的北大(专题)营准时吹响了熄灯号。在路灯照射下,陆军独立第7旅司令部门前显得格外空旷,照壁墙外还未搭完的戏台,看上去有些形单影只。再过8天就是中秋节,等请来的戏班子登台亮相,北大营又是一番热闹景象。

  22时20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不到五分钟,日本(专题)关东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独立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给旅长王以哲家里打电话,结果不得要领,只好一面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再向副司令长官公署请示办法。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简直不可理喻:“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然而,侵略者毫无道理可言,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十八日晚十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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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北大营南距城区约10华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 米,西南距离柳条湖700米,事变发生时营内尚有东北军7000余人

  内忧外患之秋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后,参照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约定,南满铁路每公里配备15名士兵护路,最初日军在附属地及铁路沿线驻扎两个师团,此后调整为一个缩编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合计14000余人。随着日本关东都督府改称关东厅,原本设在府内的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军事优先”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基本方针。

  张学良子承父业,撤销奉军原有的方面军、军、师等混乱编制,东北所有军队整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以独立旅为单位,总数不下30余万人。此外,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艇20余艘,约3万余吨;东北航空大队装备各式飞机300余架,实力超过国内任何一方。如果将东北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成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那就未免过于幼稚了。东北政务委员会作为东北的最高行政机关,编制十分庞大,正如张学良对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所说,“虽已实现南北妥协,但实质上东三省政府的态度依然毫无改变,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内容与以往并无不同。”

  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主张与列强有序签订关税平等新约。张学良富有民族正义感,多次拒绝强邻贪得无厌的索取,加紧修筑铁路,加快港口建设,一时气象万千。如何应对日本挑衅,张学良曾经致电蒋介石:“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同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办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专题)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拆其野心,始有办法。”

  日军“少壮派”可不吃你这一套,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老早起草过一份侵略计划,提出“巧妙解除中国军队武装”,再由关东军出面实施最简明的军政,维持中国东北治安的方案。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辅助官花谷正等人无一不是野心勃勃之徒,恨不得一口鲸吞东北。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最后时刻站队南京国民政府,调派8万精锐入关瓦解反蒋联军,升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平津地区及黄河以北全部归其节制。来年春暖花开之际,踌躇满志的“少帅”离沈赴平,关外之事交由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及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处理。兴许过于忙碌,到平不久的张学良伤寒病发作,5月底住进协和医院配合治疗。期间,吉林发生万宝山租地事件,日本军警挑拨朝鲜排华,刻意升高事态扩大流血冲突。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多事之秋,反复无常的军阀石友三乘机兴兵作乱,突然袭占河北重镇石家庄,东北军再调六七万精锐入关震慑。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蒋介石同样误判形势,继续以“围剿”红军换取日本政府认同,并且大量采购武器示好日本军方。众所周知,武器买卖不同于其他贸易往来,它是一种军事合作关系,仅限定于非敌对国家之间进行。以1930年为例,南京从日本购置的武器总金额为5844543海关银两,占海外军购总金额比率的38%。在蒋介石看来,你能卖我武器,就是不想和我开战,只要两国高层保持友好联系,哪怕关东军铤而走险,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年6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一个名叫中村震太郎的军官,打着农业考察的幌子,带人潜入大兴安岭搜集情报,被兴安屯垦军秘密处决。纸包不住火,日方咄咄逼人,蒋介石痛惜“吾国已不成国”,惟照旧强调“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适逢张作相父亲病逝,返回原籍锦州治丧。9月6日,张学良电告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望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14日,张作相再派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请示具体办法,张学良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东北大事仍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李济川马不停蹄赶回沈阳,但见荣公馆门庭若市,毫无紧张气氛,“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东北局势剑拔弩张,荣臻竟然还有心思为父亲张罗寿宴,前来交涉的林久治郎一脸焦虑:“荣参谋长,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现已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

  一夜巨变,伤痛白山黑水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从仙台调到辽阳,替换第16师团回国休整。板垣出面召开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鼓吹“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的准备”。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少壮派”定在9月底“举事”,具体步骤如下:花谷正负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在靠近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铁路,诬蔑东北军所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以演习为名,一部至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爆炸成功,立马前往北大营“缉凶”;板垣坐镇沈阳,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命令第2师团进攻沈阳城区,再以护侨为名谋取吉林,同时请求日本朝鲜军支援。“少壮派”还从东京兵工厂偷运两门240毫米榴弹炮,放列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兵营内,并对沈阳附近的重要目标进行了实地测量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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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件中,日本侵略军炸毁铁路地点。该图为修缮后补拍,图中标记点为日军炸毁处

  辽宁从此极不安宁,臧式毅得到奏报,日军近来演习频繁,仅沈阳一地,7月份就有9次。8月20日,奉军原军事顾问、熟悉东北内情的本庄繁接任关东军第9任司令官,他对“少壮派”的秘密计划或许不完全知情,但丝毫没有消除战云的意愿,“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林久治郎觉得不对劲,“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东京听到风声(电视剧),不紧不慢指派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实地了解情况,哪里晓得建川本身就是板垣一伙。“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接到内线消息,板垣、石原恰巧陪同本庄走访基层部队,板垣借口迎接建川暂留沈阳,石原跟随司令官返回辽阳。

  9月18日晚上,王以哲和几位团长均归宿在家,唯有赵镇藩留守营中。借着夜色笼罩,独立守备第2大队一小队日军引爆炸药,一声霹雳似巨响,一段一米多长的钢轨和两根枕木腾空飞溅。所谓“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第3中队照着“剧本”率先攻向北大营,两门240毫米榴弹炮瞄准(电视剧)发射,炮声和火光划破沈阳夜空。此刻,张学良正在北平华乐戏院请英国公使蓝浦生观看京剧演出,“约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别蓝公使归返协和医院。”荣臻传达“不抵抗”指示,赵镇藩觉得碍难处置:“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第621团住在北大营最西边,官兵们仓促得连衣服都没得及穿好,日军即用刺刀猛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出,有的越窗而逃”。第620团第3营第9连自发完成集结,团附朱芝荣跑出来喊停:“都给我回来,旅长电话重申,叫队伍不要动,等候交涉,日本人如果进来,要什么给什么。”连长姜明文脱口问道:“要命也给吗?”朱芝荣也挺无奈:“这是旅长的命令嘛!”23时许,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急匆匆赶回营中,“等候交涉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日军起先并不敢大胆挺进,只以猛烈炮火恫吓。板垣只求速战速决,断然电令独立守备队第2、第5大队和第2师团步兵第29联队加入北大营、沈阳战斗。本庄繁闻讯并未深究,只表现出些许犹豫,很快默认了板垣、石原等人的独断专行,认定“日华军队冲突,咎在彼方”。19日凌晨1时40分,荣臻担心独立第7旅失控(电视剧),示意“必要时可向东面移动移动”。王铁汉记得很清楚:“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赵镇藩行动稍迟,激战至3时许,日军从南面攻入营垣,当即指挥旅直属部队反击,直到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方才部署突围。事后统计,独立第7旅官兵148人死亡,186人负伤,坦克全部丢光,33门迫击炮和平射炮、112挺各式机枪、1302支长短枪支落入敌手。另据日方记载,关东军死伤25人,代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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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前后,荣臻(后投敌)、王以哲化装逃出城外,臧式毅不愿一走了之,被软禁数月后选择“合作”。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铁骨铮铮,要求公安各分局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部分警察尽忠职守,零星战斗有所持续,日军调来坦克冲击公安总队部大门,眼看大势已去,黄显声只好以分局为单位实施撤离。

  沈阳彻底沦陷,损失不计其数,仅以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支、机枪2500余挺、大小火炮近600门。尤为气愤的是,东北军260多架飞机事先竟不知转移关内,悉数成了关东军的战利品。10月上旬,独立第7旅辗转到达锦州,王以哲见到赵镇藩,行了一个标准鞠躬礼:“当初要是听了我的话(指把枪放入库房)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吉林开城迎敌,熙洽引狼入室

  沈阳一夜变色,张学良致电张作相等军政长官:“日方宣传因我军袭击南满路,故日军施行追击,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我方关念国交,亦未与之抵抗,现正进行交涉中,务仰严饬所属对此事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无益,至嘱至要。”吉林省城驻有独立第25旅两个团,以及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9月20日下午,熙洽以张作相名义发出命令,略谓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等待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格约束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态扩大,着驻省城各部即时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

  卫队团编制大、装备好,加强有骑兵营、炮兵营、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等,团长冯占海提出异议:“应当命令驻长春、吉林各部队向日寇反击!”熙洽态度冷淡:“我奉电令避免冲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冯占海追问:“此系奉到何人电令?”熙洽故作神秘地:“此电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此时不便告知,日后你会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击。”冯占海将信将疑:“日军未到,因何将部队撤出省城?”熙洽并不回避:“我准备跟日军交涉,和平解决吉林事件。”冯占海不服气:“日寇侵占我国土,我们可以命令部队抵抗!”熙洽忙说:“年轻人光凭血气,太不量力,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这样吧,万一谈判不成,我再找你抗日。”

  连哄带骗,熙洽又电报张作相,说什么“总以免去战祸,导入交涉正轨为要;即令驻省各部向西乡一带暂避,幸均无事”;背地里派人赴长春面见多门师团长,利用日本求学时代的师生关系套近乎。省府委员诚允不失民族气节:“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秘书长潘鹗年、实业厅长马德恩等人亦不同意。熙洽置之不理,场面尴尬,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海铁路总办李铭书趋炎附势:“日军打不得,和平为上策。”张作相人在锦州,加上平日过于信任熙洽,关键时候竟也拿不出力挽狂澜的办法。

  关东军轻取北大营,日本朝鲜军如约出动独立混成第39旅团前往沈阳支援。林久治郎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柳条湖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行为”,日本内阁会议坚决不同意扩大事态,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严令朝鲜军停在新义州境内。依照日本宪政体制,海外用兵涉及经费核定,在军事首长向天皇请示前,必须经由内阁会议通过。援兵不至意味着无法扩大战线,事变当天抵达沈阳的建川给出解套办法,消除东京方面的顾虑,放弃直接占领满洲的腹案,军事行动暂时控制在哈尔滨以南。21日午后,朝鲜军先斩后奏,下令独立混成第39旅团越境直趋沈阳。消息传来,第2师团只留一部驻守沈阳,主力当天傍晚即兵不血刃踏入吉林省垣。熙洽开城迎敌,但对全面取代张作相有所顾虑,多门不由分说:“叫你当省长你就当,否则对你不客气,限你几分钟考虑。”

  据日本驻吉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说法,熙洽原先打算谨慎地阐述吉林立场,但对方根本不允许讨价还价。23日15时,第2师团几个参谋甚至拿着手枪蛮横威胁:“你要宣言独立还是要死?”另据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的调查报告,熙洽当时坐在安乐椅上度过了一小时,期间不断地扇着扇子。冯占海对此并不认同:“熙洽接受多门指示,宣称出于免去战祸,把原有军政两署撤销,合并成立一个吉林长官公署,胡说这是权宜之计,等将来中日事件和平解决后,仍请张作相回任。”28日,吉林省正式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不少军政要员跟随熙洽叛国投敌。李杜、冯占海、邢占清等爱国将领一腔热血,先后举旗抗日。在张作相的支持下,诚允一度建立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

  时光飞逝,九一八事变过去整整90年,当人们还在争辩到底谁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时,有些问题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不抵抗”实乃南京中央与东北地方面对关东军“胡来”的应付准则,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且都深信无论日本政府还是国际社会,事后总能起到刹车片作用。不过面对日军挑衅,东北军的反应多种多样:投降,比如防守营口、安东等地的军警;逃离,比如北大营的多数军人;边战边撤,独立第7旅第620团属于此种典型;积极抵抗后突围乃至不惜牺牲,主要反映在长春宽城子、南岭守军和负责沈阳治安的部分警察。由此可见,前方将领解读、执行不抵抗命令因人而异,说明这道命令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结果却成了无数“拒战”行为的遮羞布。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张学良晚年坦言自己判断失误,低估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一连串矛盾纠纷的情感宣泄,“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我没把日本看透,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

  张学良没有看透的还有东北军的整体忠诚度。10月初,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东边镇守使于芷山相继率众投敌,至此,事变爆发仅仅过去半个多月,东北军变节人数接近9万人,几乎占到东三省驻军总数的一半。难怪王以哲后来噙着眼泪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们不理不抵抗命令,全旅团结一心,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确实,假如东北处处皆是宽城子和南岭,黑土地的抗敌局面势必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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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日军占领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摄于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彻底沦陷,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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